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前言 -- 88BaBa

相比游猎生产方式，成熟的农业能够在合适的土地上创造出更高的单位面积产量，因此采用农业的人类社团会在更小的地理区域里聚集更多的人口。不同社团的成员之间从前是难得碰面的，现在却要“低头不见抬头见”了。怎样才能保证他们能和平共处并通过协力合作获益呢？

在最初的阶段，当聚居规模还没有大到多数成员之间互不相识时，社团之间可以通过一定的通婚规则来建立更大一些的熟人社会，也就是把几个家庭式的游团通过婚姻联合为家族式的氏族部落。这种不超过数百人规模的部落社会是我们所知道的基本平等社会的最后形态。在这样的部落里，首领是众人推举出来的。他为所有部落成员所熟识，必须依靠自己展现的才干和智慧来主持公共事业的建设或解决成员之间的纠纷。与一般人在影视作品中经常看到的森严甚至可怕的野人头领形象恰恰相反，部落社会的首领几乎谈不上有什么“权力”。他没有任何强力或威胁手段来让人服从，只能靠言语说服或过往的声誉来赢得众人的追随。空口白牙的劝说对完成部落首领的工作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人类学家都熟知一个有趣的事实，就是任何部落的头人通常也就是整个部落里最能说会道的那个人。

这样谆谆劝导的领导方式可能非常对现代人的口味，但在实践中很难长时间地维持任何复杂的分工，更不用说保证人们能齐心协力地完成任何重大的事业了。这就是为什么虽然部落社会的个人经常会展现出惊人的独创性（尤其在艺术上）、自尊心、以及公益精神，但整个部落却从来不能创造出作为文明社会标志的壮观奇迹的原因。那种巨大的工程是需要大量人力，按照统一计划进行长期分工协作才能完成的。即使有些部落社会能够由于邻近文明的技术扩散而获得先进的技术，他们更为平等的社会性质也会导致组织能力的欠缺与整个社会能力的低下。正因如此，中美洲文明只使用石头工具就可以建造出令人叹为观止的太阳金字塔和羽蛇神庙，而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冶铁术的日耳曼部落却只能留下几座茅屋的考古遗迹。

那么，平等但松散的部落是如何演化为具有强大动员能力但等级森严的文明社会的呢？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发现可以归结为一个简单的结论：文明形成的过程，就是制度化权力生成与演化的过程。换言之，文明的起源和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同一进程的不同侧面。文明愈加进步，社会不平等的程度也愈加剧烈与深入。

对这个现象的诠释并不复杂。正如前一章里荒岛案例展示的那样，人类的知识与技能并不集中在一个人身上，而是分布在不同的个人与群体中。要让分散的技能与知识汇集到一起发挥作用，就必须有合作分工的组织。这样的组织必然需要一个指挥者或指挥系统，并由这指挥者或系统根据某些原则（比如各人的技能与特长）分配工作与监督完成的情况，以此保证个体工作的累加能够符合总体的蓝图。很显然，为了达成分工协作的目的，指挥者必须对其他被指挥的成员拥有强制他们按照总体蓝图行动的权力，就像在困难航行中的船长必须对水手拥有绝对的指挥权一样。但与短暂的航行不同，与社会生产相关的活动是大部分人一生中的主要内容，因此生产分工导致的指挥与被指挥的关系是长期持久的。这会在组织成员的心理和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记，并让人们逐渐习惯于这种由于合作而产生的不平等关系。

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需要合作分工的场合越来越多，有效分工产生的成果也越来越显著。指挥者的权威会随着每一次成功组织完成平等社团无法企及的公共事业（比如建设水利工程或公共仓库）而增强。这既使他有能力在下一次组织类似行动时更加专断而有效，也让他与被指挥者们在生产活动期间更加不平等。

就这样，大规模高效率的分工合作组织在提升社会能力的同时，也慢慢地让其成员接受与习惯逐渐深化的不平等关系。由于生产活动时间在农业时代的总社会活动时间里占据了如此高的比例，因此生产活动中的不平等关系也迟早会转化为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正如卢梭的洞见所揭示的：当人们由于对分工合作益处的共同需要而被联系在一起时，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便为不平等和人对人的奴役打开了大门。

