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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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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二十三,朝圣者与空水罐1

在约翰逊发表密歇根演讲的前一天,马尔科姆.X结束了为期五周的海外之旅回到了纽约。他身上最明显的变化发生在宗教层面上:他为自己起了一个新的逊尼派穆斯林名字埃尔哈吉.马利克.埃尔沙巴斯,他的手里多了一根非洲风格的手杖,还仿照麦加朝觐者的做派留了一嘴略带红色的山羊胡子。对于少数几名跟随他离开伊斯兰国度追随者们来说,这些特征让马尔科姆成为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角色,看上去活像是他最喜欢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里的一名沙漠游牧民。

接风现场聚集了许多倾心于马尔科姆的穆斯林信众,他们当中还混杂着五十名很不自在的记者,致使这场接风会变成了即兴新闻发布会。对于记者们来说,马尔科姆的新信息就像他的这身行头一样奇怪。“难以置信!”迈克.韩德勒一边在机场的候机厅里运笔如飞地写笔记,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韩德勒两周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马尔科姆.X对白人看待麦加之旅的态度感到满意”——在记者和穆斯林当中都引起了一阵骚动。这次马尔科姆返乡又进一步引发了更多的头条新闻,比如“马尔科姆拒绝种族分离”。此外他对于犹太教的修正看法也必然要得到报道。(马尔科姆没有像以前那样把犹太人与白皮魔鬼混为一谈,而是宣称“我们可以从美国犹太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建议黑人穆斯林效仿犹太人与历史上的以色列人之间的传承纽带,就算身在美国也可以进行文化和心理层面上的泛非洲返乡寻根之旅。*)不过韩德勒的激动心情无非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而已,因为报社编辑们通常都会把此类跟进报道打发到报纸末版的不起眼位置。

*【马尔科姆对于犹太人的“全新”兴趣并非总是出于投机或者充满历史的厚重感。有一次他在哈莱姆看到了美国最早的多元文化广告海报当中的一张,不由得心有所感,随即让一位朋友抓拍了一张他站在海报边上的照片。海报的主角是一位年轻黑人男孩,正在看着一片犹太黑麦面包露出笑容,搭配的广告词是“你不必非得是犹太人才能喜欢李维斯牛仔裤。”照片上的马尔科姆也笑得像海报上的男孩一样灿烂。】

在朝觐途中,马尔科姆向美国国内寄回了许多颇有新闻价值的信件,收信人包括韩德勒、詹姆斯.法默以及其他许多人。信中内容看似幼稚,其实却是精心算计的产物。马尔科姆在信中宣称,他发现真正的伊斯兰信仰囊括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朝圣者……从金发碧眼到黑肤非裔,各种肤色应有尽有。”通过这些信件,马尔科姆正式摆脱了伊斯兰国度的“白皮魔鬼”教义的束缚——当然他并不会在信中提到自己在多年以前就结识过许多白人穆斯林信徒,甚至还在公开场合讨论过有关他们的问题,更不会承认他也曾采用过伊斯兰国度的独门话术,即针对那些原本不会考虑伊斯兰信仰的黑人宣扬黑人至上神学理论,使其遭受当头棒喝式的震撼,然后这些“失而复得”的人们自然就会被吸引入教。尽管马尔科姆为自己塑造的这副豁然开朗的形象不足为信,但是这一招开局手段的确取得了成功。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是否会在看到一名白人穆斯林之后就改变自己的宗教哲学,但很多人确实注意到了《纽约时报》所说的他“对于种族关系的全新且积极的见解”。

除了马尔科姆本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新版马尔科姆的宗教表皮只不过是细枝末节而已。今年4月他独自逃离美国之前曾经多次面临死亡威胁,还背负了叛教者的恶名。为了按照《古兰经》的规定完成朝圣之旅,马尔科姆来到了沙特阿拉伯的吉达市。在一处通向麦加的检查站,安检人员将马尔科姆当做可疑人物从人群中拽了出来并且加以拘留,因为他持有美国护照,而且在做礼拜时说的阿拉伯语也磕磕绊绊。一头雾水的马尔科姆在一座拥挤的监室里滞留了一天一夜,衣物全被扒光,仅仅按照伊斯兰教义规定用两条白毛巾遮蔽身体——腰上围着伊扎尔,左肩上围着里达——而且同监的人们全都不会说英语。“自从脱离襁褓以来,我还从没感到如此孤独和无助,”他这样回忆道。于是他开始模仿其他人的祈祷与跪拜动作。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马尔科姆偶然间在拘留所里发现了一部造型奇怪的电话。这时他突然想起自己随身带着一个沙特当地电话号码,这个号码的机主是一位伊斯兰作家的儿子。这位作家不仅会说英语,而且还与沙特的实权人物费萨尔亲王有姻亲关系。通过这条三手人脉,马尔科姆转眼间就从阶下囚变成了座上客。一位效命王室的口译员将他从拘留所直接领进了朝觐法庭,朝觐法庭核准了他作为一名正牌穆斯林的身份,然后沙特政府就指派专人专车将他一路护送到了麦加。作为朝觐之旅的最后步骤,马尔科姆走进麦加禁寺,围绕着禁寺中央的天房转了七圈——穆斯林们相信这座圣祠由第一先知易卜拉欣兴建,当初易卜拉欣自愿将自己的儿子献祭给真主,仁慈的真主放过了这孩子的性命,于是易卜拉欣就修建了天房以示自己完全臣服于真主——然后又与身边无数满心喜乐的信众们一起整整祷告了六个小时。根据伊斯兰教的说法,当年穆圣临终之前就是在同一地点完成了生平最后一次布道。

