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回回民族问题研究 -- 山川悠远

民族理论中所谓的里程碑《回回民族问题》存在很多问题，其理论基石违背民族学历史学的基本原理，在统战的大帽子下，违反科学常识采用妥协的态度，承认以教立族，承认宗教习惯等同于民俗习惯（即变相承认了族教绑定），承认伊斯兰教团可以成立自治政府，可以建立自己的自治武装，以达到结盟的目的。当然这里面很多政策现在看来就是权宜之计，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些延安时代看似暂时性的理论和政策却会在建国30年后（改开以后）将中国回民民族理论带上了歧途，成为今天西北各省伊斯兰化的重要理论根据。李维汉等人设计的这个理论除了逆中国大融合的历史发展轨迹而动，拒绝融合之外，对今天的伊斯兰工作主要引发了三个严重后果。一为伊斯兰设计了一整套拥有武装力量的宗教自治机构，并亲自帮助培养伊斯兰政府管理人员，传授政府管理知识，这种模式成为伊斯兰在社会主义体制中努力的目标；二，这个所谓自治政权激发了伊斯兰利用中共实现其大地代治者的野心，也为他们指出了一条如何在中共威权体系下生存发展的道路；三、放弃对回族党员宗教观的改造，甚至鼓励他们从事宗教活动，导致大批回族党员成为伊斯兰的同情者或者信徒，并在新生干部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直到今天。

然而正如我前面说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绝不是有神论者，也决不是想弄个什么伊斯兰政府，可怎么走到了今天的地步？这个问题必须要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才能去探讨如何改进的问题。

在延安时代，中共以《回回民族问题》中的论点作为制定政策的出发点，采取了扶持伊斯兰教的政策，如动用公共财政建设清真食堂和清真寺。同时按照苏俄的民族理论，开始成立所谓边区回民自治政府，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指导下，从1941年起到内战爆发，一共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乡，3个回族村，由回民自己选举区/乡长，对自治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事务进行管理。并吸收阿訇进入政府，由边区政府出钱出地修建的延安清真寺的阿訇马生福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是边区政府的参议会参议员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届政府委员。

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允许回族有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尊重回族人民信奉宗教的自由，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发扬回教的美德，提倡抗日回教保护清真寺，反对和禁止任何何蔑与轻视回教的言论行动。--《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1940年

依据民族平等原则，实行蒙、回民族与汉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尊重蒙、回民族的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 1941年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回民穆斯林的宗教权益得到了极大发扬，自然也就坚定的和中共站在了一起，所以说单就统战来说，这个政策是成功的。

回民有自己民主选举的乡长和区长，他们有什么问题，由回民乡长和区长负责处理和解决，他们在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清真寺，设立伊斯兰小学，他们还买下了坟园——这不是随便的措置，这表示他们自己是安居乐业，长久的住定了！” -- 温故知新：延安时期的几则回族新闻报道，民族报 2017年8月15日

周阿訇说：“三岔在1940年就办了一所伊斯兰小学，他们除了教一般课程外，还有回民历史，阿拉伯文，小孩子在这儿自由倾听着回回民族怎样形成的，并且学习他们祖先的文字和语言。清真寺也由政府帮助建立了，每逢礼拜天（公历星期五），全体回胞聚在那儿诵读《古兰经》，一部分同时学阿拉伯文。--温故知新：延安时期的几则回族新闻报道，民族报 2017年8月15日

其次为了动员回民参军或者自组抗日武装，对军队的部分穆斯林化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帮助回族强大抗日武装部队，以充实国防力量。为此目的，必须：回族军队享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同等待遇的权利；扶助民众抗日武装。---《关于回回民族问题的提纲》 1940年

这个纲领首次提到了回族军队，而根据中共对回族的认知，宗教军队的属性是无法避免的。在各种回民支队，马本斋的冀中回民支队最为有名，他的部队中有随军阿訇，其职责为向士兵提供宗教服务，包括布道、礼拜、宰牲和葬礼。马本斋本人逝世以后也是按照穆斯林葬礼模式进行的，其在延安的追悼会也在延安清真寺内举行，这只部队虽然回汉参杂，但汉族官兵全部禁食猪肉，所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大大咧咧地宣称马本斋的回民支队为“八路军的穆斯林武装”，不是说一点道理没有的。

