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第一骑兵军（引子） -- 梦秋

第十一章 扎莫希奇突围

华沙城下的战场，变化非常迅速。8月14日，波兰第一集团军在拉济明发动反攻。同日，西科尔斯基将军的波兰第五集团军向北转入反攻。波兰第一和第五集团军像是一把铁钳的两端，牢牢地将红军两个集团军夹住。次日，在波军战线的右翼，波兰预备突击集群、第三和第四集团军在几乎没有受到红军的牵制情况下北上，击溃了莫济里集群，切断了第十六集团军退路，随后在战斗当中击溃了这支部队，继续北上，再次将刚刚从铁钳里逃出来的第四集团军和第十五集团军切断。

诺曼·戴维斯认为，波兰第五集团军兵力不足，如果红军赌一把，完全可以击溃第五集团军，从而粉碎波军的钳形攻势。这个想法可能过于简单。红军在异国土地上作战，缺乏后勤支援和基地，即使能够赌赢了，随后的情况也并不乐观，更何况它的力量已经枯竭，再也没有攻击力。实际上，第四集团军司令员舒瓦耶夫在作战中负伤后，代理司令员谢尔盖耶夫就陷入恐慌之中。西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对前线的战况并不了解，直到8月18日仍旧命令第四集团军向南进攻。当天晚些时候，他终于醒悟过来，发出了全线撤退的命令，但鉴于通讯情况极为糟糕，许多红军部队根本没有收到他的命令，只得各自为战，带来了严重损失。

可以说，华沙战役红军的惨败有很多原因。按照时间顺序来排列，第一个错误出现在西方面军夺取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之后，加米涅夫不但没有按照原计划推动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会师，反而在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的请求下，批准双方各自作战，两个方面军缺乏最起码的协同；第二，从图哈切夫斯基到列宁，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对波军的实力估计过低，以至于出现“只依靠西方面军就可以占领华沙”这种极度轻敌思想；第三，毫无疑问，就是在关键时候西南方面军迟迟不肯增援西方面军，坐视后者被包围并遭到严重损失。前两个原因是华沙战役失败的必要条件，最后一个原因只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即使叶戈罗夫和布琼尼立刻增援，也无法挽回华沙战役败局。因此，将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拒不发兵救援图哈切夫斯基这一做法当作华沙战役失败的唯一原因，是片面的。但在后人看来，友军有难，不动如山这一毫无同袍道义可言的冷血行为，往往能够掩盖所有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这也是很多人得出“布琼尼不去救援图哈切夫斯基导致了华沙惨败”这一结论的原因。

所有惨败的追问都可以归因于一个人：红军总司令加米涅夫。他缺乏必要的权威来约束图哈切夫斯基和叶戈罗夫，共革军委也没有授予他相应的权力来强化他的权威；他对战争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缺乏明确的认识，致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进攻方向并不协调统一；加米涅夫同时还缺乏对前线详细情况的了解，更缺乏对战场态势变化敏锐的直觉，这一点可能是导致红色骑兵陷入扎莫希奇之围的关键原因。1935年加米涅夫被授予一级集团军指挥员（大将）军衔。曾经的红军总司令，军衔低于苏波战争时期的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叶戈罗夫）、集团军司令员（布琼尼）、集团军军委委员（伏罗希洛夫）以及步兵师师长（布柳赫尔）。这很难说不是红军从整体上对加米涅夫指挥能力的一种共识。

在西方面军的溃退当中。加亚·加伊的第三骑兵军位于最远的西北端，突围路线最远，作战最艰苦，但是战斗十分顽强。这支部队利用大雨和夜间的雾气潜行，在必要的时候使用冲锋和砍劈战术，先后突破了波兰第五集团军、第一集团军五个师的包围。8月24日，第三骑兵军陷入波兰第四集团军的包围圈，为了掩护红军第53步兵师撤退，骑兵们在科尔诺一带血战两天，弹尽粮绝。随后大约2000名第三骑兵军士兵和他们的600名伤员，高唱着《国际歌》进入东普鲁士，向德国人放下了武器。

