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民主的实质在于落实和持续保障普通民众对社会的所有权，这就必须要让他们拥有监督社会运行的能力。达成这个根本目标需要两个条件：其一，社会管理者控制社会普通成员的场景与时间被尽可能地削减和压缩，也就是尽可能地增加人们的“自由”空间和时间；其二，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来掌握监督社会管理者的必备知识和技能。

虽然大多数人会不自觉地认为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制度，但是读完前面讨论的朋友应该已经意识到这种观点的错误。民主是社会生活的原则，这种原则当然要既包括政治的，也包括经济的内容。由于社会生活中最普遍的集体行动主要是经济上的生产、分配、管理等等，因此实质民主必然要求足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应的经济运行模式。或者说，民主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

这个经济基础，就像我们在第一章就提到过的，并不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无穷无尽的物质享受，而是要在保证一定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压缩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同时削减社会管理者控制他们的机会和场景。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普罗大众整日疲于谋生而不得，怎么还可能有机会学习和实践公共生活呢？想让他们监督社会运作当然就更是天方夜谭了。正因如此，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此前提下劳动时间的大幅压缩，是我们为了建设民主社会必须完成的两个首要任务。

如果我们用第一章里提到过的自由社会的门槛（西欧或日本当前的平均生活水平，每周工作三天）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目标，那么中国的生产资料总量大致要达到当前水平的6~8倍。这意味着要以7%的年率持续增长25~30年，如果提高投资效率和减少消费浪费的话也许可以更快些。由于在70年的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作为中国社会领导组织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对如何发展经济有了相当的经验，因此保障经济的持续增长在管理操作层面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挑战。更大的挑战来自于能否在理论上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动力，以及能否把生产能力的增长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建立在公意对经济运行具有最高权威的社会制度基础上，这使得社会管理者可以利用各种措施进行生产资料的快速积累，并推动生产力朝着有利于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方向发展。这种最高权威并不意味着一个中央政府必须管理庞杂经济事务的所有细节，而是指这个政府具有为了社会利益而制订相关法规（包括所有权，使用权，得利权的规定），使用政策工具（比如金融政策，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等），投资和建设公共工程，并在必要时直接干预经济运转的权力和能力。至于更多更细的对生产要素的组合与管理权，在早期的粗放管理时代曾经是握在政府手中的，现在已经完全交给数量众多的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在这种结合了社会整体考虑与企业层次分权灵活性的管理模式下，单个企业管理者对利润的追逐不仅可以成为社会经济积累的直接推动力，而且社会也可以及时控制他们由于过分贪婪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各种损害。举例来说，中国近几年对雾霾的迅速控制（对比欧美数十年的治理历程）就得益于这种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调控能力。

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和欧美社会中的资产者存在一种不易察觉但却非常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民营企业家”们没有资产者们作为一个整体操纵公意的能力。这当然不是因为“民营企业家”们缺乏野心和胆量，而是由于存在共产党这个能够控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强大组织，迫使他们不得不把权力限制在自己管理的企业之内。但这种区别如果不能被普通大众和执政者很清醒地认识，就很可能让企业家现有的受社会和行政体系监督的经济管理权（和获利权）逐渐变质为具有意识形态保护的绝对所有权。这种绝对所有权的害处是前面已经说明了的，它必将导向经济运行的无政府状态，并使得为社会整体利益而生产成为完全不可能。

只要对这种资本控制公意的危险保持足够的警惕，并在社会管理、组织、和立法上进行预防，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就不会遇到根本性的阻碍。不过，单纯的经济增长是不够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生产力的增长能够转化为平均劳动时间的缩短？

实现足够短的平均劳动时间是消灭管理者滥用权力可能性的根本手段之一。如果人们天天甚至时时处于执政者和企业主管束下，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对这少数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人进行任何有效的监督。但如果人们每周有三四天或更多的闲暇，那么他们就会有足够的时间来学习如何监督审查那些社会管理者的措施和行为，从而保证这些权力的受托者们兢兢业业地为大众服务。