中国伊斯兰协会认为马本斋的回民支队是穆斯林武装

那么马本斋本人是穆斯林吗？这个问题在解放以后，变得有些扑朔迷离。大家都刻意回避这一问题，但从一些回忆录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马本斋本人是做礼拜的。

中国穆斯林2007年03期，马本斋轶事

由于关于马本斋的文字记载都被刻意裁剪，所以很多历史湮灭了。那么为了研究回民八路军的情况，另外一名回族军事干部王连芳（曾任冀鲁边军区回民支队政委)留下的文字记录就显得十分重要。他的这只回民部队也有随军阿訇，其职责与马本斋回民支队的阿訇类似。而且可以看出，部队招募随军阿訇，定时带领战士做礼拜，去清真寺参加宗教活动，过宗教节日，不仅仅是阿訇和回族穆斯林自发的行动，而是中共政策鼓励的结果，即使是部队中的回族共产党员也在党的要求下，把宗教活动曲解成民俗，主动参加礼拜参加宗教活动。可见所谓默认伊斯兰八路军的存在，不是个例，而是作为中共回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王连芳的这种宗教情怀始终伴随了他一生，尤其是在为沙甸暴乱平反过程中，他的这种打着民族旗号的宗教情怀更是暴露无余。

王连芳回忆录

延安时代，在中共支持下，回民实际上创造了一个所谓共产党领导下的世俗伊斯兰自治政府，即使不是什么实质性的，但无论怎样，它都是打着伊斯兰政府的旗帜。而所谓回民军队也是一个拥护共产党的伊斯兰武装，至少带有部分的伊斯兰特性。而这个形式为中国伊斯兰在共产体制下生存发展乃至夺权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

当然这种性质的武装在中共体制内，最终逃不出被解体的命运。马本斋的回民支队被一分为三，回民支队的番号就此消失。但由于资料繁多，可这支部队的民族战士的分配方向却并不明确。王连芳记录的渤海军区回民支队的去向相对来说，记载详细得多。渤海军区回民支队进入东北后，就被按照民族一分为二，汉族战士加入野战军南下作战，而回族战士则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名义上说是保护民族干部。其后通过不断扩充兵员，最终演变成了铁道兵第二师，但显然此时的回民战士已经被彻底稀释，至1954年，中央军委命令所有回民士兵专业回地方，主要分配地点是宁夏甘肃等地的回族聚居区。

至此穆斯林武装在中共的军队中被彻底清除出去。但为了民族团结的需要，对这些回民支队的宣传保留了下来，当然有些东西能不谈就不谈了，而另外有些东西却显然扩大了。按照官方口径，马本斋的回民支队，即使人数最多的时候也不过2000余人，就是一个团规模，三年多毙伤俘日军13000余人，算上伪军等，合计共歼灭敌军36000余人。而在整个抗战时间新四军主力1师不过共歼灭敌人6.6万余人。

虽然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共初期的回族理论遗留下来很多顽疾，但是在当年的共产党人看来，这些问题却是不存在的。因为不仅回族要消失，全国的少数民族在打倒汉族之后都要消失，中国只有一个民族——共产族。及至宗教，如果说马列也算某种程度的宗教的化，那么中国的宗教就只有一个：马列主义。

正是按照这个思路，按照马列的民族理论，为了对抗民族关系中的压迫阶级主体民族——汉族，实现全民共产族的伟大理想，进行民族识别和碎化主体民族就是不二的选择。这点在前苏联，前南斯拉夫都不例外。所以新民族回族的立族是有其必然的一面，但显然少数民族化和伊斯兰化的地方政府也是不可接受的。这点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反对大汉主义，同时也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反应在对待回族的政策上，就是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但同时必须打击伊斯兰。1958年2月，时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谢扶民发表文章“把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1958年5月，杨静仁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宗教压迫是压在回族人民身上的一座大山》的发言。5月中中央统战部和中央民委党组向中央上提交了《关于在回族党员中进行无神论教育和在阿訇中进行反右斗争的报告》。1958年6月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族教绑定，泛清真，穆斯林党员进行了全盘的否定。

回族党员的状况究竟怎样呢?大概有三种情况，有些是无神论者，有些是有神论者，还有些是半有神论者，哪一类占多数?我没有做过详细调查。总起来看，是有神论占多数，还是个宝塔式(就是上面是无神论者，中间是半有神论者，下面是有神论者)。我们在银川和一些回族党员谈过话，据我看，在当时参加谈话的党员中，无神论者是少数。在原则上，有神论和无神论在共产党内是不能并存的；但事实上许多回族党员还保有宗教信仰。这是一种矛盾。

