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一个家族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流动小例子 -- flyingcatgm

杨松林的《总要有人说出真相》中提出三年困难时期户籍统计的疏漏是造成当时人口统计失真的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反对者如杨继绳等人则是坚持当年执政能力强，户籍统计不会出大问题（这是我的理解）。两者谁对谁错我暂时无力下结论，但我妻子家族在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流动可以当个小例子拿出来说说。

如我上一篇主贴说过，我妻子的爷爷姓崔，本住在河北文安，在抗战时参加斧劈日寇的战斗，随后由于鬼子的疯狂报复，县大队解散，老爷子逃到吉林投奔他闯关东的伯父。抗战结束后老爷子回到河北文安接着居住，但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在文安实在撑不住了（我岳父回忆他当时只是六七岁的小孩子，亲眼看见家里的粮只剩下小半口袋），于是全家逃荒再次闯关东，而且不仅是他一家，崔氏一族能有几十口人都奔在吉林务农的伯父去了。当时吉林的农村也早已实行了集体制，几十口人同时过去估计一下子也没那么多现成地可分，但伯父之前已经自己开了一大片几十亩的荒地，种上粮食蔬菜，岳父说那片荒地可把大家给救了。之后崔氏一族就在吉林农村正常落户生活，加入了当地的农业生产队该干嘛干嘛，同时自然也变成了河北文安县统计数字中的“三年困难时期减少人口”。

题外话，那位伯父一辈子无儿无女，七十年代年老体衰时被生产队列为五保户，集体供养，指定一个侄子专人照顾，74年安然逝世。比起现在农村孤寡老人要依赖“绳儿子，药儿子，刀儿子”的报道来，可见当年集体制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是实实在在的。他老人家当年开的那片荒地，据我岳父说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不久就荒废了（地太远，条件不好，只能是荒年应急用）。但留下一个地名“崔家窝棚”流传至今。

另外，我妻子的姥姥家当时在鞍山，姥爷是大学教师，姥姥是医院干部，虽说成份不好（家庭成分大地主，还有台湾特务的海外关系）仍享受每月三斤鱼，三斤糖的特供。但姥姥回忆当时医院也有人饿得揣着城市户口跑农村，因为农村反而有粮食。等困难时期结束了，想再带着城市户口回鞍山，对不起，回不来了，只能留在农村。这应该也是杨松林说法的一个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