麦加朝圣的结束将马尔科姆从四面受敌的处境当中暂时解脱了片刻。根据他对亚历克斯.黑利的口述,涉及这段旅程的描述将会在他的传记当中占据四十多页的篇幅。这是他平生当中难得的一段愉快时光。在美国境内遭受追猎的马尔科姆此时美滋滋地享受着安全的冒险,在美国境内胆大无畏的局外人此时毫无愧怍地品味着足以与来访外国领导人相称的的关注——“中国大使黄华先生携夫人举行了国宴为我接风……为我送行的则是由五位大使组成的小型车队!”在加纳,他在已故的W.E.B.杜博斯的图书馆、花园和避暑别墅周边拍摄了许多照片,兴奋地收集证据,将杜博斯在非洲获得的荣誉与他在美国受到的蔑视与刑事起诉进行对比。

在非洲,人们将马尔科姆誉为世界公民与传扬勇气的先知。马尔科姆也趁势踏入了全新的政治领域。非洲马克思主义者敦促他把种族看作阶级斗争的组成部分并且反对作家朱利安.梅菲尔德(Julian Mayfield)的主张:此人认为卡尔.马克思无非是自私的白人在控制有色人种时采用的挡箭牌。马尔科姆建议将美国种族实践重新定义为针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并且将美国拖到联合国面前接受制裁。非洲新兴各国的总统们对于这个主意都很感兴趣,但即使是加纳总统恩克鲁玛这样的强人也不愿公开支持这个主意,唯恐冒犯美国政府。

在加纳的阿克拉市的最后一晚,马尔科姆在大使酒店外偶遇了穆罕默德.阿里。一阵尴尬的无言驻足之后,新科重量级拳王断然拒绝了马尔科姆的问候并且迅速离开了现场。带领他的随员们一起离开的则是他的经纪人,以利亚.穆罕默德的儿子赫伯特。此时距离他们共同战胜桑尼.利斯顿仅仅过了三个月。尽管阿里的冷落让马尔科姆很不好受,但他知道眼下最好不要试图把阿里的年轻心灵从伊斯兰国度的禁锢中硬撬出来。马尔科姆只是向阿里暗示一下了伊斯兰世界向他发出的浩荡呼唤。第二天他给阿里发了封电报:“因为在非洲、阿拉伯和亚洲足有十亿咱们的人盲目热爱着你,你现在必须永远意识到你对他们的巨大责任。”(阿里对于马尔科姆的忠告不屑一顾。他跟记者开玩笑说他之所以来到穆斯林世界旅游是为了按照教义找四个老婆:第一个负责给他擦鞋,第二个负责喂他吃葡萄,第三个负责给他的肌肉涂橄榄油,第四个要改名叫桃子,负责养眼就行。他还在记者面前嘲笑马尔科姆是一个穿着“滑稽白袍的家伙……好家伙,他走得太远了,根本就回不来了……现在那个马尔科姆说话早就没人听了。”)

马尔科姆一回到纽约就投入了动荡不安的局势当中。他把正统伊斯兰教描述成了一根调和矛盾的纽带,纽带一头是他的兄弟情谊新理想,另一头是他对美国白人的持续控诉:“美国需要了解伊斯兰教,因为这是唯一一种可以从社会上消除种族问题的宗教。”在另一个场合他又主张:“真正的伊斯兰教能够扫清种族主义”。不出几天他就开始直截了当地向那些曾经被他鄙视为恶魔的人传播起了福音:“美国白人应该接受伊斯兰教。”不过假如将马尔科姆的立场转变受到的密切关注比作飓风,那么他的宗教诉求对于人们的吸引力并不比飓风当中的烛火更持久。人们想知道马尔科姆目前的态度是否适用于一切白人,尤其是美国人。自从记者们在地平线大厅抛出第一个问题开始——“你现在是否不再认为所有白人都是邪恶的化身?我们的理解是否正确?”——他们就争相报道起了马尔科姆将宽恕与复仇杂糅成为一体的全新立场,竭力发掘这一态度转变的巨大新闻价值。源源不断的记者来电打断了马尔科姆为了撰写自传而紧张进行的口述会议。有一次马尔科姆正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者的当面采访,这时《生活》杂志的记者也把采访电话打了进来。亚历克斯.黑利干脆把电话听筒搁在马尔科姆身边,好让让电话线另一头能够听到马尔科姆的现场问答。