德国人没多久就把他们释放回国了，甚至允许他们携带自己的武器。魏玛共和国带着一种很奇怪和很矛盾的观点来看待苏波战争。虽然本国已经出现过两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使魏玛共和国的政客们深深地理解布尔什维克如果向柏林进军会带来什么后果。但他们似乎更加希望红军击败波兰，这样有助于打碎给德国带来严重屈辱的凡尔赛体系……【1922年4月，在苏波战争结束不到两周年之际，魏玛共和国与苏俄即签署了《拉帕洛条约》，双边建立起经贸关系。在一项后来追加的秘密协议中，苏德双方同意展开密切的军事合作，苏方提供军事基地以及相关武器用于训练德军。这被认为违反了《凡尔赛条约》。《拉帕洛条约》暴露了双方急于打破凡尔赛体制的决心。】

华沙战机至此大体结束。下面来说说俘虏问题。流传得沸沸扬扬的“华沙战役后波军屠杀红军10万战俘”一事，本文作者曾有过疑惑，在波兰采访期间也进行过询问和调查。这一问题成为撰写《第一骑兵军》一文的原因之一。经过向两位中方专家和数位波兰历史学家们的询问（尚缺少对俄方军事专家的询问），得出的结论大体如下：

第一，红军战俘大批死亡的事情基本可以确认存在。但他们的死因是个问题。波方和中方的专家认为，饥饿和营养不良，而不是虐杀，是红军战俘大批非正常死亡的原因。波兰东部经过四年战火，在1919年和1920年又受到苏波战争蹂躏，劳动力不足，粮食生产不足，饥荒蔓延。波兰人自己都无法吃饱，对于红军战俘更绝无可能提供足够的粮食。华沙战役结束一个月即进入秋冬季。双方直到10月中旬才达成停火协议。最终划分边界解决双边问题的《里加协议》更是到第二年3月份才达成。红军战俘缺乏冬衣，冻饿之下死亡人数居高，这个现象应该存在的。

第二，红军战俘的数量没有到10万。西方面军在打到华沙城下时，总兵力可能已经不足10万。波方统计，整个华沙战役期间大约有6万名红军士兵被波军俘虏。

第三，作为结论，波兰需要为大批红军战俘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但所谓“波方虐俘”不能用来说明卡廷森林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本文作者对“波军虐待红军俘虏”一案的调查就此止步。国内军史研究者“战争史研究”就此事有过比较深入的探讨，读者们可以自行搜索。下面回到正文。

8月26日，华沙战役基本上结束。但在卢布林方向上的战斗却进行得如火如荼。

8月19日深夜，第一骑兵集团军收到了8月17日图哈切夫斯基发来的电报，要求红色骑兵立刻向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卢布林方向攻击前进。深有不甘的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立刻回电，认为红色骑兵立刻离开利沃夫地区存在以下风险：

1.亚基尔的第45和第47步兵师以及第十四集团军兵力极度虚弱，离开红色骑兵则不可能坚守经过血战夺取的东加利西亚城市。

2.红色骑兵北上意味着利沃夫地区的波军防守压力降低，将会导致波军抽出更多兵力北上对付红色骑兵和西方面军其他部队。

3.假如红色骑兵继续保持对利沃夫的进攻态势，将在两到三天内攻占这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从而牵制波兰军队的兵力，降低西方面军的压力。

布琼尼的这些建议并非没有道理，但西方面军火烧眉毛的危机必须优先解决。布琼尼的建议被西方面军8月20日凌晨六点的回电迅速否决。在图哈切夫斯基的强大压力下，第一骑兵集团军被迫放弃对利沃夫的进攻北上，向卢布林方向攻击前进。对于这个决策，一种解释是，考虑到华沙方面的战斗大局已定，红军正在溃散中，图哈切夫斯基要求红色骑兵此时北上，其用意可能是吸引波军主力南下，降低西方面军的压力。同时，也不排除调兵北上是为了保护西方面军的左翼这一可能。

从今天双方信息已经非常清楚的情况下来看待这场战役，会发现图哈切夫斯基做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决定。西方面军完全溃散之前，第一骑兵集团军的北上仅仅调动了三个波兰师南下，对减轻西方面军的压力用处不大，反而让第一骑兵集团军远离后方，陷入完全无依托、无援军的境地。而且，在西方面军全线撤退的情况下，战线急剧收缩，已经没有让红色骑兵掩护其左翼的必要。让它向西北方向进攻，深入敌境，却又不提供步兵支援，这个做法实在违背常识。

