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赢得自由 - 序 -- 88BaBa

国际主义的另一项基本任务是发达工业国对后发国家的援助。这项任务的道义基础来自于人人熟知的互助原则，我们在这里需要厘清的是其经济和政治动力。正是这些动力使得对外援助不能只是人们出于同情心的自发行为，而必须成为自由社会对外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现代技术让大洋和沙漠都不再成为交通的障碍后，我们无法再幼稚地梦想一个自由社会可以像桃花源一样在小小的地球上独善其身。相反的，一个追求建立自由社会的国家绝不能在一个长期被贫困和战乱困扰的世界里取得成功，就像一个穿着华丽的人绝不会在贫民窟里有真正的安全一样。要保护国境内的自由和繁荣，就必须也要帮助国界外的人们发展和进步。对外援助并不仅仅是为了帮助受援的国家，也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

人口爆炸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威胁，这是医疗卫生技术的扩散快于社会经济进步和人口控制机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对这些还处于农业时代的国家来说，人口的高速增长很快就可能超过生产的上限，紧随而来的必然是饥荒、内战、以至国家和社会的崩溃。要阻止悲剧的发生，唯一的办法是由发达工业国及时对这些国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尽可能快地促进它们生产力的发展，通过社会向工业化模式的转型而自然的平息人口过度增长的危险。

如果一个发达社会对它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危险不闻不问，并自私地任由这些国家在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崩溃瓦解，那它就迟早要面对这些社会垮掉之后的难民狂潮。到那个时候，这个社会的公民该如何面对这些蜂拥而来的、在恶劣环境下退化得愚昧、粗俗、甚至可怕的人类同胞呢？只要他还保留有一点人类的同情心，他就显然无法像从前的美国白人那样，用灭绝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今天的印第安人。但要让这些语言不通，又被一个破败的社会毁坏了人性的人们融入一个新的社会，这将是一件何等艰巨而长期的工作？这些失去了自己国家的流动人群对任何想接纳他们的社会都会是一种巨大的冲击，而且这冲击很可能会导致接纳社会的分裂，进而威胁到社会的自由，就像当前西欧面对穆斯林难民时发生的情况。与其面对这样糟糕的局面，这个发达社会为什么不现在就开始帮助邻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上取得进步，从而永远消灭祸乱的根源呢？

一定会有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在自己还不富足的情况下去援助他国是死要面子活受罪。这样的看法是对工业经济运行缺乏理解的结果，需要详细加以说明。

假设有两个国家，其中一个是完全工业化的先进国家，另一个则是只有农业的落后国家。工业国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设备和产品，甚至每年都有许多设备和产品因为不适合国内市场而要被淘汰掉。而农业国除了几种最简单的农作物以外什么也不能出产，即使对工业国来说处于淘汰水平的东西也是难得的好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工业国对农业国不进行任何援助，只想进行一般的贸易交换，那么工业国的人们也就最多只能得到一些供少数人享用的特产而已。农业国的生产力就是那么低，就算工业国的商人们在贸易中耍尽所有手段，甚至强占这个国家并敲骨吸髓地奴役它的每个劳动者，也不可能有更多的油水供他们压榨。

这其实正是从前欧洲殖民者干过的蠢事。西班牙的“征服者”在美洲只搜刮金银，比利时国王在刚果只看得到象牙和宝石，不列颠的绅士们则靠摧毁印度的棉纺织业来迫使印度人用硬通货购买英国的纺织品。无论金银、象牙、宝石、还是货币本身，都是对大众生活的实际改善毫无用处的东西，但却是极少数特权者控制大众的有用工具或荒淫无度的必须品。殖民的“收益”也因此只属于宗主国的特权阶层，而且是以损害普通大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当然，这并不妨碍特权阶层从自己的收益里拿出一小部分赏赐给大众中那些愿意在沙漠和丛林里为“帝国”卖命的冒险分子，就像发行彩票的大亨把收入的零头发还给几个彩票迷一样。

对西欧工业的发展，殖民地实际起到的是一种破坏性的作用。就拿坐拥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的英帝国来说，那广袤土地和无数人口中的十分之九都实际上都成了帝国寡头们炫耀权力的禁脔，就像从前的贵族把大片肥沃的农田圈起来做毫无生产力的猎场一样（对印度，是真的从农田变成猎场）。为了夺取和保持这些殖民地，英国原本领先世界的工业实力被大大削弱了。当帝国大片领地的生产力被有意地荒废甚至摧毁的时候，不列颠本土最宝贵的技术和劳动资源却被耗费在控制和投机殖民地必须的军事征服上：仅仅为了保障一小群寡头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就动员了多少万军队和多少艘炮舰！这样的政治和经济安排，到了必须依靠实实在在的人力、钢铁、粮食的时侯，当然就要完全破产。这正是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为什么会在二战中那样狼狈，先在小小的德国面前不堪一击，后在土地人口都不到自己三分之一的美利坚膝下跪求救命。

时光飞逝，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今天的美国似乎又在踏上让大英帝国完蛋的老路，把几万年轻人的性命和上万亿美元洒在伊拉克的沙漠里，只是为了让石油军工集团的董事们账上添加几百亿的利润 --- 而采用这样自残政策的国家还在指责对外贸易不平衡是他国的错误所致 --- 那些发动战争的政客们对于剥削和压迫弱者是如此擅长，以至根本无法想象人类互助的力量，无法想象如果让这些白白死去的年轻人和白白烧掉的资金去帮助而非杀戮所能获得的成果。