这段时间里马尔科姆以个人身份接待了好几位采访者,其中有一位耶鲁大学的作家罗伯特.佩恩.沃伦(Robert Penn Warren),他正在为即将出版的《谁为黑人发言》(Who Speaks for the Negro)一书搜集素材。马尔科姆在哈莱姆区特里萨酒店接受了他的访谈。和其他作家一样,沃伦并不在意伊斯兰世界与伊斯兰国度之间的区别——后者被外界统称为黑人穆斯林——但是他的提问的确深入开掘了跨种族心理学。事后他回忆道:“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黑人缺乏认同感是不是黑人穆斯林宗教具有吸引力的关键。”马尔科姆爽快地表示同意,但随后又区分了文化空虚和宗教意识:“这两者必须分开。”

就像一位身处历史法庭的律师那样,沃伦将马尔科姆当成了为全体在世与辞世黑人出庭作证的证人,对他反复盘问,试图探究罪孽与悲恸的极值何在,所有这些罪孽与悲恸在多大程度上要由集体或者个人来承担,在多大程度上以经验或者态度为基础,又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世代传承或者现代再创造。这些刨根究底的问题当中偶尔也会夹杂伤感的语调。“能有任何一个身负白人血脉的人——哪怕只有一个——被视为无罪吗?”沃伦问道。在沃伦的逼问之下,马尔科姆从宗教角度出发声称“血脉诅咒”并不正当,但同时又指出即便如此也很难过滤掉实际历史当中白人“针对美国黑人的犯罪压迫”。

“让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沃伦追问道。假设有一个“三四岁的白人幼儿——显然低于能够自主决策或者承担责任的年龄——即将被一辆迎面而来的卡车撞死”,那么这个孩子也要背负压迫黑人的历史罪责吗?

马尔科姆把这个问题颠倒一番之后又抛了回去:“要想确定这一点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再找来一个同样只有四岁的黑人孩子。难道这个孩子——尽管他只有四岁——就能够逃脱种族隔离的耻辱吗?”

沃伦随即尝试了另一条路径。“那么让我们将这个黑人孩子放在卡车面前,再让一名白人冲上前去冒着生命危险拯救他的性命,这又怎么说?”

马尔科姆答道,无论这一行为多么高尚,“同一个人也不得不将这个孩子重新扔回歧视和隔离当中。”

“但是你对此人的道德本性持什么态度呢?”沃伦问道。

“我对他的道德本性一丁点兴趣都没有,”马尔科姆答道。“在根本问题得到解决之前,我们对任何人的道德本性都不感兴趣。”

马尔科姆拒绝为个人开脱敞开大门的立场深切触动了沃伦。自从二十年代以来沃伦就一直在反思美国的种族经历,但他仍然渴望证明单纯无辜的品质有可能存在。事后他这样写道:“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有那个白人小女孩的影子,每个人都渴望被爱……但是马尔科姆.X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也毫不通融。他那张铁石一般死硬的面孔就算裂开缝隙,也只会闪露出无情的冷笑。而你——如果你是白人的话——什么也做不了,任何事情都做不了。而在你的内心深处,那个小女孩几乎就要哭出来了。”

沃伦笔下的文字充斥着滋滋作响的怒火。他三次将马尔科姆塑造成了若隐若现的邪恶化身——就像他引用的约瑟夫.康拉德的文字一样生动——不过与此同时他的笔触也在无意当中把马尔科姆描绘成了动画片里的童话风格大反派。沃伦这样描述他眼中的马尔科姆:此人“有一副毫无血色的暗黄面容,好似覆盖着面具,又好似石雕一般,仿佛超越了所有的感觉。但是只在一闪之间,这张面孔就会展现出残忍而又尖刻的生机——他会突然绽裂出狼一般的笑容,暗粉色的嘴唇极力向后咧,凸显出一口白亮整齐的牙齿,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躲在眼镜片后面,让人觉得眼镜只是高明伪装的一部分,他的视力很可能全无问题,突然间就能看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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