在今天的中国，虽然法律规定了每周五天工作制，但还有一半以上的劳动者每周工作六天甚至更长时间。在这种状况下，要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公共生活必然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采用何种立法与行政措施，乃至大众的宣传和动员方法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建设中国民主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课题。中国的领导政党已经有了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管理经验，但有步骤有计划的压缩劳动时间是一个全新的任务，需要予以格外的重视。

这项工作的一个特别需要注意的困难，在于法定劳动时间的缩短可能让企业主把资本转移到那些对劳动时间限制不严的国家（主要是开始初步工业化的国家），从而造成劳动者的失业和生产资料的流失。西欧各国曾经在1950-75年的“黄金时代”里成功地通过工会的压力立法，使得劳动者的年平均工作时间从2100小时下降到1500个小时（相当于每周工作时间从5天减少到3.5天），但这种下降趋势在苏联瓦解后的资本全球化浪潮中就停滞不前甚至逆转了。历史的教训说明，劳动时间的削减不只是一个国内任务，而是需要许多国家合作才能最终完成的一项国际事业。我们会在后面专门对国际合作的内容要点进行讨论。

在压缩人们必要劳动时间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民主的下一步便是普及和发展公民教育，使得普通大众具有监督社会管理者的能力。当前在学校中进行的公民和道德教育自然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让人民通过广泛地参与各种公共生活，在实践中学习社会运作的知识，并培养出监督和鉴别社会管理者的能力。这些公共活动不仅需要包括政治性的基层民主，也需要包括各种经济性的公民合作组织。

在基层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并不只是开展一人一票的选举而已。每人一张选票，哪怕是选举国家主席或者总统的选票，在实践中也不过每隔几年激起人们对政治几天时间的热度，而民主社会需要的是公民对社会管理的持续关注与监督。相对应的，我们所需要的基层民主，是要像古代雅典那样在街道或者乡镇社区（雅典大约有3万公民，和今天的街道或镇规模相当）采用直接抽签或选举的方式产生大部分与本地事务相关的公职，并用短任期（1年或半年）和非连任制度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合格公民能有出任公职的机会 ---- 没有什么方法比让一个人担负他所在社区的公职更能培养他的公共精神了。通过这样的制度设计，基层社区就将成为把孤立个人训练成共同体公民的真正学校。在这些民主自治的社区里，人民将在与日常生活最贴近最相关的事务上自己管理自己，同时也对公共生活的原则和特点得到远比任何书本知识更切身的体验。一旦有了大批这样既清楚自己权利与义务、又对政治运作有实践经验的合格公民，那么任何社会管理人员再想滥用职权甚至窃取权力就是自取灭亡。

由于经济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比例是如此之高，因此除了在基层建立人民行政自治的“公民学校”，对于经济上的公共生活也不应忽视。能够对抗企业广告和营销轰炸的消费合作社（包括住房合作社）是值得大力发展的一种公共经济组织。当代极为发达的生产力已经使企业需要对消费者“具有控制力”才能保证售出产品和赢得利润。这种以广告和营销形式体现的控制力对社会资源是一种不可忽视的浪费，对消费者则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欺骗。消费合作社可以通过集体聘请无法被广告或营销洗脑的“消费专家”来克服这个问题。这些专家可以保证企业生产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而不是对企业最有利润的东西，就像专业的采购员有能力分辨最好的产品和广告最多的产品一样。

其他类型和功能的公民组织，只要是有利于提高普通人对公共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参与度，也应该得到重视和发展。这些组织将逐步地把经济和政治权力从庞大的政府机构和巨型企业那里切分出来。当整个社会里的大部分合作任务和共同事业都可以由这些为数众多，既不受逐利欲望污染，又不依赖行政权力强制规范的组织完成时，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也就有了坚实的保障。

有了广大具有公共活动经验的活跃公民，政府运行的透明度也必然要随之提高。当基层民主实现之后，中高层行政运转的公开与透明程度就成为公民监督权力大小的最重要标尺。从这样的要求看，当前已经实行的行政公示制度还可以范围更广、更及时，对非专业人员更友好。

