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shua Freeman:巨兽兴亡录 -- 万年看客

如果说兴建巨型苏联工厂殊为不易，那么让这些工厂顺利投产的难度则更有过之。苏联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大规模采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作法来实现飞跃式的现代化，不必像美国与西欧强国那样经历长期工业化进程就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工厂的投产则是检验这一理念对错与否的时刻。率先接受检验的正是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事实证明，斯大林在1930年6月发来的贺电实在是把话说得太早了。他祝贺拖拉机厂的工人们终于开始了年产五万辆拖拉机的事业，但是在刚刚投产之后的一个半月时间里，这座工厂总共生产了五台拖拉机，在最初半年里生产了一千台多一点，1931年全年的产量也只有18410台。工厂开工时，设备并未完全运达，已经运达的设备也尚未全部安装到位。但是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绝大多数苏联工人与管理者都完全不具备基本工业流程的经验。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投产后的第一个夏天，玛格丽特.伯克-怀特进厂参观，注意到“俄国人并不比一群小学生更懂得如何使用传送带。”在车间里，“生产线往往一动不动，车间半截腰的位置摆着一台装配到一半的拖拉机，一个俄国人正在这台拖拉机边上拧螺丝，同时还有二十个俄国人站在他身边围观、闲聊、抽烟、争论。”*

*【当然，这一幕完全有可能事出有因，只不过伯克-怀特与其他美国观察家们不懂俄语，因此才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受聘协助生产以及向俄国劳动力传授必备技能的美国工人、工程师与管理人员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亨利.福特宣称只有采用无需进一步打磨的标准化零件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刚刚投产就让这一主张经受了试炼。工厂里为数不多的俄国熟练工都是手艺人出身，习惯了对零件进行精加工。瓦西里.伊凡诺夫整天在工厂里跑来跑去，只要看见有人拿着锉刀蹭零件就是一顿痛骂（平心而论，这些零件大概确实没能做到完全可互换——福特的高地公园厂区直到1918年还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像斯大林主义者的惯常做法一样，伊凡诺夫也采用战争的比喻来形容当前局面：“这是我们与‘亚洲式’手工作坊工作法的第一次交火。”——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习惯于将亚洲等同于落后，将欧洲等同于现代化。不过非熟练工导致的问题还要比熟练工更严重。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刚刚从小村小镇来到城里，长这么大就连电话机都没见过，更不用说精密机床了。美国机床制造商弗兰克.霍尼这样形容第一位被送到他手下接受制造弹簧培训的苏联工人：“一看就是个农民……穿着一身怪里怪气、土得掉渣的衣服。”像这样的工人根本不懂得最基本的工厂操作流程。崭新机器的昂贵轴承没用几天就要报废，因为他们不知道不能让润滑油沾染脏土。他们的工作纪律十分稀松，经常无所事事地一站就是半天。工厂里的工人总数很快就达到了一万五千人，所有人都要学会如何正确操作精密而又复杂的机器。培训新劳动力的过程既缓慢又费事，尤其是因为美国教员必须借助翻译才能传达自己的意思。

除了劳动力素质的问题以外，苏联还缺乏福特主义赖以为根本的完善供应链。高速车床对于加工钢材的参数要求非常严格，但是当时的苏联不管什么样的钢材都非常缺乏。就算拖拉机厂费尽心思搞到了钢材与其他补给品，这些钢材的成分与质量也往往参差不齐，致使次品屡屡出现，车床经常受损，工期一再延误。此外福特主义还需要复杂的配合，而苏联管理层同样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工人与经理们整天开会磋商，但是物料依然不能在必要的时间运抵必要的地点。随着提升产能的政治压力日益加剧，一五工业化计划的总负责人、时任苏联重工业人民委员的格里戈利.奥尔忠尼启则亲自来到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视察情况。事后他在汇报中声称：“我所见到的不是速度，而是一团乱麻。”

情急之下，斯大林开始亲自过问工厂的日常生产数据——由此可见这座工厂在苏联人眼中与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一系列人事调整也很快出台。伊凡诺夫遭到解职，继任的苏共官员具有更丰富的技术知识，并且与一批新来的顶尖工程专家展开了合作。苏联汽车信托基金会又派遣了一位专精流水线作业的专家来到斯大林格勒试图理清当地的乱局。为了建立工作秩序，原本的三班倒工作制也被削减成了一天一班。最终生产情况确实逐渐得到了改善，尽管产品质量依然存在问题。取得进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们在工作当中逐渐积累了经验，也通过大规模培训与教育逐渐掌握了此前并不具备的技能。那位刚刚来到弗兰克.霍尼面前接受训导时被霍尼视为土老帽的农民最终成长为了一名熟练工，后来还成为了弹簧制造工段的工段长（不过早期受训工人得到快速提拔的情况也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为了填补他们身后留下的空缺，还需要花费气力培训更多的工人）。1933年上半年，工厂生产了15387辆拖拉机，取得了可观的进步。但是此时已经是工厂投产的第三年了，年产量依然远远达不到“五万枚炸毁资产阶级世界的炮弹”的程度。