尽管如此，只要合作组织的领导者仍然是由熟悉他的部落成员所推举出来的，这样的权力就是不稳固的，这样的不平等就只是一种暂时状态。但当人们越来越安于享受在统一指挥下高效率分工的好处时，他们必然会不自觉地对任何可能阻碍这指挥权顺利产生与转交的程序或习俗感到不便。领导者的选择方式因此逐渐开始变化，从在日趋庞大的部落与部落联盟中变得愈发混乱的众人推选，渐渐地转变为简单明确的血缘继承制（许多时候是最为确定的长子继承制）。当这一转变彻底完成时，懵懂无知的人类便在不经意间为已经套在自己身上的权力枷锁焊死了最后一环。

从这时起，原本生产分工中的指挥者与被指挥者永久地转变为社会生活中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也是从这时起，平等的部落不可逆转地演化为贵族制的酋邦，部落首领的个人威信也一步步变质为酋长家族与属下的特权。人类从未见识过的权力组织开始按照自己的规律成长演化，从简单的酋长-部属架构进化为层次分明分科繁复的理性官僚体系。在这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类成员被日益扩大的组织机器吸收改造为这机器的可替换组件，并被肉体与精神上的强力或利诱驱使着，为权力的存在和壮大耗尽血汗和生命。由于正是从这过程中产生了今天每一个人都不得不终身浸淫其中，并被绝大多数人视为天经地义的各种社会习俗、法律、道德以及意识形态，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演化的经过作些简要的陈述。

在最初的酋邦里，权力还是相当有限的。酋长的职权不仅被限制在生产管理与产品再分配中，而且缺乏任何强力手段来迫使不满者服从。一个仍然习惯于平等关系的社会绝不能认同一个人有权对另一个人使用暴力惩罚，这样的惩罚只能来自上天与神灵。酋长和祭司的幸运之处在于，正是他们垄断着与上天和神灵沟通的机会。于是，曾经在部落时代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天意现在突然开始特别照顾手握管理权的少数人了。由于无知而对权力缺乏监督的普通大众，就这样无可奈何地任由人类孩童时期的稚气幻想在一代代的篡改扭曲中变成对酋长及其家族神圣血缘的证明。靠才干让人们心悦诚服的部落领袖不见了，酋长变成了神的直系后代，他的权威与优越现在是不证自明和不可侵犯的。平等的人与人关系消亡了，因为与神的关系远近早已先天地决定了每个人地位的高低。禁忌从前仅仅是无知的产物，现在却成为少数人处心积虑编造出来恐吓多数人的手段。在有的地方，这种恐吓是如此残酷，一个普通人可以因为不小心踩到酋长的影子而丢掉性命。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血缘对于权力是如此重要，竟然要用至亲乱伦式的婚姻来维持血统的纯正。

作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现在手握巨大的权力。他们既可以更容易地为自己或酋邦从事前所未有的事业与工程，也可以用普通成员的贡赋来赞助技师、星象师、艺术家长年从事专门的工作。精美的装饰品与雕刻大量地出现了。科学开始从天文观察和土地规划的实践中萌芽。水利、道路、仓库以及其他大型公共设施开始把更多分散的部落牢牢地融合进新生的、不断成长的酋邦。

但是最壮观的工程与最宏伟的努力是留给神灵的。巍巍高耸的祭坛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酋邦里都成为最醒目的标志，并在岁月里演化成风格各异但都同样令人生畏的金字塔和神庙。当芸芸众生在挥汗辛劳的间隙向那高远光辉的人神交流之处仰望希冀时，他们不单能感到天神对自己造物严厉的目光，更能听到已成为天神在地上代表的酋长贵族们的喝斥与恐吓。既然对不可知自然的畏惧在一代代酋长与祭司的操纵下被转化为少数人用以统治多数人的神权，过去由部落成员共有的土地也就在人的想象中成了神的所属物，并在现实中变成了代天神管理人间的酋长贵族们的私产。其实，何止是土地呢？整个世界都已经在人的心灵中变成了神的禁脔，而人类则从自然的宠儿变成了神的奴仆。

无知与轻率就是这样为人类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让它无限畏惧地奉上全副身心的可怕主人。他不得不按照臆想中这主人的意志，在他与生俱来的社会位置上终身劳苦，并把收获按照主人在地上代理者的命令奉献上缴。更糟糕的是，当天上的主人希望扩大自己的圣域或贪求某些出产时，地上的仆人们就不得不用暴力和流血来实现神的意志。有组织的暴力在一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酋邦的领土，创造出象古埃及那样规模巨大的神之国度。而在另一些地方，神的贪欲却在人间制造出旷日持久的战争，成为人类新枷锁的由来。

