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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关于中国房价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探讨 -- 秃鹫之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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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关于中国房价与中共政权合法性的问题探讨

解放初期,上海美蒋封锁口岸使存粮不足1亿斤,仅够半个月的消费,存棉只够纱厂开工1月。投机商利用棉粮紧张,掀起“七月涨风”,使物价上涨1倍,其中7月11~16日的6天时间米价上涨96%。上海市委通过行政机构采取抛售物资、加强市场管理和配售平价米等三项措施,到7月底物价转向平稳。“七月涨风”平抑后,只取得两、三个月的平稳时期。10月投机商又以纱布掀起比7月更猛烈的“十月涨风”,这次以纱布和粮食为主,形成全面暴涨,范围遍及全国时间持续达50天,是上海解放后最严重的物价波动,10月上旬到11月下旬,棉纱上涨3.8倍,棉布上涨3.5倍,大米上涨3.3倍。

上海于11月25日在陈云直接指挥下与全国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纱布,并且边抛售边降价,使投机商两面挨耳光,一面借的钱要付利息,一面物价下跌赔本。1950年的春节抢购风,投机商认为农历新年“红盘”必涨,于是在春节前拼命抢购粮食和纱布,准备在春节开盘后大干,没想到充沛物资使市场开盘后保持原价投机商从此老实。

这个就是有名的上海“米棉之战”。米棉之战的意义,不仅使中国的工商业重镇上海的社会逐步趋向平稳,人民的生活得以保障,更重要的一点的,确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在上海人民心目中的合法地位。这个“法”,不是国民党的宪法,也不是共产党的宪法,而是老百姓自己心中的法:谁能更好的维护人民的利益,谁就合法!

我这个人,喜欢说邓小平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马列主义的道路背叛中国革命。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个问题,违法行为才叫背叛;不违法,不犯罪,那就不叫背叛。比如说1982年版宪法把75版宪法的工人罢工权从宪法中删除,这样其实就已经在否定中国共产党的起家的合法性了,但是并没人在乎,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并不在乎。人民群众在乎一些更加实际的问题,那就是更多的个体利益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200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卢梭已经在他的《社会契约论》中给出答案了。

“1,个体主义的假设。社会契约论认为,个人是一切社会价值的依据,是行为的唯一主体、出发点和归宿,各种集体和共同体的存在都是为了保障个人利益的实现,国家的合法性来自个人自愿的同意。

2,理性假设。理性假设认为,人的理性是评判一切行为合理性的依据,没有理性或理性不健全的人是不正常的,理性的人也意味着一个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追求自身利益的人。

3,性恶论。即只要有可能,每个人都会不顾他人的利益而追求自己的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的利益。

4,消极政府的假设。根据社会契约论,成立政府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障和实现每个个人的利益,而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求将产生整个社会的繁荣,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消极地维护社会秩序与法律的执行。 ”

当然,《社会契约论》也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仅仅只是一个必要非充分条件。但是,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体的,模糊的,远胜于无聊争吵的结论,那就是,国民和国家的关系。

国民和国家是什么关系?国民放弃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与自由,以获得庇护,从而保证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免受更大的损害;而国家把这些权利与自由“收集”起来,获得公共的权力,并以此权力来保障国家以及在国家之中的人民的利益。当然,获得国柄的人,必然会因此得益,即使一代两代洁身自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与公众的认同,这也仅仅是时间问题。民主和专制不过是统治手段,腐败的民主与清廉的专制,本质上并没有区别,只不过是公共权力与公信力的使用程度而已。不过,这一切的基石依然在于两个字,“合法”,或者说,合乎人民的意愿,保障人民的利益。民主专制都可以,只要人民的利益有保证。比如说,人民群众并不在乎你小平国务院值班的时候打桥牌接不接电话,但你不管坂桥水库溃坝淹死人,这就不行了。人民群众并不在乎你大军倒彩电,但是卖台彩电还得搭个收音机,这就尼玛扯淡了。人民群众并不在乎你红二代怎么捞,但是捞得国家经济崩溃,这就只有飙拖拉机了。