这成果将是极为丰硕的。如果工业国的人民开始有计划地援助自己的邻邦，既帮助建造工业发展所必须的公路、铁道、港口等基础设施，也传授和培养能够操作机器设备的人才。那么，农业国将在一两代人的时间里成为一个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工业国家，将能够生产出比从前多几十倍上百倍的产品。这时，原来的工业国用同样社会劳动量生产的产品，便能从原来的农业国交换到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和品种都好得多的产品。除此以外，援助的投资和贷款部分按照协议还一定可以分得额外的收获。像刚果这样贫穷的非洲国家，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最多只能为世界市场时断时续地提供一点矿石和木材。但如果我们开始象援助自己的西部地区一样援助这个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非洲之心”，那么很快就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对中国经济运行大有裨益的各种资源，还可以在那里日益富裕的众多人民中为中国企业创造出一个有利可图的消费市场。非洲大河流域那些惊世的自然景观和与奇异的文化遗产也将不再被战乱和饥荒淹没，而是成为各国人民开阔眼界与心胸的游览胜地。

在经济学原理上，对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和对国内落后地区的开发是等同的，前者是后者的自然延续。举例来说，中国具有强大的交通建设能力，可以又快又好地建造各种公路与桥梁。但是中国的高速公路网已经接近完成，只剩下西部地区还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面对这种情况，最经济的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筹资援助那些贫困的国家，既为它们带来急需的交通设施，也为这些世界最好的建筑队伍找到用武之地。这就像在修完沿海的高速公路后继续建设西部的高速公路一样自然。但如果按照网上流行的守财奴论调，如果那些可恶的穷国不能自筹款项，我们就得让自己的工程人员放弃专业自谋生路或者干脆失业在家。这些斤斤计较的键盘侠们认识不到，货币只有对于企业和个人才意味着实物收益，而对于国家和社会只是调动人力物力的指挥棒而已。只有最愚蠢的国家经济政策，才会为了几个账面的数字而让社会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生产力白白闲置甚至消失。我们绝不需要这样的经济政策。

在实际操作的层面，对外援助必须主要是国家对国家的行为，借助国家的专项贷款或无偿援助，保证参与建设的本国劳动者在项目产生效益之前能得到报酬。当援助项目在长期开始发挥作用后，援助国是很容易通过某种方式从新增生产力中分成并收回投资的。这种方式可能是直接贷款的利息或入股的分红，但更多的来自本国企业可以获得的新投资机会和可以开拓的新消费市场。在一个像尼日利亚一样贫穷的国家，任何企业获取利润的机会都是很小的。但如果这个国家在生产上取得像中国一样的进步，那么它的两亿人口就会变成比江浙沪还要大的消费群体。这样一个新创造出来的巨大市场一定会给投资其中的企业带来比从前多得多的回报。只要援助在切实转化为受援国的经济与社会进步，我们就绝对不必担心对外援助在财务上不能做到账务平衡。

同样由于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依靠私人资本是难以推进不发达国家的经济进步的。不发达地区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进行工业化，而工业化又必须首先建立劳动力教育体系和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然后才能谈得上建立具体的生产企业。但任何私人资本都无法投资于公益性的教育体系和基础设施：这样的投资不可能有直接的收益，只能便宜了自己的竞争对手，让那些后来者把自己当成踏脚石，一步到位地建立可以产生利润的企业 --- 这样的赔本买卖是靠逐利求生的私人资本绝对不可能做的事。对外援助的帐单对于任何只能打自己小算盘的个别企业总是亏本的，因为作为有效援助前提的公益性投资是它们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国家可以在整个社会和历史的尺度上计算这笔总账，而这笔总账是会给援助国和被援国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的。

当然，对外援助也像在本国进行建设一样，只有在满足各种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才能成功。对于经济上的条件我们不需要特别考虑，因为它们和在国内进行建设时基本类似。但对于政治上的原则和国家间的区别则需要特别关注，因为这些问题在国内是不会出现的。

对外援助最好先达成国与国之间的框架协议，明确援助目的和实施手段，并规定双方政府和企业的工作任务之后再有序进行。某些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和国内产业产生冲突的援助项目也应该在早期通过提前协商安排避免摩擦，比如在孟加拉投资纺织业就可能会与国内的纺织生产企业有竞争关系，也可能给国内的纺织工人带来就业压力，包括影响在纺织业压缩工作时间的安排（美国现在就是以这种理由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

这类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法是通过国家间的协商安排来逐步地进行生产地点和就业岗位的调整，并对受援国的劳动保护与工时限制进行重点关注：一部分纺织企业可以通过提高自动化水平或生产更复杂的产品来维持竞争力，一部分简单纺织品的生产企业可以转移到孟加拉，对应的“多余”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再培训转入其他产业或升级到管理和设计岗位，而孟加拉工人的工作条件和工时限制需要和国内的政策相衔接并得到落实。

跨地区的生产和就业调整在中国已经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发生过许多次，进行这样的调整要求社会具有相应的管理和协调能力。摩擦是难免的，但这样的调整不仅完全可能，而且最终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都带来进步。未来跨越国界的生产与就业调整是可以从中国现有的类似经验中得到巨大帮助的。

其实，对于成功的跨国援助最重要的，是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合作的最终目的，认识到双方并不是施舍和被施舍的关系，而是在通向自由道路上先走一步的人向后来同伴传授经验的关系。人类要赢得自由是不容易的，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许多伙伴。他们的人数越多越好，能力越强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