主题：【原创】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时期1978–1992年（未完） -- 蛋疼的蛋蛋

包干到户、村社分设

1977年11月15日，安徽省在时任省委第一书记万里的推动下下达了《关于当前农村经 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允许和 鼓励社员经营正当的家庭副业，对收回的“自留地”，要按照政策规定如数退还给社 员”等内容，安徽省再兴农业改革。1978年安徽遭遇大旱，省委决定允许借地给农民 种“保命麦”，9月，肥西县山南公社黄花大队与山南公社馆西大队小井庄生产队借此政策 搞起实质“包产到户”，12月凤阳县梨园公社严岗大队小岗生产队决定“包干到 户”。

需要注意的是，虽有省委领导人万里推动，但不管在党内还是学界中这块内容仍然被认为是 农民先导和主导，学者高王凌将农民主导的软性反抗觉悟称为“反行为”。笔者认为，这 种“反行为”实则是中国各行各业至今仍然具有的普遍现象，有时民间俗称“潜规则”。关 于这方面的研究可能会在相当多的层面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希望有相关人士从事和深入此项 工作。

“统购统销”政策实际上是国家吸纳农村产出以支持“工农业剪刀差”的正常运作：国家财 政以相对低价格收购农村农副产品，获得剩余以补贴城镇职工及工业，使城镇职工可以保有 相对低的工资（这种做法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其实是提高相对剩余价值。），同时国家也可 在自身维持的农副产品价格低价状态中获取相对于自然经济价格的利差去发展工业。毛时代 尤其侧重重工业，邓时代减弱了对重工业的扶持力度。根据薄一波所说，统购统销造成的财 政缺口是巨大的：

（统购统销）第二年（即1954至1955年度），即赔了2.5506亿元。随着粮食经营费用的增加和购销价格“倒挂”现象的出现，亏损越来越大……1987年达276亿元，1988年突破300亿元，成为国家财政的一大包袱。

1978 年开始，在统购统销的大框架下政府对粮食价格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粮食市场 出现松动，市场机制在小范围内开始发挥作用。国家调整了1966 年以来长期未动的粮食价 格，统购价格提高了 20%，超购部分在此基础上再加价 50%。粮食的提价大大刺激了农民 的生产积极性，粮食产量大幅提升，长期以来粮食供需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代表自由市场机 制的农产品集贸市场开始出现。[3]

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从理论、舆论、政策上确立和巩 固了“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实行政社分设。”原来三级所有的公社、生 产大队和生产队集体组织被取缔，建立乡政府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的村民委员 会。11

合同定购制、农业价格双轨制

即使是“包干到户”这种落后小农经济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国家在1984年这个“特大丰收 年”已经无法去完成全面的“统购统销”了，卢迈说“中国在1984-1985年左右形成了第一次 粮食生产过剩的局面”。粮食大丰收反而使国家财政雪上加霜，为减轻此时财政负担，“将 市场风险转移给农民”，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由 农村转向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定购以外的粮食 可以自由上市；逐步放开生猪、水产品和大中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价格。农产品实行政府定 价和市场定价并存的“价格双轨制”，“逐步缩小合同定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城市应继 续办好各类农产品批发市场和贸易中心；发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内容 就是粮棉的合同定购制。

定购价格按“倒三七”比例计价12。由于“倒三七”比例加价小于（原统购统销中）超购 加价对农户生产行为刺激，以及经济作物的相对价格较高，这一时期的粮食生产出现徘徊 不前。[4]

国家定价是稳定农民预期的重要手段。1985年和1993年我们尝试将计划价和市场价并 轨，实际上是在粮食供大于求的形势下将市场风险转嫁给农民 ，这是当年粮食减产的重要 原因之一。[5]