在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厂里，经理们都在试图避免斯大林格勒那边的起步问题。他们派遣了上百名工人前往底特律学习福特公司的生产技术，同时又招募了上百名美国工人到苏联帮工。（苏联冶金女工在福特工厂里学习热处理法的场景登上了《纽约时报》的头版，延续了美国记者与工程师们对于苏联蓝领女性的无尽兴趣——这些女工从事的工作在美国一直严格限定于男性。）下诺夫哥罗德汽车厂的产量开始逐渐上升，一开始还只能组装从底特律送来的汽车与卡车零部件，后来就逐渐具备了现场生产零部件的能力。尽管如此，工厂完全发挥出预计生产力所耗费的时间还是比预期更长。一部分问题确实要归结于供应短缺与管理能力低下，但是更大的障碍依然在于劳动力短缺，尤其是熟练工短缺，以至于就算供应与管理层面的条件尽善尽美也依然无法实现快速起步。这座工厂很快就会被命名为高尔基汽车厂，论规模要比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更大。全厂工人共有三万两千名，其中有过工业经验或者任何门类工作经验的工人却寥寥无几。工厂开门的时候，60%的工人小于二十三岁，三十岁以上的工人还不到20%，将近四分之一的体力劳动者是女性。乍一看去这座工厂像极了早期英国或者美国的纺织厂，完全是年轻人的世界。

新工人与外国老师们面对着艰苦的环境。宿舍区的条件十分简陋，美国人的住宿条件比苏联工人也好不到那里去。一日三餐基本上见不到鱼肉果蔬，只能啃干粮。1933年，底特律的工会活动家维克多与沃尔特.路瑟兄弟来到高尔基汽车厂担任工具与模具制作技师，当时厂区的大部分车间里都没有暖气。兄弟二人只得在远低于冰点的环境里工作以及传授金属精加工技艺，干一小会儿就得跑到专门的取暖室里暖手。就像在斯大林格勒一样，为了提升产量，高尔基汽车厂很快就承受了越发沉重的政治压力。甚至早在工厂开张之前，无能就成了入刑的罪名；九名苏联管理人员遭到了美国工人与技术专家的投诉，然后就因为“故意怠工与压制生产”遭到了审判。九名被告被押赴莫斯科接受了公审，旁听人员足有几千人。不过最终的判决结果倒是很轻——最重的判罚也就是罚没两个月的工资——因为公审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警示其他管理人员。工厂投产三个月后，奥尔忠尼启则在政治局同事拉扎尔.卡冈诺维奇的陪同下前来参观。两人严厉批评了当地党员与工会成员胡乱指挥以及中伤工程技术人员的做法，致使厂里以及地方上的一批党政干部遭到了撤职。

就这样，高尔基汽车厂的产量逐渐提升了上去。这一成绩的取得一方面体现了年轻工人们掌握新技能与拥抱全新生活方式的坚定决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们不惧艰难困苦的顽强毅力。路瑟兄弟在高尔基汽车厂一共工作了十八个月。当他们打道回府的时候，大多数其他外国工人都已经回国了，苏联工人的技能水平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居住区的食品与消费品供应都更加充裕，汽车与卡车也源源不断地驶离了流水线。《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沃尔特.杜兰迪是斯大林主义工业化的热情鼓吹者，他宣称自己有信心看到高尔基汽车厂不用多久就能实现全速生产，并且嘲讽道“外国批评家们有时无法理解今日俄国的两项基本情况——首先，俄国人具备爆发巨大能量从而完成看似不可能的任务的惊人能力；其次，俄国人的学习速度极快。”1939年，奥斯丁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回到自己曾经工作过的苏联厂区时都被眼前的景象惊得“目瞪口呆”。围绕着他们协助建造的核心居住区已经出现了一座足以容纳十二万人的城镇，硬化路面的两侧满是六至八层的公寓楼，“鲜花的数量也不少”，而且居民们“气色普遍比当年好多了。”随着苏联逐步培养起自己的技术工人骨干队伍，其他工厂的起步也越来越容易了。1931年秋天，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正式投产，一大批来自斯大林格勒的熟练技工随即被调拨过去帮忙。此外哈尔科夫拖拉机厂也用不着一上手就生产出715件用来装配拖拉机的定制零件，而是可以先通过组装现有零件来进行生产——这些零件同样来自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建设与最初运行的确十分艰难，但要是与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厂区相比的话，前者简直可谓顺风顺水。革命之前的俄国钢铁工业规模很小，一五计划则号召要显著增加俄国的金属产量。这一努力的核心在于在乌拉尔山以东四十英里左右修建一座巨型集成化炼钢厂。厂址附近有两座富含铁矿石的矿山，足以影响罗盘的偏转，以至于被人称作磁山。与工厂一期兴建起来的城市也因此得名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根据有些人的说法，斯大林了解到了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美国钢铁公司厂区之后亲自下令要建设一座同等规模的钢铁厂。就像加里厂区一样，斯大林心目中的钢铁厂也要覆盖炼钢生产的所有阶段，包括高炉、平炉、转炉、轧钢厂以及其他负责精加工的厂房，此外还要有一座炼焦炉以及利用炼焦副产品进行再生产的化工设备。与加里不同的是，这座厂区还有自己的铁矿供应。某苏联期刊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称作“一五计划的魁伟巨人”。但是这片厂区也只不过是更宏大的“联合企业”项目（Kombinat）的组成部分而已，这个项目将多家功能相关且地理位置相近的设施归拢在一起，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亚中部的库兹涅茨克——炼钢所需的大部分煤炭都来自这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西北方向120英里的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也是这套联合企业的一部分。就连其他一些名气没那么大的联合企业项目也具有惊人的体量，例如位于车里雅宾斯克以北的下塔吉尔火车工厂。这片厂区自1933年开始兴建，是二五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厂区占地面积广大，雇佣了四万名工人，也有自己的高炉与平炉。