政务公开是民主社会建设的一根支柱，也是落实人民监督权的必然要求。提高人民对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监督与控制能力是社会民主的基础，而一套培养和选择中高层社会管理人员的制度将是社会民主更精细的上层建筑。与基层社区可以由普通非专业人员担任的岗位不同，这些更高级的岗位对人员的素质和技能有着很高的要求。担任县、市、省、以至全国领导职务的公务员从事的是一种特别的工作，他们必须为不同社会阶层、团体、以至个人的各种各样可能相互冲突的利益与愿望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让这公约数成为大众的共识，并领导大众协同合作来实现这个共识。借用卢梭的说法，这些特殊的公务员 --- 政务员 --- 的职责就是把分散在社会各处的“众意”综合为统一的“公意”并实现之。

这样的工作当然不是一个没有经验的普通人可以胜任的，只有系统的培养和选拔机制才能保证这些岗位能拥有称职的人选。这样的制度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首先，按照人民主权原则，通向这些职位的道路必须对所有人公平地开放；其次，这个制度必须能够保证任职者拥有完成职责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其三，这些职位必须通过人民的审查和挑选才能授予。虽然要凭空设计出一个完美的制度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按照以上的条件来构思可能的制度框架，并以此作为努力的起点。

当前的多党选举制度，虽然被欧美作为“民主”标尺四处推广，但在满足这三个条件上是有明显的缺陷的。就拿公平性来说，虽然法律上规定了人人平等的被选举权，但选举里的候选人提名要么缺乏透明的流程和规定，要么就有意地给了少数金主集团巨大的影响能力。在保证候选人的专业经验与能力方面就做的更差了。由于对哪怕最高层级岗位的被选举权也通常只有年龄上的限制，这就实际上为把选举变成吸引眼球的秀场大开了方便之门。赢得竞选的要诀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实际水平，而是讨好和哄骗选民的水平 --- 而容易被讨好和哄骗的选民是很多的，足够把少数头脑清醒的人淹没在选票的海洋里。特朗普的当选只是一个暴露这种选举制度弱点的突出例子，但这样的例子实在是数不胜数的。

选举制度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的类比来说明。设想现在有一家公司需要找到合适的CEO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正常的流程是：公司董事们先让人事部门收集和整理一批在经验和资历上合格的候选人的名单。这些经验和资历都有严格客观的要求，比如CEO人选必须在同行企业担任过副总经理的职位两年以上，而CTO人选必须拥有某个专业的博士学位并从事过5年以上相关研究和开发。在确认了这些信息的真实性以后，董事们再通过一系列从基础到高级的一对一面试，考察候选人对于应聘岗位的熟悉程度和工作设想，最后按照考察打分的结果决定中选者。

但如果换成当前的选举制度，流程就可能是这样的。在第一步，需要董事们选择的CEO候选人背景五花八门，虽然有几个拥有相关的背景，但更多的是不相干行业的闲杂人等，或者是干脆是脱口秀的主持人或者电影里的硬汉明星。到了需要考察候选人的时候，董事们也不能逐个详细地考察他们的资质和水平，而是看着所有候选人乱糟糟地在一个大舞台上要么对下面的观众极力奉承和大抛媚眼，要么互相声嘶力竭地指责叫骂。更糟糕的，舞台边还有大群候选人各自雇来的后援团在用大喇叭打现场“口水仗”。这些台上台下的戏精们把人搞得头昏眼花，董事们只能在完全糊涂掉之前赶紧捡出一个看上去稍好一点的草草了事，至于这个捡出来的人是合格的CEO还是低劣的冒牌货就全凭运气了。在这样的制度之下，选出像施瓦辛格这样毫无政治经验的“明星”州长又有什么值得惊讶的呢？

单纯的选举制不可能满足社会民主的要求，要让这种制度不沦落为空洞的授权仪式，就必须有额外的制度和规定来保证候选人的水平和选举本身的客观性。最重要的，是既要对候选人资格有严格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人平等的原则。这意味着通过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参加的客观考试制度来选拔政务员，并建立相应的培养体系。这里将初步地描述这种制度的要点，它的完善只能是长期实践与改进之后的事。