“红色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为什么要在8月20日，西方面军正在溃退的情况下强令第一骑兵集团军北上，除了打算把红色骑兵送入虎口，或者阵脚已经大乱，昏招迭出，很难找出别的原因可以解释。

图哈切夫斯基与布琼尼在北高加索战斗期间就有不和，但并未影响到协调作战。在波兰，图哈切夫斯基这道命令将红色骑兵几乎推入绝境，从此在两人之间种下厌恶与憎恨，并延伸到了斯大林处。布琼尼在1937年参加了对图哈切夫斯基的审判，不能不说原因之一来自把红色骑兵逼到悬崖的这道命令。

直到战争过去很多年，图哈切夫斯基冤死，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病逝，布琼尼才勉强接受了下面这个说法：调第一骑兵集团军北上这一昏招，来自加米涅夫，图哈切夫斯基只是执行者。加米涅夫在8月23日判断波军的进攻已经告一段落。他致电图哈切夫斯基称，红军掌握主动权的时候已经来临，下一步应该向卢布林发动反攻，西方面军与西南方面军在那一带会师，然后并肩作战。【加米涅夫的建议于8月23日提出，但调动红色骑兵前往卢布林的命令于8月20日之前就已经多次发出，可见加米涅夫并非是朝卢布林进攻这一“创意”的始作俑者，图哈切夫斯基才是。】

到了此时，加米涅夫显然还没有对华沙城下的失败有全面而且深刻的了解。此时，以西方面军的实力，已经无力发动反攻。进攻主动权掌握在波兰人手里。而且，图哈切夫斯基也根本无力增援红色骑兵一兵一卒。

但加米涅夫并不清楚这一事实。他建议图哈切夫斯基，莫济里集群（实际上已经被击溃）应该固守抵抗波军进攻，红色骑兵用于朝卢布林方向进攻。

这是极为危险的做法。在红色骑兵的两翼，红军步兵师被优势波军截住，骑兵们只能在围追堵截中独自向北前进。8月23日，图哈切夫斯基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左翼已经过度收缩，攻占卢布林已经没有意义，因此对之前的命令做出了修改，命令红色骑兵在索卡利地区（利沃夫东北偏北74公里）转向东北，防止亚基尔集群右翼被波军突破和包围。

这道命令本来可以使红色骑兵免于被包围的命运。但是，8月24日，当红色骑兵与亚基尔集群会师后，接到了图哈切夫斯基第三封、也是致命的一封电报，命令红色骑兵改变目前战斗方向，逆时针旋转90度，从索卡利东北转向索卡利西北94公里之外的克拉斯诺斯塔夫攻击前进，8月28日前必须攻占，随后向卢布林发动进攻——这基本是再度重复8月19日的命令，只不过又耽误了红色骑兵整整24小时。

鉴于加米涅夫在8月23日做出的反攻判断，他本人需要为这道完全错误的命令负责，至少布琼尼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公平地说，图哈切夫斯基反对我们朝扎莫西奇（克拉斯内斯塔夫）方向继续进攻。只是在总司令的坚持下，他才不得已发出了这道命令。”

【巧合的是，在1648-1651年的乌克兰反对波兰统治的民族大起义中，乌克兰民族英雄波格丹·赫梅利尼茨基曾经率领扎波罗热起义军攻占了利沃夫和扎莫希奇，但由于赫梅利尼茨基并没有推翻波兰王国的决心，部队未能从扎莫希奇继续前进，攻占防守空虚的卢布林和华沙。扎莫希奇成了赫梅利尼茨基起义军在波兰境内的终点。后来缓过气来的波兰军队成功地从赫梅利尼茨基手中夺回了右岸乌克兰。】