外国专家同样协助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设计，但是与斯大林格勒或者下诺夫哥罗德不同的是，这里并没有单独一家公司协调整体设计，以至于闹出了一大堆后续问题。1927年，苏联政府找上了芝加哥的弗里恩工程公司担任冶金工业发展的总顾问，这家公司完成了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最初计划。接下来苏联人又雇佣了克利夫兰的阿瑟.G.麦基公司来完成总体设计，但是这段合作后来闹得很不愉快，因为阿瑟.G.麦基公司无法按照苏方要求的速度提交设计方案。于是苏联人削减了这家公司的设计权限，又引进了其他几家美国与德国公司。此外多家苏联设计局也参与了进来。美国人约翰.斯科特曾经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了五年。用他的话来说，像这样群龙治水的局面最终使得各种设计元素“往往极不协调”，大大延后了项目的开工时间，并且显著延长了施工时间。不过就算筹划工作进行的更有条理，厂区的规模以及各种困难也会使得苏联人口中一直保持至今的“超美国速度”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刚开始施工的时候，现场完全就是一片白地，没有楼房，没有公路铁路，没有电力，有水但是不够多，没有树木或者煤炭可供取暖或者提供能源，附近没有食物来源，距离最近的城市也依然很远。苏联官员与外国专家们必须在一片尘土飞扬的荒原上凭空变出一座大型工业企业，而且还要克服乌拉尔山以东的恶劣天气。这里的夏季很短，苦寒的冬天却极其漫长。1月与2月的平均气温低于华氏0度，某些冬日清晨的温度甚至能达到摄氏零下35度。约翰.斯科特此时是高炉工地上的一名电焊工，他曾亲眼见过一名铆工冻死在手脚架上。*

*【除了斯科特以外，许多援苏美国人对于苏联的最深刻印象都是寒冷。比方说有一位维克多.赫曼，他在苏联创下了跳伞高度世界纪录，被誉为“苏联林德伯格”；接下来他又因为拒绝加入苏联国籍而被投入古拉格，获释之后一直在苏联滞留到七十年代才得以回国。他在少年时期跟着父亲来到高尔基汽车厂，并且参加了在克林姆林宫举行的首辆汽车下线庆祝会。进入克林姆林宫之后他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宴会厅里有多么温暖。这时他才意识到这还是自己来到苏联之后第一次“感到全身暖和”。】