近几年来，在不少回族地区还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所谓民族形式，例如有什么清真自来水管、清真煤炭、清真百货公司、清真球队等等，许多又都是从宗教方面来的，这是一种落后的现象，还是进步的现象?我看是落后的现象。允许这种现象发展下去，对民族团结不利，因为会使他们互相隔离起来；对回族也是不利的，因为会使他们自己孤立起来。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环境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当人为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形式，把自己孤立起来，同其他兄弟民族对立起来。

---李维汉《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1958年6月

1958年8月中共中央统战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

《关于在回族中改革宗教制度的意见》摘要

一、民族和宗教分开。目前应该强调宣传民族和宗教的区别，批判回教即回族的谬论。同时随着宗教制度的改革和采取其他措施，改变实际生活中族教不分的状况，使之逐步出现一批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人。 二、宗教信仰和宗教制度分开。 三、宗教和生活习惯分开。 四、宗教和行政分开。这个原则已经基本实现了，但还存在着宗教方面干涉国家法律和司法权限的现象，也还存在着国家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利用职权为宗教服务的现象。 五、宗教和教育分开。 六、党内外分开。人民有信教的自由和不信教的自由，党员不能有信教的自由，这是马列主义对待宗教问题的重要原则。

改革宗教制度是当前解决回族宗教矛盾的关键问题。应改的十一条是： （一）门宦制度（特别是教主的放口唤、放阿匍等）和世袭的依玛目制度； （二）封建性的清真寺管理制度； （三）清真寺、道堂的土地、牲畜、森林的封建所有制； （四）清真寺、道堂和教主对教民的劳役制度； （五）强迫性的宗教负担制度； （六）非信仰必须的、妨碍生产和浪费财物的宗教活动制度； （七）干涉婚姻自由和压迫歧视妇女的制度； （八）强迫儿童学教义和封斋的制度； （九）限制群众文化娱乐活动的制度； （十）阿匍、满拉不参加劳动的制度； （十一）对教徒的宗教处罚制度。

在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发出之后，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宁夏回族自治区正式成立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前，宁夏的政治结构依然沿袭延安时代的做法，对宗教人士另眼相看。马震武，西吉县哲合忍耶（俗名血脖子教）门宦沙沟教主，民国时代就曾为了抗议被称为汉族穆斯林而拒绝参加国民代表大会，而今成了新政府的座上宾。1953年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成立伊始，就担任人民政府主席。1955年西海固回族自治区改为固原回族自治州，马震武继续担任州长。但随着中共政权的稳固，这位虔诚的教主被扫地出门的时刻已经为时不远了。1958年5月，在中共展开轰轰烈烈地反地方民族主义之前2年，马震武就被彻底地被打倒了。一下从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沦为反共反人民的极右分子和叛乱分子（马震武参与了1952年的“四二暴乱”策划，但由于反戈一击，最后中共决定不予处理。），被驱逐出体制。

1960年，宁夏自治区主席刘格平因为试图给回族发明一套民族服装，被打倒。最后牵扯了不少人。

刘格平夫妇和他设计的回族民族服装

但宁夏当年的反地方民族主义的烈度比内蒙古的内人党事件低了很多，只能算是给宁夏的地方民族主义一个警告而已，所以刘格平受到的冲击也小得多，只是调离了宁夏，后重新出山曾任山西省副省长，革委会主任等。

在统战部李维汉的带领下，中共一改过去的政策，开始采取对伊斯兰的全面压制措施，1958年推行的“合坊并寺”，使得宁夏原有清真寺1877座降到了1961年109座。但在共产主义指日可待的气氛下，李维汉的统战理论和他本人对极左政策的忧虑，招致批判也只是时间问题了。自1962年起，李维汉就受到“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指控，1964年李维汉被彻底打倒，其理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党、社会主义合作共事关系、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宗教和短期消灭资产阶级”被彻底批判，虽然其中有些理论李维汉并不承认是自己最终的结论或者说根本不是本意，但如果认真读读这些理论，显然它们和中共早期民族宗教理论确实脱不了干系。1968年宁夏自治区主席杨静仁被带上“大阿訇的孝子贤孙，死心踏地的穆斯林宗徒”的大帽子被打倒。至此对于回族穆斯林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走向激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清真寺拱北被拆毁占用，回民穆斯林被禁止做礼拜和封斋。1960年开始，宁夏自治区大规模的鼓励回民养猪，随着政策的逐渐激进，开始强迫回民养猪。个别地方回民不吃猪肉不养猪被当作四旧破除。并制定出了“党团员带头养，贫下中农说服养，四类分子强迫养”的工作方针。并将此项政策上升到是宗教制度改革的高度上，而回民是否能够主动养猪则成为其是否进步的标志。1963年开始社教活动中，对于敢于吃猪肉的回民给予公开的奖励。回民食堂被取消，清真灶被撤消。改为一堂两灶。虽然期间政策也有反复，但最终目的依然是打击伊斯兰。1970年，被认为完成了历史使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被撤消。1975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竟撤销。

