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究竟是人不守序了？还那个序人不该守？ -- 给我打钱87405

以下为随笔。

城市的市，大有来头。

众所周知，市场这个存在，在儒家思想中地位是很低的。当然，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并非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产物，而是由来已久——或者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讲，“商”历来就是不受待见的，有人说，这是因为周代了商。

据史料记载，我们今天说的市场，在西周时叫坊市。何为坊？就是用街道将城区切割成若干方块，一个方块称之为一坊。坊市，就是专门用来从事商贸活动的方块。

在西周坊市周围用墙体加以封闭，既与居民区做隔离，也可禁止非法商贩入市交易——坊市设有市门，供出入用。坊市设有管理官员，最高管理官员叫司市，他的办公处所叫思，其它官员的办公处年叫次，思和次都设在坊市中心地带一个高出商棚一截的建筑物当中。这个建筑物顶部设有旗杆。旗子升起，代表开市，旗子降下，代表闭市。这就是这一建筑物之所以要“高人一等”的一个原因。

所以后人又将思和次所在的建筑物叫旗亭。后来酒楼、酒肆门口都挂有旗子，就是来自于此，这是后话了。

市场管理官员各司其职，司市主要处理重大事务，一般官员处理普通事务，譬如一般的交易纠纷。一般官员中的“胥”守在坊市门口，是个要紧的职务。据说他往往一手执鞭一手拿尺，鞭用来显示法令的严肃和威慑，尺用来检查入市商品是否合格。

坊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设在城区的北方，这是因为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北方是煞方，不过发展到后来就有所变化了。

到了汉代，坊市又有一个新代号，叫“阛阓”，阛指的是坊市的围墙，阓指的是市门。但旗亭这个叫法还是保留了下来，一直延续到唐。

在我们印象中，唐是一个商业活动高度自由的朝代，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唐中宗就颁布过一道法令，严禁非州县之所开设坊市，意思就是只有州县以上行政机关所在城才可以设立市场。

不过唐朝商业发达倒也不假，在官方认可的坊市之外，还有草市，但草市只能在外城或者城外开设，大概相当于集市。总的来说，坊市始终都是与居民区隔离开来的，即便最简陋的坊市也要在四角立几根竿子再挂上几面旗——不要小看这如同虚设的墙与门，或有人胆敢自私“翻墙”，是要挨板子的，七十大板。

从“市容管理”来看，官方也有严格规定，譬如不得在正铺门前或左右摆设偏铺，这既是为整洁美观，也是为了避免阻塞交通，可不是我们在影视剧中见到的那样，随便找块地就可以吆喝起来做买卖了。

从西周到唐，坊市运营时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中午开市，傍晚闭市。只是唐朝人别出心裁的用擂鼓来通知大家，或许是因为城的规模远远超过了西周，屋檐层层叠叠，巷道曲曲折折，旗子不容易看到了罢。

所以，并不存在夜市——影视剧里的逛夜市的安排往往只是剧情需要。也不是完全没有夜市，在唐朝，一年有一次夜市，那就是正月十五灯节。苏味道有诗《正月十五夜》为证：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电视剧《大明宫词》中，情窦初开的太平公主在正月十五灯节偶遇薛绍，还是相当严谨的。

至唐中晚期，坊市制度退出历史舞台，旗亭也改变了用途，成了为商人提供服务的酒楼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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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称得上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

宋之前，城乡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而自宋起，城乡二元概念正式确立。

尽管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唐是一个极富足的时代，但实际上，工商业的蓬勃发展出现在宋代。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坊市制度的退出，以前的围墙被撤除，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商业大街”出现在宋朝的数座“重量级”的城市当中，譬如北宋国都汴京。

不仅是工商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娱乐业也在宋朝的城市中异常兴旺。一般性的娱乐场所包括浴堂、茶坊、勾栏（类似表演舞台）等，而瓦子则是综合娱乐场所。瓦子往往以一个或者数个勾栏为核心，周边有众多小商品摊档以及街头曲艺、酒楼、妓院等。

当时的汴京有六个瓦子，其中最大的瓦子有50个勾栏，并且这些瓦子多数都是24小时营业的。尽管我们如今无法回到宋朝，但借由今天我们的所见所闻再加 一些想象，不难推测出那时的城市生活有多么的“纸醉金迷”。

这些史实不得不让人产生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城乡风貌？

我个人以为，必然条件有两个，一个是生产力的提升“创造”出了富余的农村劳动力，这些失业的农民如骆驼祥子般涌进城市，成为工商娱乐业巨大的供给方。

另一个则是经历汉唐两代之后，士这一阶层伴随官僚系统的日趋完善不断扩张，成为新的城市生活的倡导者、引领者和消费者。这是一个巨大的需求方。

实际上，看看我们今天眼下的生活，恍惚间有一种梦回宋朝之感：城里的“士”引领着以互联网、移动网的技术核心 的新城市生活，坐在家里买衣服、买牙膏、买一顿火锅，离开了农村的“农”进城当快递小哥。

偶然条件也有的。那就是宋尽管经济发达，但由于失去了一些重要的军事要地，比如宁夏甘肃一带的养马基地，宋的疆域在“汉族的历史”中显然受到了极大的挤压，不得不从北方（中原）广袤的平原地带收缩至南方的丘陵地区。空间上的窄化，带来的是城市人口密度的直线上升，原有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不得不做出重大调整以适应这一变化。

从这两个角度来看，宋的历史，恐怕有一种“不可复制性”。我们今天的城市生活之变化，与宋的城市生活变化，形似，却难以称得上神似。

另外，我们也不难发现，真正的等级歧视出现在城市中而不是农村。

在士、农、工、商这一“排位”体系中，有业之农排在士之后，正因为如此，从西周到唐，城市的重要功能是服务于农业，乃至于天子、皇帝必做的功课就是祈天拜地以得农业大丰收。

而发展至宋，越来越多的失业之农，从第二位滑到第三、四位的工、商，成为城市居民中地位最低的贱民——被称为市井小人。

这似乎是一个重要原因：都是用主义闹革命，盘踞于城市的国民党，败给了以“泥腿子”为主力军的共产党。并不是“泥腿子”们的战斗力有多么 的超凡卓越，而是城市中的等级歧视过于严重。

如果说，在宋之前，商排名最末，是因为不信任，那么自宋起，商排名最末，是因为低贱。

换而言之，或可如此论述：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失败始于宋，因为它没有主动的、友好的、妥善的解决失业农民的“再就业”问题，从而导致原先的友善和谐的“士与农合作体”，裂变成彼此仇恨的“精英与民众矛盾对立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