考试选拔制的前半部分类似于历史上的科举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高考这个具有公信力的现有制度，它既可以作为一般年轻人智力与意志力水平的客观标尺，又没有古代科举那种被少数地主士绅家族垄断的弊端。在这个标尺上达到足够水平（比如省份排名前1%）的学生将获得在一定时间内（比如28岁前）报考政务人才的专门培养机构 --- 国家行政学院 --- 的资格。我们需要对考生年龄的限制来预防像范进那样用毕生精力在考试中追逐富贵的人，同时从高考到第二次考试（相当于研究生入学考试）之间的时间也足够让年轻学生体验不同的学习与生活道路，以决定是否选择从政作为自己的事业。

国家行政学院将对入学考试选拔出的学生进行必要的理论教学，但更关键的是专门安排的一系列政治实习与考验。在短暂的课堂学习后，学生们将首先在基层（社区或乡村）同当地直接选出的各种普通公务员一同工作，在这过程中既积累行政的经验，也在日常工作中接受那些基层直选公务员的指导和审查。他们的毕业成绩取决于直选公务员们的考评结果，只有考评合格的学生才能获得竞选基层以上政务岗位的资格。

对不同级别的政务岗位需要颁布明确的工作经验和资历要求，比如县长候选人需要国家行政学院的学位，而市长候选人除了学位要求，还必须在县长以上职位有2年以上经验。同时，这些候选人的行政业绩也要由专门的竞选负责机构进行调查核实，以保证最后提供给选民的候选人都是真正优秀尽责的行政人才。

除了对候选人的资质要求，竞选的形式也必须尽可能地有利于普通人进行深思熟虑的选择，而绝不能让那些现在常用的煽动性手段（比如各种作秀与广告）有施展的机会。可以用一种标准化的“人民面试”取代目前漏洞百出的“自由”竞选，让所有合格的候选人都针对一个提前公布的“人民问题清单”进行准备，并在统一组织的“面试”（网络或电视）里直接面对全体选民依次回答，当所有候选人的“面试”结束后就可以迅速投票选出胜者。在这个“面试”之前，候选人的从政经历必须对所有选民透明公开，并接受一切可能的质疑和审查。除此之外，其他一切有关候选人的宣传或鼓动都应当完全禁止，以防止任何利益集团对人民理性思考的干扰。

通过基层直接民主和中高层客观考试-人民面试制度的结合，我们就有了从目前制度走向未来体制的路线图。这个过渡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从第一批考试选拔的年轻人开始在基层实习接受大众的直接审查，再通过“人民面试”进入更高的岗位，直到最后少数人达到可以管理整个国家的水平，整个过程至少需要20-30年。但长期渐进的过渡是必要的，因为任何制度变革都需要足够的试错改进的时间，对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机制就更是如此了。重要的是在实践与改进制度的时候坚持正确的方向，那就是必须通过客观理性的新设计来克服选举制的先天不足。

熟悉政治运作的读者可能会对政党在以上讨论中的缺席感到奇怪，但以上的制度设想其实处处都要求有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公意的、既有远见又有强大执行力的政党。这样错综复杂的制度实验和建设绝不可能在一盘散沙的状态下进行，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的核心，这个核心在中国只能是由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共产党来担任。并且，这些制度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也将是政党与政权逐渐自然分离的过程。毕竟，政党在现代政治中的根本作用在于人民的动员和组织，由政党直接掌握行政权力只是在人民缺乏政治经验时的应急手段，而且这种手段对于政党和人民都同样是有危险的。社会民主的进步既意味着人民自我管理能力的增长，也意味着党有机会逐渐脱下那令人迷醉也令人堕落的权力魔戒，摆脱它的腐蚀和诱惑，最后回归自己本来的模样 --- 只有最勇敢，最无私的人才能加入的人类迈向自由征程的光荣先遣队。

如果我们能在今后的几十年里持之以恒地继续发展生产力，并努力尝试让生产力的进步转化为劳动者平均工作时间的缩短，那么人们就将会有更多的闲暇与精力投入到公共生活当中。广泛的基层直接民主和各种各样的合作组织将让从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的普通人在其中学习、锻炼、成长为真正的公民。透明化的公务运作流程会让中高层社会管理者们始终处在这些公民警惕目光的监督之下，而这些管理者的素质将由各种严格客观的政治能力考试来保障。这样的整体制度必定可以消灭国家权力变质为人们牢笼的危险，并让它真正成为服务所有公民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