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太平洋的不太平 -- 本嘉明
(一)
为什么把“楼价”单列为一极?
这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中国把超发货币，基本都驱赶到楼市里沉淀了。中国经济，就是一个“二型糖尿病患者”，楼价就是TA的血糖指标。
血糖超高，这个病人不会立刻就喘不上气来，立刻死掉。但这个病，会造成不可逆的慢性损伤，令你没有未来。
在今天，中国的企业到底需要什么？不再去杠杆，下死命令多少百分比的贷款必须贷给微小企业？进一步给企业减税减负？“法无禁止即可行”？
这些都帮得到企业，但每项好政策只能帮到一部分对路的企业。最普适，最公平，帮到所有企业的，就是降一点楼价（更准确说，降低一点居住和工业用房用电的成本） 。高楼价实际上在窒息中国各实体产业里最好最有活力的那部分企业。
道理很简单，中国最完善的产业配套，都在东部发达地区。不是富士康能留住苹果的心，是深圳的相关产业链。高房价使得强大有活力的产业链癌变，小厂主们经营不下去，技工们也无力安顿家小。
病去如抽丝，解决是谈不上的，缓解的方法，我觉得是两条。一，房产税。二，在矛盾最严重的大都市外围，建设“工人新村”，就是大批廉租公寓（可以先租后买），市政府重点配套城市交通（轻轨，地铁等等）和市政（中小学，医院），供漂来的年轻人/非都市户口的外来工作者及其家属居住，每天靠城际轨道或地铁通勤，能安心在都市里就业。“工人新村”可以出售，但仅限于曾在该市的任一“工人新村”自住满三年的，就是说哪怕你在22岁大学毕业漂过来，找份工，租住了三年，然后走了，10年后再回来，在本市再找到份工作或者创业，凭新的纳税证明和旧的租住纪录，仍然有资格买个单元。没有这个租住纪录的任何人，没有资格买。如果符合资格的人群，购房意愿不强，那么政府继续持有，出租或空关。所以“工人新村”实质上没有进入当地商品房市场，不干扰商品房房价。
（二）
三价一率，率是纲，纲举目张。
这个率，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是我自创的概念。比如说，我们把全中国的非农就业人口统计一下，全职工作的算成一个人，兼职工作的算半个人，得出一个 “总非农就业人口数”。然后，我们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里，选取以下产业：
工业制造业
电力，热力，水，天然气的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
住宿，餐饮业
信息工程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保，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管理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社会组织
以上15个大类，所有注册的法人单位，本年度比上年度的 “资本净增额”总加（当然这个总额有可能是负值，就是今年的总资产量，比上年减少了），去除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就得出一个数值，这个数值或正或负，是“狭义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晴雨表。这个数值说明，全国非农劳动人口工作一年，对本企业产生的绩效体现（企业资产增加）。
这里，我们剔除几个因素。首先，这15个大类里，没有包括房地产业和金融业（但是这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口，仍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因为没办法拆分清楚）。其次，我们统计的是企业或注册法人组织的“资本净增额”，剔除了银行贷款和融资（就是资产平衡表里的负债部分）。第三，我们没有采用各类年度营业额数字（比如出口总额等等），因为这些数字容易失真。第四，我们回避了政府用工（公务员）问题，因为所有公务员固然都计入“总非农就业人口数”，但他们创造了多少 “直接经济效益”，无法统计。
我们就看社会全体劳动者，做死做活做了一年，在实体经济领域，盘子有没有做大，而且是硬核做大（净资产增加额）。
我们这里假定，2019年这个数值是20000，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非农劳动力，工作一年，扣除全部费用（包括企业主或股东的分红等），最后净增加了20000元人民币的企业真实效益（或对应的新增设备/库存原材料。库存未售成品可以加入统计，但必须强行打折）。到了2020年，这个数值上升为20100，说明“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19年提高了0.5%。到2021年，这个数值是19000，那就是“狭义劳动生产率”比2020年下降了5.5%。假如2022年世界经济大危机，这个数值变成-1000（平均每劳动者净亏1000元），那就是比2021年下降了-105%（凡是超过-100%，就是逆转为净亏）。
“狭义劳动生产率”在逐年小幅上升（因为有通货膨胀因素），或者基本持平，是东亚各国（中日韩）的生存之道。这个数值，在一个合理区间里（比如正负7%）蛇形震荡，那就是安全的；一旦突破震荡区间，不论是蹿高还是陡降，那都是大问题。
以泡沫破裂前的日本为例，我们在《双城记》里讲过，当时日本的大制造企业，都从银行大量贷款，去房地产业和金融业进行投机，以至于 “到1988年，日本已经在美国投资超过3000亿美元，控制了美国银行业总资产的15%；东京的地价比1985年翻了一倍；超过一半的上市大企业，年报中1/2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各种投机……”。当时，如果日本有“狭义劳动生产率”指标的话，他们就会发现，这个指标升幅巨大，远远超出了实体产业做产品能达到的最大增速。
所以，“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有三个作用，第一，它与上年数据比较，可以看出国民经济的健康程度。第二，这个数据比上年增长多少百分比，可以拿来衡量 “三价”的升幅，如果“狭义劳动生产率”年增幅连续多年无法跑赢“三价”中的任何一个的增幅，那也是大问题。第三，虚化金融业的重要性，使得金融业回归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地位。
(三)
如果这样统计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 “全社会杠杆率（负债率）”，在这里不再是一个很可怕的指标，只要“狭义劳动生产率”的年增率稳定健康，代表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脱轨，“全社会杠杆率”目前偏高也不必害怕，至少还有降下来的希望，降下来的余地。
同样的，任何扰动“狭义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政策，方法和事件，就是我们特别关心的对象，比如中美贸易战。
“狭义劳动生产率”只代表“实体经济”这一块的健康程度，至于为什么实体经济是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命脉，这只是我的直觉。我们只是民科，怎么在理论上把相声说圆了，那是经济学家们的事业。
最后一句，“狭义劳动生产率”是双刃剑，它不是 “永远在较高速增长”才好。短期增长太猛烈；或者一个较长周期里温和增长，但累计增长幅度太大，都会在政治上，地缘关系上，内部社会体制上，产生变量，构成巨大的不确定性。换句话说，在“狭义劳动生产率”这个指标上，该韬光养晦的时候，也需要政府自觉地韬光养晦带节奏，比如降低年增目标，或者主动刺破泡沫。
一切的经济史和战争史，最后都归结为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