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Taylor Branch：高天火柱——MLK三部曲之二 -- 万年看客

1976年，流亡十年的鲍勃.摩西从非洲回到了美国。他最后一次参加非学委会议还是1965年2月的事情，那一回他将自己更名为鲍勃.帕里斯。那次会议结束后，他就从密西西比州游荡到了阿拉巴马州，一路追随着从塞尔玛通向蒙哥马利的游行队伍。当时马丁.路德.金曾经安排亚伯拉罕.赫歇尔与他一起呆在萨利.杰克逊在塞尔玛开设的精神病院，詹姆斯.贝弗尔睡在浴缸里，詹姆斯.福曼睡在餐桌底下。赫歇尔与金并肩经历了这场披挂花环的游行，并且表示：“我觉得我这是在用双脚祈祷。”有时民权阵营的朋友们也会在乡下农场里遇到帕里斯，他喜欢端着水果罐头瓶子喝玉米威士忌，一边喝酒一边思考东南亚的战争。1965年4月17日，他参加了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对越战抗议活动。在华盛顿纪念碑脚下，他面向对一万五千人说道：“不要把密西西比州当作道德上的避雷针，但如果你们真的要利用它，就把它当作你的窥镜吧。”5月份在伯克利大学的另一次反战集会上，他把越南与密西西比相提并论，在人群面前举起一张新闻照片，照片内容是一名被捕的越共叛军：“我看着这张照片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有色人种的小男孩靠在铁丝网边上，一个高大的白人海军陆战队员背着枪看押着他。但我知道，这个国家的人们在这张照片上只会看到一名共匪。我们身处截然不同的现实当中。”

帕里斯找到了阿尔.洛温斯坦。尽管两人之间尚未完全解开自由之夏项目期间留下的心结，而且民权阵营里的激进分子也越来越看不起洛温斯坦，认为他是一个煽动赤化的白人自由主义者，但两人对于越战走向都感到无能为力，就像两年前在密西西比州举步维艰的感觉一样。洛温斯坦带着帕里斯参加了在纽约举行的反战活动人士夏季会议。在会上，洛温斯坦将越南冲突的根源视为美国对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国家间仇恨，并主张重新评估外交政策，而帕里斯则坚持使用非暴力语言。1965年夏天，他接触了一些支持民权运动的国家宗教领袖，结果却被告知黑人不应该公开谈论越南问题，以免损害民权斗争来之不易的成果。帕里斯认为这样的建议无异于侮辱。二十年后他回忆道：“我当时很生气，不过并没有气得乱吼乱叫。”

1965年8月9日，也就是约翰逊总统签署《投票权法案》三天后，帕里斯在美国国会大厦举行游行，“主张越南和平”。身穿制服的美国纳粹分子向他、和平主义者戴夫.德林格（Dave Dellinger）以及曾在密西西比州监管自由学校的激进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身上泼洒了红色油漆。后来帕里斯接受了加纳的邀请，参加非洲国家会议，并且在加纳一直呆到了秋天。第二年春天，帕里斯在新奥尔良协助组织了一场名为“寻根”的会议，讨论美国黑人肩负的非洲遗产的意义。哈蒂斯堡发生燃烧弹袭击后，他实在不忍心亲自去拜访达默尔一家，但他确实去了三角洲地区拜访阿姆齐.穆尔。此时穆尔已经加入了联邦政府，成为了一名扶贫官员。他的房子里挤满了为“先行一步”项目工作的人。那年夏天，密州自民党正在竞选候选人，非学委的新任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在密西西比州的一次游行中宣布了黑人权力的原则。帕里斯觉得自己此时已经成为了隐形人，因此可以安全地再度恢复摩西的身份。他的婚姻宣告破裂，部分原因在于他对越南问题的痴迷。此后不久他收到了一份入伍通知书。