红色骑兵没有攻占克拉斯内斯塔夫。波兰人方面早就从容不迫地做好了准备。8月26日，在与西方面军的战斗胜利结束后，波军随即调动兵力南下增援卢布林，同时将西科尔斯基和哈勒尔两位胜利将领也南调指挥。8月29日，在克拉斯内斯塔夫东南偏南30公里的扎莫希奇城下，红色骑兵被三个波兰守备营和波兰第10步兵师堵住了。随后波兰第三集团军从北部，哈勒尔集群（含波兰第六集团军一部、彼得留拉的乌克兰第六师和库班白军哥萨克组成的库班骑兵旅等）从南部围上来。哈勒尔集群向红色骑兵的左后翼发动进攻，迫使其收缩防线，波军借机夺取了古奇卡河上的渡口，封闭了红色骑兵向东撤退的道路。当天的战斗中，特别骑兵旅旅长斯杰普伊-斯皮扎尔内负伤，临时任命了特别骑兵旅第一团团长戈雷采夫指挥特别骑兵旅。

8月30日清晨，大雨初晴。第六骑兵师报告，位于扎莫西奇东南的小镇科马罗夫被波军夺取。布琼尼意识到，这是个危险的迹象。波军在自己的左后方出现了。

这就是苏联历史学家所说的“扎莫希奇之围”。波兰历史学家称其为“科马罗夫战役”。

布琼尼和他的第一骑兵集团军被优势敌军包围了。红色骑兵们被压缩在一条宽只有10到15公里，长约20-30公里的东西向走廊里。距离它最近的红军部队是虚弱的第十二集团军（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库兹明于8月20日接替负伤的瓦斯卡诺夫担任集团军司令员），只有2000多人，在50公里之外，而且已经失去了和红色骑兵的联系。骑兵们的粮弹补给则远在75-90公里外的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卢茨克地区。周围都是满怀敌意的波兰人。8月30日波军的一场炮击中，布琼尼的指挥部被炮弹击中，无线电台被炸毁，几名指挥部参谋身亡，布琼尼的个人物品被炸得粉碎。他当时幸运地在第四骑兵师里视察而躲过一劫。后来查明，在前一个晚上宿营时，宿营村庄里的一名神父偷偷地溜出来向波军通报了红军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当天晚上，集团军司令部不得不在黑暗和遍地泥泞中转移到靠近第四骑兵师的一个村庄里。

8月30日夜，通过审讯被俘的波军将领哈勒尔的传令兵，布琼尼认识到自己陷入包围。他同时还从传令兵那里得到华沙城下红军至少损失了两个集团军这样一个大为震惊的消息。

经审讯俘虏得知，守卫扎莫希奇要塞及周边的西科尔斯基集群，有1.4万名步兵和4800名骑兵【在苏波战争开始之际，波兰全部骑兵力量只有7个旅，后来扩充到10个骑兵旅，每个旅下辖2-4个骑兵团以及2-3个炮兵连。每个骑兵团下辖4个骑兵连（150人/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工兵连。总体而言波兰骑兵训练和装备都不足，在华沙战役和扎莫西奇之围中没有起到扩大战果的作用】，还有三辆装甲列车。哈勒尔集群与西科尔斯基的部队人数大致相当。红色骑兵此时战斗人员约有一万余人，分为四个骑兵师和一个特别骑兵旅。波兰人的实力是红色骑兵的两到三倍。

8月31日下了一整天大雨。双方在雨中展开了血战。清晨，第十一骑兵师在一个名叫伏比扬基的村庄与一个波军步兵师遭遇。清晨六点，波军一个枪骑兵团率先攻占了西南部的第225号高地，利用良好的地形向第十一骑兵师后勤部队发动冲锋，导致红军惨重损失。同时，第六骑兵师也向集团军司令部报告称，自己的两个旅因为向扎莫希奇前出太远，被波军切断。

随后的几次波军骑兵冲锋，迫使红色骑兵不断向东撤退。布琼尼决定部队向东，向格鲁别索夫方向突围。第一骑兵集团军以第四骑兵师为前锋，第十四骑兵师在左侧翼，第六骑兵师在右后翼，以第十一骑兵师和特别骑兵旅断后并担任预备队，全军呈菱形发起突围。这是红色骑兵在失去侧翼步兵支援后所采取的典型进攻队形。布琼尼亲自率领第四骑兵师的一个旅发起冲锋。