国家合法,政权合法,人民才有理由去维护,去保卫。因为这个时候,国家的利益是人民利益的总和,个国家利益的范畴已经包括了在其中的人民的利益。一个合法的政权,一个能够维护在其中每一个守法公民利益的国家,才值得我们去爱。反之,一个只顾自己画圈无视民生的,一个教育产业化伴随着大肆买外国留学垃圾的的,一个对国民计划生育而放任外国人多生,其合法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部队出了件大事被捅到国际上去了,就是轰动一时的田明建案。田在农村家里的老婆因为计划外怀孕没指标,7个月大时被强制人流;结果医疗条件所限,手法又粗劣,大人小孩都没保住。于是该兵起了杀心,偷藏了枪弹,趁一个出操的时候,把团营级干部突突的没剩几个。无论若干年后的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兵,至少,在这个兵的心目中,国家、政权在他心目中已经非法了,作为士兵,不仅不会去保卫,反而希望去亲手消灭的了。

从经济角度讲,人们之所以“愿意”放弃自己造房子的权利而买其他公司造的房子,是因为从社会劳动生产率上讲,用一般等价物购买房子比自己建的更完善、更安全,更符合社会分工协作。你让一个导弹工程师自己花个三五年攒材料造房子而不是搞新导弹的开发研究,不是资源的浪费么?在若干年以前,人们都是自己造房子住的。即使是在几年前的农村,村民有块宅基地,就能花十几万块钱自己盖个房子。那个时代,房子,不是问题。现在呢?辛苦一辈子才能买个房子,为什么不自己建?或者找几个人合资建?很简单,违法。公民的权利,已经被法律所剥夺了。请问,这个法律正当,还是反人民的?

从本质上说,78年后的中国,本质上是一个比毛时代更加封建专制一言堂的国家,这可以从改开后历届人大代表的构成中看出来。专制的含义,便是基本不考虑社会中下层人民的意愿,只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东西,只要能稳定压倒一切,那就敢搞,因为这能满足统治的需要。所以,如果说民主国家的高税收是人民或者其社团为了维护其本身的民主权利的话,那么,专制国家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搞高税收。因为在专制国家里,国民就是统治阶级圈养的牛羊鸡猪,是养来为着某一天杀了吃肉的;因此,专制国家的高税收,好比是一个养猪的,养了一圈猪,除了过年过节挑两头杀来吃肉,平日里时不时的还要来放下血做血豆腐,或者谗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砍你一条腿来做红烧肘子。拜托,人家还活不活了?正因为此,在专制国家里面,国家不仅不能搞高税收,还得照顾人民的生活,衣食住行,面面俱到。养猪的你不给造猪舍喂饲料,难道还得让他们自己寻食不是?

这个,就是社会契约。更原始、更野蛮的契约。你给我乖乖的工作,乖乖的纳税,我给你吃的穿的住的用的;你不要去信别人说的话,只能听我说的话。我于是乖乖的工作、乖乖的纳税、不听别人的话。于是我活的愉快轻松,你也专制的省心。问题是现在,我乖乖的工作、乖乖的纳税、不听别人的话,你要自己去找吃的、自己去找住的的,住的还那么贵,这叫什么逻辑?谁撕毁了本来的社会契约?如果说革命先烈拼死拼活把国民党打跑了是为了把中国的土地上的房子两万块一平卖给老百姓,那中国革命还有什么意义?那淮海战役80万小推车的是不是傻灯?

毛特别担心共产党变成第二个国民党,那是有道理的。

房子问题,改开新贵们从80年代起就在琢磨停止职工福利分房,搞房改,搞社会化。到03年北上广房价起飞,布局造势搞了十多年了。如果说前面房价上涨时期感谢政府谁早买房谁收益,那今后越买越跌,是不是就得一起骂政府了啊?是不是自己给自己培养掘墓人?2018年全国新生儿1523万,创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以来历史最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今后老龄化是个大问题,这就是人民群众无声的抗议。至于西北边疆地区,本来该是求着汉人去实边保持政局稳定的,这下倒好,玩房子,补贴少民,按闹分配,把汉人都逼走了,今后就是安拉胡阿克巴们的天下了。

房价问题,不是一个经济社会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它关系着政权的合法性。改开四十年寅吃卯粮,六个钱包透支人心。十九大房住不炒,回归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初衷,这也算拨乱反正。

通宝推:一着,尚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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