中共这一改革伊斯兰的激进政策一直执行到文革结束，那么伊斯兰对中共掌权后对在自治问题上食言，对以消灭宗教为目的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什么反应呢？简单说就是连绵不绝的暴乱。

西北比较大的暴乱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国至1951年的青马旧军官勾结投降士兵和教众发动的叛乱，当然这个阶段的暴乱带有仇视新生政权的色彩，不完全是宗教原因。第一次是1950年5月发生在平凉、固原地区的“五八”叛乱，有回族匪徒2000余人参与，领导人为马步芳第82军旅长马云山。2个月后暴乱被平息。第二次发生在1951年4月的西吉县，即“四二”回族叛乱，上万回族人参与，根据史料领导人为原青马部82军骑8旅长马英，西吉县党部执行委员、自卫队中队长马国瑗和宗教上层人士马国琏以及反动教主（所谓“反动教主”即为后来反戈一击的马震武）。与此同时，原青马军所谓投诚官兵也不断在各地展开暴乱。但大都很快被镇压，叛军被击毙近万人，而解放军也牺牲了近2000人。鉴于青马军官的反复，政府改变宽容策略，将所谓投诚青马骨干军官甄别后，于1951年9月23日，对30名青马军官进行了秘密处决。至此第一阶段的叛乱正式结束。

第二个阶段，则完全是自发性的宗教叛乱的性质。1956年在“保族保教”的旗帜下，甘南地区回族发动叛乱，旋即被镇压。1958年，甘南地区再次爆发规模更大的叛乱，参加叛乱的回族人数一度高达数万人，同年年底，叛乱基本被平定，毙伤俘回族匪徒万余人，同时暴乱的藏族武装也被消灭。而由于解放军进入甘南平叛，后方空虚。胡门门宦第六辈教主，广河县县长马国忠于8月15日发动武装叛乱自称‘新编西北救国军’，涉及临夏、永靖、和政等96个乡。25日刚从朝鲜撤回国内的54军134师在有“丁大胆”之称的丁盛带领下增援当地驻军，两个半月暴乱平息，歼灭回敌10034人。1958年11月12日马国忠死于狱中。关于这次叛乱，西北民族学院教授马廷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资料，"1958年9月参加甘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工作日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查找。

这种宗教叛乱，其实在西北始终没有停止过。根据原公安部政治部主任施义之的回忆，仅固原地区自解放至1972年，就发生了9次叛乱。大部分都是以宗教名义裹挟群众的乌合之众。

固原地区至1972年至少发生了9次暴乱

而在文革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可查到的有记载的宗教叛乱，就是1975年沙甸伊斯兰宗教叛乱。这次叛乱的特殊性在于这次叛乱已经不是存粹传统意义上的伊斯兰宗教叛乱，已经开始向现代化组党方式发展的叛乱（沙甸叛乱份子的组织名字为“真主党”）。

另外马廷荣教授的日记里面有一组很有趣的数据，1958年叛乱中回族干部群众的态度，直接叛乱的极端教徒约有7%左右，对暴徒抱有同情心10%，认为暴乱政府有失误46%，剩余地是跟着党走的回族干部群众。为什么说它有趣？因为法国学者也有一组调查数据，法国穆斯林中比较危险的群体，极端虔诚穆斯林占穆斯林总人口的15%。如果我们和58年的数据“17%”（极端教徒和对暴徒抱有同情心的教徒）对比就会发现惊人的相似。我们知道古兰经的糟粕必然催生极端教徒，那么这个15%的比例是否是极端教徒在伊斯兰中的比例，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因为他们伊斯兰和非伊斯兰的简单二元极端世界观必将成为整个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当我们回顾从解放到文革这段历史，就会有以下几个发现。首先中共的民族理论的基础并不牢靠，以欧洲一族一国为出发点的马列民族理论和依托苏俄国情设计的民族国家架构在中国显示出了严重的水土不服，再加上不合格的研究人员做得都是命题作文，政宣论文，结果自然是创造的理论牵强附会，漏洞百出。实质上导致为伊斯兰拓展发展空间。而其后延安时代根据这个理论创造的回族自治的政治体制和回族军队体制，都不可避免的带上了伊斯兰的印记。但这种理论上缺失，并没有带来什么立刻的损害，因为这只是面对强大敌人实现全民共产族的权宜之计罢了，后来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伊斯兰被严厉的打压。直至文革的结束。

