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把养猪场开到中南海后 -- 无聊小小

大时代之下，精英总要站队，不管什么原因，他们有选择。不堪的现象肯定有，但一边倒的“上当受骗，TG亏欠精英”的印象，是拨乱反正后刻意加工出来的，虽然这做法有可以理解之处，但还是免不了一个无耻的结论。

碰巧“认识”一位广州的老画家（1900-1989），小时候上他们家玩耍过，高墙大院，几间平房散落布置，种满果树瓜菜，猫狗鸡鸭满地跑，用现在的话说惊呆了。这样的人物，一般介绍是受共产党感召，感召当然不假，老人家没给自己贴金，“坦白”了向周总理写信申请回来工作。他肯定没批斗过，没关过牛棚，但想像拨乱反正后记者问起来，自己或者儿女必须说“文革期间受迫害”，绝不能说共产党毛主席对得起我，对我有恩。

我瞎感觉，这位画家的情况全国是大多数。娇情地说，人一生能经历这样的大时代，即使关关牛棚也值回票价了，何况很多人没关过，哪来的哭天抢地，还不是洗脑洗出来的，你很惨，你很惨，最后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不惨，连八竿子打不着的后来人都相信真惨啊。

摘两段摆渡的介绍:

在自传中，他写自己是一个不善言辞和交际的人，在香港谋生时有不少辛酸的遭遇：香港人买画，不论你原价高低，他们总要讲价，这是一件很讨厌的事情……因为我是一个不善说话的人，每次有人来买画，即使成交，也总免不了减多少价的。而且在殖民地香港，总是先敬罗衣后敬人，有位朋友曾对我说“老师，我认为你最好是做两套西服穿好啊。香港人见你衣履不整，以为你很倒霉，明明你的画值二百元一幅，他们都仅会给你一百元”。又有一次，我刚在作画，穿一件恤衫还卷着袖，和一位朋友到中华总商会大厦看礼堂墙壁大小，以确定为总商会创办人绘画的尺寸。由于我没穿外衣，商会一位服务员托着一个放着两条热毛巾的托盘，他把一条毛巾给我朋友，而另一条就不给我。过两天，我再和该朋友到总商会，这次我穿了西装而去，同时会长对我颇为客气，那服务员对我的服务态度则截然不同了。

尽管在香港打出名气，徐东白始终心系祖国。1956年，他响应党的号召，回祖国内地工作。但在回之前，他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让他终能鼓起回国工作决心的，是他在1956年受邀去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观礼。他在自传中写道：我和香港文艺界的知名人士一起，登上了红旗招展，气派万千的天安门，见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见到几十万群众以整齐的步伐经过天安门广场，听到群众们雄壮的叫喊声，我不由自主地热泪盈眶了，心中燃起了要回国参与新中国建设的决心。那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最幸福的一天！后来，我的儿女们联名写了一封信给周恩来总理，推荐我回来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不久，家里就收到由广州市文化部门转来国务院的复信，表示欢迎我回来，并给我安排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