突围路线大体是沿今天波兰扎莫希奇以东的74号公路两侧向东，在维尔布科维茨镇（Werbkowice）以东突破古奇卡河。波军从科马罗夫和格拉波维茨方向，即南北两翼给予了第十一骑兵师和特别骑兵旅以沉重的压力，试图将红色骑兵截成两段。第十四骑兵师在格斯廷诺耶方向受到了进攻压力。两个骑兵师面临被切断的可能。境况最不妙的第六骑兵师此时已经被波军分割为两个部分。第十一、第十四骑兵师和特别骑兵旅在波军压力下，同时也是为了增援第六骑兵师，不得不收缩防线，向第六骑兵师靠拢。

到了傍晚时分，双方在南部的交战达到最高潮。波军的两个骑兵旅和库班哥萨克骑兵旅，先以轻骑兵，随后以枪骑兵，轮番向第六骑兵师发动冲锋，骑兵们纠缠在一起，用马刀互相劈砍，杀声震天，后来被史学家们形容为“本世纪最后一场纯粹的骑兵战役”。双方至少发动了三次以上大规模骑兵冲锋，互相劈砍下彼此死伤惨重。

关于这场惨烈的冲杀，当时身处第六骑兵师的巴别尔用了好几个章节进行描绘，谨在此引用一段：

“（8月）31日，我们在切斯尼基村外发起进攻。各骑兵连集结在村外的树林里，于傍晚六时向敌人发动冲击。敌人在三俄里外的高地等我们冲上前去。我们驱马奔驰了三俄里路，马已疲惫不堪。待我们冲至山头，只见一堵由黑色军服和煞白的脸膛构成的死墙，兀立在我们面前。这些人是在波兰战争初期背叛我们的哥萨克（包括第十四骑兵师在别尔季切夫突破期间叛逃到波军的部分骑兵——本文作者注），由雅科夫列夫大尉将他们编为一个旅。大尉把他的骑兵列成方阵，军刀出鞘，只待我们冲上前去。他嘴里闪亮着一颗金牙，黑色的大胡子直垂至胸前，活像挂在死尸身上的圣像。敌人多挺机枪在20步开外的地方哒哒扫射。我们队伍中不少人负伤落马。我们踩过他们的身体回击敌人，可是方阵纹丝不动，见此景状，我们掉头就逃。”

有趣的是，按照诺曼·戴维斯在《白鹰红星》中的说法，第六骑兵师和波兰骑兵作战时的情况刚好相反。诺曼·戴维斯写道，波兰骑兵兵力不足，而红色骑兵的作战经验更加丰富，更加懂得如何利用地形作战。他们有意让出泥沼谷地，利用地形迟滞波军，导致进攻受阻。在漫天大雨当中，波兰骑兵很快丧失了进攻力量，夜里红色骑兵偷袭了波军骑兵旅指挥所，迫使波军仓皇后撤。第六骑兵师又重新集结在了一起，免于被分割包围的命运。在战斗间隙里，布琼尼在第六骑兵师战场指着遍地的血泊、死马和尸首，对面色苍白的军乐团和宣传队人员说：“嘿！文化工作者们，你们觉得这场音乐会怎么样？”

诺曼·戴维斯后来评论说，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在战斗当中频频来到各支部队指挥作战，“以超人的力量鼓励红色骑兵。”这是第一骑兵集团军在被围后没有发生恐慌和溃散的原因。此外，西科尔斯基将军在指挥中过于谨慎，没有一直维持对红色骑兵的强大压力，使红军获得了喘息和重新部署的时间。扎莫西奇一战证明，如果没有足够的骑兵，单靠步兵合围，在地势有利于敌方骑兵的情况下难以完成歼灭任务。

8月31日，断后的第十一骑兵师也受到波军的猛攻。布琼尼使用第四骑兵师的两个旅作为机动部队增援第十一骑兵师，将波军从南部逼退之后，随即掉头向东，击溃了两个波军骑兵团。9月1日凌晨，红色骑兵不断试探波军东部防线的弱点，随后以第四骑兵师第二旅在包围圈东南部的洛托夫（Lotow）一带发起进攻，突破波军防线并夺取了古奇卡河的渡口。波军没有来得及破坏古奇卡河上的桥梁，此举确保了骑兵军从包围圈中顺利突围。将红色骑兵从生死线中解救出来的第二旅旅长，在1940年成为当时苏联五名大将之一。他就是一度与朱可夫齐肩的伊万·弗拉基米罗维奇·秋列涅夫（1892-1978）。