延安时代只是为了统战而创造的短视理论，依据这个理论创造的新民族“回族”，回族自治政府和培养的回族干部，为今天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为文革结束后，回族民族理论中共产主义改造部分被否定之后，保留下来的就是延安时代的理论和政策。而延安时代留下的隐患一下子就暴露了出来。首先此理论大谈以教立族，承认回族的伊斯兰属性，直接的后果就是培养了一大批带有民族主义思想和伊斯兰思想的回族党员。而1958年以后开展的无神论教育和反族教绑定运动，从后来回族老干部对沙甸事件文过饰非、有意无意为伊斯兰打掩护的态度上来看，显然这些整风运动对早就被洗脑的老回族干部影响并不大。而且更大的问题是这些老干部将其对伊斯兰的情怀在体制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去。观察一下体制内的回族干部对清真食品的态度，对伊斯兰渗透体制问题的态度，对去汉化回归阿拉伯/波斯的态度，对死后要去见真主的态度，就知道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而从党的角度而言，错误的理论带来的效果就是无神论政党在看到自己的党员大搞宗教活动和到处展示宗教情怀之后，却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第二为伊斯兰在中共体制内生存提供了一个样板，如果我们对比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延安时代伊斯兰获得的支持和发展态势和现在中国发生的情况极端相似，而且很清晰的可以看出，体制内的某些人就是想把时钟调回的延安时代，好在体制内成立又一个世俗的伊斯兰自治政府。那么他们是否想建立一只类似于回民支队之类的穆斯林军队呢？答案是当然。不过我想随着就最近中央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201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战旗方队中的回民支队军旗被取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回民支队这支特殊时期的特殊部队，不把“马本斋的信仰到底是什么？”谈清楚，不批判民宗委下属官媒民族报的“ 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灰族人，有着自己本民族神圣的信仰；他还是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这种族教绑定，无神论思想和有神论思想绑定的说法；不把“随军阿訇”谈清楚，就肆意宣传回民支队就是包藏祸心。

伊斯兰试图染指军队

中共关于回回民族的完整民族理论，已经在文革之后被宣布失败，全民共产族彻底沦为了乌托邦。可是后续的理论工作并没有跟上，而是接着使用延安时代的理论，殊不知这个理论只是一个被腰斩的残缺版本。这个理论带有严重的漏洞，是本着现实主义实施统战的妥协产物，以教立族和族教捆绑是个致命的死穴。因为高度汉化的回民以教立族，为了突出民族特点，就必须承认伊斯兰属性是回族的民族属性，反过来就必须承认族教绑定，就必须承认要发展回族就必须发展伊斯兰，就必须承认回族党员一定是个伊斯兰社会主义者。那么所谓反泛清真，反泛伊斯兰，在回族伊斯兰党员的掣肘下，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所以针对现在西北的乱象，对于中共而言，必须首先废除延安时代的民族理论，重打鼓另开张，淡化回族的观念，压制伊斯兰使其处于停战状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值得高兴的是，虽然并不全面，但显然党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

第六十二条　对信仰宗教的党员，应当加强思想教育，经党组织帮助教育仍没有转变的，应当劝其退党；劝而不退的，予以除名；参与利用宗教搞煽动活动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最后我说点题外话，中共的民族理论在改开前是完整，没有给伊斯兰留一丝余地，所以有些人总是把今天的乱象归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错误，并不公平，更不能把错误归结到个人头上。中共的民族理论的问题是共产民族理论整体出现问题之后引发的，但由于理论缺陷导致理论失败，所以改开以后的后来者否定了他们的理论，然而后来者只是从老理论中挑出一段加以采用，而未作深入思考进行修正，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消极态度显然不是一个积极的态度。现在出了问题，显然主要责任在后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