持续的战争要求酋邦创立常设的暴力机构 ---- 军队，并为其建立一系列特别的组织、动员、指挥体系。与日常生产管理的和缓节奏不同，军事冲突的成败远比某个工程的建设更依赖于领袖的指挥与组织才能。不利与挫败在日渐频繁的军事行动中也是家常便饭，而这必然会引起对神的威力的怀疑，或者至少是对作为天神代理者的酋长与祭司权威的怀疑。这样，在长期对外战事的推动下，军事组织及其首领的地位逐渐上升。原本独享权力的酋长发觉自己要么不得不学会兼掌军权，要么就得接受逼宫的结果退居专职的祭司，让出位置给那手握暴力机器的真正王者。本来附属在酋长神权上的管理-统治阶层，现在也开始支持一个能在外战中取胜的首领，因为他在内部也会是一个比时灵时不灵的神像更可靠的保护者。一种精妙的权力安排出现了。神权从掌控一切的前台走进幕后，而暴力组织的掌握者则坐上王座，成为真正的主宰。理性化的官僚组织方式也从军事组织发源，随着王权的巩固扩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靠神的意志护佑的酋邦要么在战争中被消灭，要么进化为由羽翼丰满的官僚暴力机构支撑的国家。

从酋邦到国家的转变并不仅仅是统治者头衔的变化。酋邦需要靠迷信来恐吓与支配人，这迷信甚至经常会吓唬到酋长和贵族自己。国家却是人类理性计算的产物。不论一个人是否相信神的威力，他都必须无可奈何地屈服于国家的皮鞭、刑罚、甚至屠杀。这理智的国家的确比那盲信的酋邦能够更有效地推进更大规模的分工合作，但这组织活动目的却几乎总是和大多数人的福利无关。国家最为关注的，是用更大规模与持久的战争扩张来赢取更多的领土和臣民，以及用更频繁与广泛的远程贸易来获取满足少数人军事与奢侈需求的各色矿产与奇珍异宝。

战争带来了大批的战俘。这些不幸的人在酋邦时期本来或者是作为迷信的牺牲献祭，或者按照部落时代的旧例融入仍然作为基层组织的血缘氏族中的。国家现在却在利益的计算下把他们变成奴隶，归作国王和贵族们手中会说话的财产了。外来奴隶人口的混杂，不仅使得按照血缘划分的传统人口组织方式难以为继，而且奴隶作为“会说话工具”的完全无权地位也象压舱石一般压低了整个社会里普通“自由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

频繁的对外贸易使得某些具有特别性质（易保存、易度量、易分割）的产品先成为批量交换中的一般等价物，再成为最早的货币。 贸易量的不断扩大使得以外部买家为目标的商品生产日益重要，并让无孔不入的货币成为国家内部经济运作的动力。由残存的氏族组织庇护着的土地公有制在改变了的经济运行模式面前动摇了，从前不能属于任何个人的土地终于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对象。土地兼并的大门打开了，本来只是交换媒介的货币变成了可以收买一切的神奇力量，并按照“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原则创造出田连阡陌的豪富与无立锥之地的赤贫。本来只是分裂为有权者和无权者的国家，从这时起又分裂为富人与穷人。在时刻威胁着要用刀锯釜镬惩治人的政治权力之外，又多出了可以让人挨冻受饿的财产权力。

神权酋邦的序幕过去了，国家与文明的正剧终于来临。对扩大政治权力的渴望把文明的边界不停地推向远方，对财产权力的占有欲则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了生产可以换取金钱的商品而劳碌。两者都促使社会分工前所未有的精细化与理性化。科学与工程的知识在学者的书斋和匠人的作坊里日复一日地积累，但通常只有作为战争的工具或赢利的伎俩才能得到广泛应用。铜铁时代披坚执锐的职业军队把的礼仪式“交兵”的表演台变成了流血漂橹的修罗场。无数小国寡民的城邦和方国在战火中融合为广土众民的王国。各个王国间巨人般的倾轧争霸又造就了囊括大洲与海洋的帝国。除了边荒之地不服王化的野蛮部落，所有的人类都被强行归并到几个靠强力与金钱的力量统治着的文明帝国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