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为什么无神论政党内部会有宗教徒或者半宗教徒？为什么这些伊斯兰教徒或者半教徒不仅混入了党内，还彻底掌控了宗教研究和制定宗教政策的部门？一切的根源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

在后面几章的论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回族党员从事宗教活动在党内是被默许的，虽然文革中被打断，但从解放到2017年，如果以政策实施时间长短作为标准来考量的化，中共总体上对回族党员参与宗教活动是认可的，而其背后的理论支撑就是中共的民族理论。这也是我所说的“民族为本，宗教为表”的含义。只有看清了执政党民族理论中的问题，才能找到中国泛伊斯兰泛清真的解决办法，更进一步，才能在广义上找到中国最终解决民族的问题的途径（广义的民族问题，即所有民族的民族问题，我会在另外一个系列的文章中讨论）

为什么民族问题对宗教泛化如此重要？因为中共的民族理论为伊斯兰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伊斯兰份子为了能以封闭姿态完整地嵌入中华进行了百年以上的斗争，始终没有成功。同治回乱就是历史上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极端表达形式。但自明朝至民国，包括非汉族政权满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名正言顺的政治地位，承认其正统中华身份。无论哪个朝代或者中央政府对伊斯兰都是一个态度，督促其尽快实现本土化和世俗化。当然伊斯兰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的态度在历朝历代也同样是顽固的，即使在今天这个所谓伊斯兰在中国最好的岁月里，部分中国穆斯林依然拒绝中国化和世俗化。如张承志在其心灵史中就宣称：对于追求精神充实、绝对正义和心灵自由的一切人，对于一切宗教和理想，对于一切纯洁来说，中国文明核心即孔孟之道是最强大的敌人。

但这一传统却在新中国被彻底扭转，即使中国伊斯兰自身从根上并不承认自己是中华文明的一份子，但并不妨碍伊斯兰顶着中华文明帽子变成所谓的本土文明/文化，打算和本土汉文明平起平坐。同时以汉族伊斯兰教徒为主体的回回正式变成了中华的一个民族，继而引发了很多问题。对伊斯兰这种拒绝融合，且抱有自治领土要求的异质宗教文明，中共的理论设置明显带有自设陷阱的性质，显然是中共的民族理论在底层构建上出现了问题！可为什么中共要搞回族的民族识别？这里有两个层次的问题，一是马列原教旨民族理论。另一个就是所谓统战，换成白话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由于本篇我们将离开宗教议题，进入一个新议题：民族问题。而回族问题因为将宗教和创造新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而颇显复杂，为了简化问题，也为了给大家一些简单的直观感受，这里我用内蒙古为例来粗略地展示一下中共民族理论的基本思路。因为蒙古族相对回族来说，是一个科学意义完备的民族，能更好地体现中共民族理论的逻辑。可以给我们增加一些中共回族工作理论的背景知识。

民族作为一个近代的西方概念，是19世纪末从日本传入中国的，1899年，梁启超在《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提到现代意义上民族。中共对民族的概念则完全来自苏联，它全盘接受了苏俄的加盟共和国理论和逻辑，认为民族主义可以作为对抗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以及旧制度的斗争武器，而全球实现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则可以完全超越民族，完全超越国家的认知，从而使共产党人对民族主义会产生离心力这个问题，始终没放在心上。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中共多次在公开文件中支持内蒙古独立，或者说至少不反对内蒙古独立，企图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路子。中共1922年引发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提到：（3）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4）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实行自治，为民主自治邦； （5）在自由联邦制原则上，联合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

根据这个思路一九三五年中共发布了毛泽东主席署名的《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即三五宣言），其中宣称：

内蒙古民族可以从心所欲的组织起来，它有权按自主的原则，组织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的政府，有权与其他的民族结成联邦的关系，也有权完全分离起来。总之，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

虽然抗战期间中共开始成立专门机构进行少数民族研究，比如内蒙古研究室和回回民族研究室，但如果我们回望历史的时候就会发现，中共依然没有脱开苏联民族理论的框架，也没放弃上述的指导思想，所以这些民族研究充其量不过是给把苏联的民族理论翻译过来，换上中国名词直接套用罢了。可是当抗战胜利后，新的情况出现了。由于日本投降，内蒙古出现权力真空，导致内蒙古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在苏联和外蒙古政府的支持下，尤其是外蒙古领导人的乔巴山的支持下，由企图追求独立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主导的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蒙古族为主的伪满洲国兴安军改称东蒙古人民自治军。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成立之时，由于其苏联背景中共也派员参加祝贺，，但当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拿着中共以往文件要自决权乃至独立的时候，终于引起了中共的警觉，并开始审视自己的民族政策。而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正式派代表前往外蒙古，请求外蒙乔巴山和苏联斯大林同意内外蒙古合并的时候，中共终于惊醒了过来。1946年2月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可以支持自治，但内蒙古不应提出独立和民族自决，不能有单独的货币和军队。中共中央给中共地方组织的信函中写道：

我们对蒙古民族问题应取慎重态度，根据和平建国纲领要求民族平等自治，但不应提出独立民族自决。

在辽北省与热河省政府下成立自治区，至多要求成立一单独的省，作为普通地方政府出现，而不应与中国形成所谓宗主国与类似自治共和国的关系，不必要求单独的货币单独的军队，甚至单独的国旗”等。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旗帜