就像最早的英国纺织厂厂主一样，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经理们也必须从头招募一直劳动力队伍来建设与运作厂区——1938年这里共有职工两万七千人——并且在一个完全隔绝、从未集中过大批人口的地点为他们提供食宿以及满足其他一切需求。有些工人是自愿前来的，要么是怀抱着跨越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热情，要么仅仅是打算逃离家乡的小村庄或者更加恶劣的环境。也有些工人来自其他工厂，被各自的领导调拨过来，无论他们乐意与否。但是仅凭这些人还不够，尤其是因为他们来得快走得也不慢。这里的生活条件的确极为艰苦，工作环境也确实极其恶劣。因此就像早期英国纺织厂主一样，苏联人也不得不大量采用了不自由的劳动力。苏联人在修建许多大型项目的时候都动用过强制劳工，例如车里雅宾斯克拖拉机厂与第聂伯河大坝，更著名的案例还有几乎完全由劳改犯开掘出来的白海-波罗的海运河。根据斯科特的估算，在三十年代中期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共有五万名工人受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秘密警察的控制（1934年之后则由人民内务委员会接手），这些人当中的绝大部分从事的都是非技术类的粗活重活，不过也有一小部分人在炼钢厂工作。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现实甚至要比最早的英国纺织厂更加激烈地驳斥了工业化、现代化与个人自由之间的简单关联性。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强制劳工可以分为几大类。人数最多的是一般犯人，大约有两万左右，这部分人的刑期大都不算很长，住在定居点里（少年犯还有一处独立的定居点），定居点四周围着铁丝网。他们每天在看守的押送下前往工地。人数第二大的群体是在土地集体化运动期间失去土地的富农，他们也被放逐到了这座钢铁之城。1931年10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大约有一万四千名富农劳工，这些人的随行家属人数更是他们的一倍。这些人同样居住在“特殊劳工定居点”里面，一开始营地周围同样拉上了铁丝网。即便按照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标准，这些强制移民的生活条件也十分骇人。情况最恶劣的时候，在三个月时间里就有775名儿童死在了定居点里面（不过大部分针对这些工人的限制到了1936年都放松了）。最后还有一批出身于沙俄时期的资深工程师与技术专家，他们都背负着各种罪名，但依然担当了技术顾问的角色，而且尤其是在工厂建设早期还占据过责任相当重大的岗位，除了法律地位低人一等之外，与其他管理人员几乎没什么区别。

苏联国安部门与速成工业化之间历来纠缠不清，利用劳改犯来搞建设只是这段关系的一部分。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随着建设与生产当中的困难层出不穷，人民内务委员会也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了工厂运作当中，成为了无所不在的阴影权威，压过了工厂管理层，压过了地方政府，有时甚至还能压制住当地党委。计划不精，管理无能，工人未经培训，物资与运力短缺，基于政治压力而发动的短期突击建设对于机械与工人的磨耗，这些病根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而人民内务委员会则越发将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有人背离了党的路线，刻意搞破坏，甚至与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委员会声称所谓的“托洛斯基派-季诺维耶夫派核心”与“波兰军事组织”都躲藏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暗地里兴风作浪。自从1936年开始，一切生产事故都会被当成刑事案件加以调查。斯科特评论道：“他们通常总会将错误的人抓去受审，不过这一点在俄国相对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事情在于技师与工人都开始看重与正确估量人命的价值了。”不过与此同时，苏联警方与司法部门对待工人与管理人员的手段却变得越发不羁起来，逮捕、采用“肉体措施”的审讯、捏造证据、拘禁乃至死刑都成了家常便饭。任何切实的失误或者委员会眼中的过错都会被视为叛国与反革命行径，无论工厂的顶层领导还是党政干部都会因此而跌入深渊。到头来甚至就连人民内务委员会驻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领导班子也在自己释放的恐怖面前沦为了被打倒的对象。尽管确切人数已不可考，但是根据斯科特的说法1937年一年间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足有“上千人”被逮捕。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里去。1938年上半年，高尔基汽车厂共有407名专家遭到逮捕，包括几乎所有曾经前往底特律受训的苏联工程师与依然还在工厂里工作的少数美国人。

身在现场的斯科特满眼都是妨碍生产的指控、反指控与莫名其妙的逮捕。不过他的视角毕竟受到了处境与眼界的限制。总体而言，随着管理人员与工人逐渐掌握了工作要领，供应与运输方面的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厂区的各个组成部分也陆续投入了生产与使用。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铁矿石产量、生铁产量、钢锭产量与轧钢板产量都开始稳步上升。苏联在三十年代兴建的巨型工厂当中有一部分从未达到预计产量，但是总体而言，一五计划（提前一年完成了全部预定建设目标）以及其后的二五计划的确跨越式地提升了苏联的工业产能。不同来源的估算结果各有差异，但是在1928年到1940年之间苏联的工业产能至少提升到了一开始的三倍半，还有些估算结果干脆认为翻了六番，其中重工业成长最为显著。首先钢铁产量翻了四番还多。1928年到1937年，苏联的机器制造数量翻了十一番，军械产量翻了二十五番。到二五计划后期，苏联汽车年产量接近了二十万辆，发电量翻了十一番，交通与建设项目同样发展极大。相比之下，消费品生产在一五计划期间并不占据优先位置，因此产能增长相对有限。斯大林在1929年宣称“我们正在成为金属之国、汽车之国与拖拉机之国”的时候还有些操之过急，但是十年之后这番话就已经很贴近事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