9月2日，红色骑兵各师全部渡过古奇卡河，与第十二集团军在符沃杰米尔兹会师，获得了400名政工人员、500名战斗人员和1000匹马的补充，得以稍微缓了一口气。但是配属红色骑兵的第44步兵师下面一个团还是被波军追上包围，全军覆没【突破扎莫希奇之围后，第十二集团军的第24和第44步兵师负责掩护红色骑兵的两翼，在格鲁别索夫战役中与波军发生了激战】。

随后，波军一直尾随红色骑兵，不断进攻和袭扰。波方的历史学家们称其为“格鲁别索夫战役”。9月5日，波军攻占格鲁别索夫，迫使红色骑兵与第十二集团军一起向东撤退，渡过布格河（今波兰与乌克兰的界河）。从9月初到9月18日，波军从扎莫西奇起向东挺进200公里，重新占领罗夫诺。罗夫诺战斗中，波军切断并包围了秋列涅夫的骑兵旅。秋列涅夫奋战后率部突围。

在连续战斗中，即使经过补充，第一骑兵集团军仍旧损失惨重，全军由5月25日进攻时的约1.65万名战斗人员减员至1万人。其中实力最强的第六骑兵师还有5240名战斗人员，其余三个师和特别骑兵旅合在一起只有4791人【布琼尼回忆录中称实力最强的第六骑兵师只剩下了4000名战斗人员，第十一骑兵师只剩下1180名战斗人员，其中718人无战马】。就是这样，第六骑兵师的实力依然受到重创。它损失了20名骑兵连连长中的16人。

9月20日，经过布琼尼请求，图哈切夫斯基支持，加米涅夫批准了第一骑兵军撤往日托米尔休整，并准备转往克里米亚战场，参加对弗兰格尔白军的战斗。这个决定背后还有一个小故事。加米涅夫本来打算将第六骑兵师调到克里米亚前线，红色骑兵另外三个师继续留在西乌克兰与波军作战（与波兰的停火协议在10月18日生效）。布琼尼坚决不答应将调走第六骑兵师，加上第十二集团军挡住了波军的进攻，前线无虞，加米涅夫这才放弃了拆散红色骑兵的念头。

不过在前往南乌克兰的路上，布琼尼还有一件事情要做。

红色骑兵的军纪开始败坏，原来由哥萨克、无地农民组成的队伍现出流氓本色。因为补给不足，红军在撤离符沃杰米尔兹时纵兵劫掠。但这只是新败的红色骑兵做出的暴行之一。第六骑兵师是第一骑兵集团军当中兵力最强，犯下暴行最烈的部队。在扎莫希奇撤退前后，第六骑兵师开始了一路屠杀和抢掠犹太人的行为。正如本文开始时引用的文字那样，巴别尔的《骑兵军》对此红色骑兵的反犹暴行有所描述。

在苏俄内战中，反犹和屠犹惨案时有发生，被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仅次于纳粹的反犹大屠杀。后来犹太人自己的统计显示，在1918年到1921年期间，原沙俄的领土上大约有8万到20万犹太人被屠杀。主要凶手来自彼得留拉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大约占据各种屠犹惨案和零星屠杀中的40%。邓尼金的白军大约犯下了17%的暴行。红军的反犹屠犹暴行约占总数的8%左右，基本上是红色骑兵所为。其余为横行于乌克兰和南俄的各种武装匪徒（俗称“绿军”）干的。

反犹和屠犹暴行意味着红色骑兵的纪律和组织开始走向解体。这不仅仅是因为连续三个月的攻坚作战、利沃夫和扎莫希奇的作战失利带来士气严重受挫。此时，从后方，库班和顿河等地区，传来了发生严重饥荒的消息，引起了部分红色骑兵对苏维埃政权的严重不满。9月28日，第六骑兵师政委格雷戈里·谢皮列夫在阻止本师士兵劫掠时被乱兵枪杀，随后该师的纪律全面解体，士兵们呼喊着乱七八糟的口号——“干掉犹太人、共产党员和政委”、“清除后方的犹太人”以及“和马赫诺联合起来”等——开始了残杀和劫掠。后来红色骑兵革命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写道：