“合同定购”没有改变指令性计划收购的性质，未相应取消统销制度。“到了1986年左右， 粮食市场调节的范围已占常年商品粮的60%。”，此一政策导致国内粮价上升过快。为应对 双轨制中农民生产积极性减弱和粮企政策性亏损（粮企对农民超出合同定购数量的粮食份额 实行议购价，议购价高于粮企销售给城市居民的统销价。），1986年10月14日，国务院发布 《国务院关于完善粮食合同定购制度的通知》。通知中对农民的优惠政策：超额部分实行议 购价——“从一九八七粮食年度开始，国家对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外的粮食，实行随行就市， 议价收购，让农民从多卖议价粮中增加收入”，粮棉三挂钩——“一九八七年中央专项安排一 些化肥、柴油与粮食合同定购挂钩……国家对合同定购的粮食发给预购定金，由粮食部门按 合同定购粮食价款的20%发放，在农民交粮时扣还，利息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央对地方 和粮企的优惠政策：“中央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定购任务仍按九折包干，即90%的部分 按“倒三七”比例价结算，其余10%按‘议转平’价结算。国家弥补平价粮食收支差额所需 要的粮食，用‘议转平’的办法解决”。

1985年后的几年，政府只是取消了粮食统购，而未相应地取消粮食统销。于是，出现了两 个倒挂：一个是粮食统销量大于定购量，另一个是统销价低于议购价13。而倒挂只能由通常所说的“议转平”来解决，即 数量差额由议价粮转为平价粮来弥补，价格上的差额则由财政补贴。这使得财政对粮食的 补贴金额越来越大，统计资料显示，1986—1991年国家财政用于粮、棉、油价格补贴总额高 达1363亿元，约为同期财政农业支出的80%。

为了扭转粮食生产下滑趋势，国家重新加强了对粮食生产和流通的干预。 到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 民交售粮食以强制性）。同时，国家也采取了投入补贴措施扶持粮食生 产。[4]

1989年，在通货膨胀严重以及粮食供应减少的情况下，实际定购价格与实际市场价格分别向 下跌与上涨两极扩张，价格差异过大14，农民不愿卖粮给国家，国家收购粮食出现困难。 以1990年，“合同定购”被定义为“国家定购”——提高部分农产品定购价，同时赋予农民交 粮以更多强制性，同期建立国家粮食专项储备制度，并成立国家粮食储备局。

关于粮价大幅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目前国内主要存在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粮价上 涨导致通货膨胀，也就是说粮价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主因。第二种意见认为粮价上涨只不过 是通货膨胀的先行军。不管是哪种意见，无法否认粮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强相关。另外，因 这时期价格改革包括粮价、工商、信托及货币发行各方面，所以可以退一步认为是国家价 格改革导致这一时期全国严重通货膨胀[6]。

1989年，李鹏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培育市场体系,发展生产资 料批发市场,试办期货市场”。期货市场第一次写入官方文件中,并作为培养市场体系的重要 内容提到实践日程。1991年3月，中国第一个粮食批发市场——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签订了第一 份小麦的远期合同，标志着中国期货交易的开始。[3]

根据农业经济专家15的研究，1978到1985年城乡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 从1985年起扩大。1989年到1991年农民收入增长基本停滞，城乡收入差距又恢复到1978年 以前的情况。1993年以后，由于国家提高粮食价格、乡镇企业增长快、外出务工人口收入 增长等原因，农村收入增长较快，但在城市劳动力大量剩余的情况下，这一势头正在改 变。[7]

陶昌盛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年份物价指数折算了大米、小麦、玉米的实际定购价和市 场价，结果表明三种农产品实际定购价在1987-1993年基本无波动，且均低于1985-1986年定 购价。[3]

三农问题是一个实践上的大难题，涉及工农业剪刀差、剩余劳动力、城乡流动、阶级固化等 问题，它在数年内长期困扰着中国。1992年底，统购统销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时至今日，我 们已经开始了农业工业化的道路，有的旧问题转换了表现形式本质未变，有的旧问题被解决的同 时带来了新问题，我们放在文后再讨论这两个节点吧。

乡镇企业

1984年3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农牧渔业部和部党组《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 告》，并同意报告提出的将社队企业名称改为乡镇企业的建议，提出发展多种经营，乡镇企 业是多种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乡镇企业有利于以工补农，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减轻城市 压力等，乡镇企业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指出，对乡镇 企业实行信贷、税收优惠。鼓励农民发展采矿和其他开发性事业；鼓励技术转移和人才流动， 城市的各类科学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同意，可以停薪留职，应聘到农村工作。放活农村金融 政策，提高资金的融通效益，农村信用社实行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积极发展和完善农村合作制

　1990年2月12日，农业部公布《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及附件《农民股份合作示范章 程》，６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发布， 这两个法规为乡镇企业的发 展提供了法律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