此时的摩西三十一岁，已经超过了应征入伍的法定年龄。他认为这份通知书是对自己散播反战言论的惩罚，于是就在1966年8月偷偷逃往加拿大，化名罗宾逊，并且说起了法语。他在加拿大一直生活到1967年冬天，做过看门人、电话推销员以及守夜人等各种零工。最终他获得了一张加拿大身份证，并且得到了一户西印度人家的庇护。此时他又假称自己名叫鲍勃.威廉姆斯，这家人的孩子们都管他叫“鲍勃叔叔”。1968年初，摩西仍然担心被捕，他申请了加拿大护照，从而取道英国更安全地流亡到非洲。就在他等待的时候，新闻节目当中传来消息，联邦调查局正在审查谋害马丁.路德.金的逃亡刺客的加拿大护照。据称这位“埃里克.高尔特”——后来又变成了“乔治.斯尼德”——正在为了逃跑而安排加拿大身份，可能打算逃往罗德西亚。摩西惊慌失措，担心这次搜捕会暴露他伪造的护照。直到詹姆斯.厄尔.雷在伦敦被捕之前他一直藏在暗处不敢露头。

那年夏天摩西到达坦桑尼亚并且向坦桑尼亚政府上交了他的假护照，坦桑尼亚政府默许他以自己的本名在国内接受庇护。他和非学委的工作人员珍妮特.杰莫特（Janet Jemmott）结了婚。夫妻二人在坦桑尼亚的一所乡村学校里分别教授数学和英语。他们育有四个孩子。摩西避开了他留在美国的家庭。有些家人担心他已经死了，1970年他得知父亲去世，这才给家里寄回一根非洲手杖通报平安。摩西告诉自己，如果他联系他的父亲，那么只会为父亲招致联邦调查局的骚扰。乔.劳通过传言找到了摩西，他给摩西写了一封信，由美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转交。劳写道，在他死前他想让摩西相信，自己从来没有背叛过他，也没有背叛过大西洋城的密州自民党。摩西没有回信。他担心劳的信可能会引起大使馆的注意。

越南战争结束后，莫斯-杰莫特一家回到了美国，并且根据吉米.卡特起草的逃避兵役大赦法案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定居。珍妮特.杰莫特上了医学院，成为一名儿科医生。摩西在高中教书，然后回到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他似乎与自己的过去切断了联系，甚至对于过去感到害怕。一些朋友认为他是众多“民权运动伤亡人员”当中的一员，这些人或多或少受到了民权运动经历的困扰或者伤害。他总是回避当年的非学委成员们举办的联谊会，尽管不少幸存者都在会上与自己的过去达成了谅解。黛安.纳什告诉她的同龄人，令她自己吃惊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她对非暴力的信念已经荡然无余了：“我有好几年都是这么想的，直到我注意到自己并没有杀人，我从没去过步枪靶场。我从没引爆过炸弹，而且说真的，我做的很少……”纳什在言语的掩护下摆脱了自己的过去，也许这样做更有利于她身为单身母亲抚养孩子。

1982年，摩西十六年来第一次回到密西西比，参加了阿姆齐.穆尔的葬礼并且作了简短发言。此后他开始接受采访，有时他还会要求其他人提供有关他本人的文件，就好像他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另一个人那样。他借鉴了自由学校的教学手段，发明了一种新的代数教学法。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他的代数项目已经推广到了全国各地的学区。从过往人生的创伤当中恢复过来之后，摩西在密西西比度过了越来越多的时间。他主张在当今时代掌握一年级代数就相当于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拥有投票权。这项能力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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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塞尔玛，马丁.路德.金与高涨的怒火正面交锋。为了赢得投票权，许多小地方的民权精神将会不得不将政治提升为历史。在投票权问题以外，越南问题也将会破坏过去两年来民权阵营为了赢得自由而准备的庆祝活动。金的内心道路正在引领着他朝着孟菲斯的环卫工人们走去。这是他的道路，但他在这条路上每前进一步都会变得越来越孤单。无论是金还是民权阵营都不足以将整个美国转变成一场万众一心的弥撒大会。但在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们至少还可以眺望远方，隐约看到迦南美地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