“10月2日，普里卢基，21名犹太人被害，12人受伤。在奥文谢，喝醉的红军士兵强奸了几乎每一个妇女。士兵们闯进特别部【红色骑兵当中专门针对破坏、怠工等反革命行为而设立的应对部门。特别部曾经在8月初以无故从战场上撤退为由逮捕处决了红色骑兵中的一名旅长，并在同一时期逮捕了本集团军中后勤部所有军人并将他们送上了革命军事法庭，引起了士兵们的极度不满。】和逃兵委员会的办公室，追问谁是共产党员和政委。在瓦赫诺夫，18幢房子被烧掉，20人被杀害。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强奸。年轻姑娘被抢走为奴。类似的事情还出现在安诺波尔、别列兹多沃、克拉斯诺斯塔夫（为西乌克兰地名——本文作者注）和塔拉夏等地……”

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只用了一个星期，第六骑兵师就进入了兵变状态，甚至有传言说，布琼尼已经被犹太籍政委逮捕，而另外一种谣言则认为，布琼尼正准备带领全军返回顿河地区，准备收拾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大为震惊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局派出了谢玛什科、卢纳察尔斯基以及加里宁为首的调查组前来调查。事情也惊动了斯大林。他责成红色骑兵的领导人为此专门向他做出书面汇报。

这一切迫使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迅速做出反应。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表示：“弗兰格尔和白卫军的代理人穿着我们的军装从事各种反犹屠杀和抢掠行为。”他动用了特别骑兵旅包围兵变部队并将他们缴械，在机枪监视下建立了革命军事法庭。伏罗希洛夫对革命军事法庭的军法人员表态说：“我请求同志们在工作时，不要过多考虑繁文缛节，从一个革命者的良心出发看待你们所面临的一切！”

处罚严厉地降临在第六骑兵师。搞反犹屠杀的第一旅第31和32团和第二旅第33团共三个骑兵团被解散，战旗被没收，勋章被褫夺，“流氓、匪徒和嫌疑分子”总共有一百多人被处决。整整17天里，骑兵军的革命军事法庭进行着各种审判。两个旅旅长被逮捕，随后和一些中下级指挥员被送往南方面军叶戈罗夫处等待发配。师长阿帕纳先科因为“没有采取有效手段惩罚劫掠行为”再度被降职。命令因伤病而留在南乌克兰的原第四骑兵师师长戈罗多维科夫归队，担任第六骑兵师师长。在第31、32和第33团基础上成立第1、2、3团，组成一个步兵旅，由原来第六骑兵师第三旅旅长古巴诺夫担任旅长。其余部队，即第34、35、36团组成第六骑兵师独立骑兵旅，由伤愈归队的科列索夫担任旅长。

经过审判、整肃和补充之后，骑兵集团军各师的士气逐渐恢复，战斗力开始回升。随后，骑兵集团军被置于加米涅夫直属，并获得了3000名士兵（六个骑兵团）的补充。到1920年10月底，骑兵军又恢复到1.6万名战斗人员，因为完全不信任西方面军能够给自己提供补给【 在1919年12月顿巴斯一带的战斗中，因为方面军承诺的补给始终没有到位，导致布琼尼向叶戈罗夫抱怨说，红色骑兵很快就会因为战马缺乏草料而变成步兵。这种对后勤补给的不满和疑虑始终存在于布琼尼的回忆录当中】，布琼尼干脆给远在高加索的老上级奥尔忠尼启则写信，希望他能够提供两万双靴子。奥尔忠尼启则按照布琼尼的请求提供了足够数量的靴子以及冬衣。在人员补充到位、物资储备充分之后，第一骑兵集团军又成为了一支强大而令人生畏的力量。

扎莫希奇之围是红色骑兵战史中极为重要的一战。在战斗中红色骑兵严重受挫，但是幸存了下来，并迅速从失利中恢复。这展示了它作为红军精锐部队所需要的基本素质：指挥员高超的指挥能力，中下层指挥员优秀的战术指挥能力，士兵们出色的作战技能，政工人员为了维护士气和纪律所具备的精神上的鼓舞能力，全军上下在关键时候表现出来的异乎寻常的镇定以及善于用严酷的纪律维持士气等等。

经过这一战，第一骑兵集团军当之无愧地成为红军中的王牌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