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钱币

同时民国政府已经也注意到内蒙古这种独立倾向，对内表示不承认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对外则向国际社会披露所谓外国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引发美国等西方国家关注。在此背景下，经过中共的努力劝说，斯大林表示拒绝支持内蒙古独立，拒绝支持内外蒙古合并，当然话说回来斯大林的战略目的是支持外蒙独立，对统一蒙古他没兴趣。乔巴山虽然恼怒但也无可奈何，最终撤销了对内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所有支持，所谓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也立刻完全失去了根基，最终并入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正式成立，乌兰夫当选为执委会主席兼常委会主席。

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后排挂像左起第一位为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

随后国共内战的爆发，导致统战要求又显得紧迫起来，当然还有旧有理论的逻辑依然在起作用，1946年11月中共发出指示：

为了团结内蒙古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政治经济压迫，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政府，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容纳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独立国形式。

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正式成立，并就此一直存在了下去。从建国到50年代末，在大汉主义彻底被清算之后，各个少数民族自治区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但自58年起，地方民族主义开始引起中央重视，党内开始对少数民族党员进行整顿，且愈演愈烈。在内蒙古，由于中共并没有兑现三五宣言中的承诺，把所有所谓蒙古人的地方还给蒙古人，而是把热察绥三省分给了不同的省份，虽然内蒙古也得到了一些，但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并不满意。因此1965年伊始，内蒙古领导人乌兰夫在内蒙古散发早已过时的“三五宣言”（对内蒙古人民宣言）：原来内蒙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察哈尔土默特二部，及宁夏三特旗之全域，无论是已改县治或为草地，均应归还内蒙人民，作为内蒙古民族之领土，取消热、察、绥三行省之名称与实际行政组织，其他任何民族不得占领或借辞剥夺内蒙古民族之土地。—— 三五宣言

乌兰夫此举立即引起中共高层的再次警觉，开始整肃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虽然抓内人党运动扩大化明显，冤枉了很多人，但不可否认彻底打断了抱有民族自决、民族独立幻想的蒙古民族主义分子的脊梁，也让更多的中间派端正了思想。

反地方民族主义衍生出内人党事件

四人帮倒台以后，本着清零的原则，对《三五宣言》的修正被抛弃。正因为如此，《三五宣言》可以带着红色回忆的面具，被热情讴歌，重新在内蒙古的官媒网站上招摇过市了（备注：内蒙古新闻网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管、内蒙古日报社主办的）。自然蒙古民族主义思潮也呈现死灰复燃的态势。

三五宣言重新出现在内蒙古官方媒体上

在现实生活中，中国的蒙古族学生在中国的学校中挂外蒙古国旗似乎成为了潮流，这种以外国侨民自居，时刻向精神母国致敬的举动发生在中国的学校当中，却没有引起官方丝毫的警惕。甚至采取默认的态度。

热爱外国旗帜的中国蒙古族学生

微博上一名蒙古族下级军官的言论（此人为现役军官，微博已销号），则更是引人侧目。他把外蒙古当祖国，更让人不安的是，他所在部队的军事会议上，为了突出部队的民族属性，只挂蒙古文的做法（图版上的蒙古文是带有错误的机器翻译，明显只是为了突出所谓蒙古人的内蒙古），可以看出现在内蒙古地方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

内蒙古某部的军事会议，主展板只有机翻的蒙古文字

外蒙古是祖国

而踩踏成吉思汗，这种过去至多批评教育的事情，结果被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判刑一年，也可以看出这个当年所谓汉化最彻底民族之一的蒙古族的民族主义早已暗潮汹涌。

踩踏成吉思汗像，判刑一年

那么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共在内蒙古的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发展轨迹，我们会有几条发现，首先显然解放前中共对民族问题并没有太深入的研究，也没有专业人才，只能依靠政宣方面的人才，囫囵吞枣地吞下了苏俄的民族理论，同样种下了一棵歪脖树，而这棵歪脖树最大的目的实际上就是统战，以对抗共同的敌人。可是当中共发现所谓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有独立倾向时，中共立刻开始为这个歪脖树绑上了第一个矫形的绳索——自治不等于自决。建国以后，中共采用了苏俄奇葩的民族国家架构，同时努力在中华大地上直接种植共产主义，所以把打击大汉主义放到了首位，这个决策给少数民族精英带来了他们自认为的民族发展机遇，开始发展地方民族主义，中共同样立刻警觉给予了无情的打击，这是第二个矫形的绳索--反地方民族主义。第三个绳索就是文化大革命--所有民族都是共产民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几个结论，中共早期民族理论是可以自成体系的，无论其他方面如何糟糕，全民共产民族如何乌托邦，但这个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核心的民族政策，是完整和自成体系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改开之前，民族关系反而是最好的。因为中共当时的目标还是一个（共产）国家一个（共产）民族。那么改开以后发生了什么呢？就是中共自己砍断了第二条和第三条绳索。第三条绳索没什么好说，是绝对错误的，但中共砍断了第二条绳索却是有待商榷的，打击大汉主义得以保留，但如何应对地方民族主义却无人顾及。为本民族的壮大和发展而努力是任何一个民族群体的天然属性，任何一个没有被其他条件束缚的民族精英都无法抗拒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选择地方民族主义是必然的发展方向，那么这就牵扯出马列民族理论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它对多民族国家的复杂性，民族间融合的艰巨性都估计不足，这是马克思作为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理念构建国家的欧洲人的局限性，他设计的以实现全民共产族为目标的多民族国家理论，显然给多民族国家带来一系列水土不服。当然这个议题拓展出去，肯定不是一两篇文章能谈得清楚的，所以这个宏观民族问题我会在后面的民族系列里再详细探讨。下一章我还是把注意力放回到探讨中共民族理论是如何应用到中国穆斯林群体回族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