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南街村工厂：改良运动碰壁记 -- 包子1971

韩氏弟子团在南街工厂的经历：剥削、压迫与无奈

韩德强的弟子们进厂后，工厂司空见惯的一切，就劈头盖脑砸到他们身上了。进厂时签的合同，没有写明工作内容、地点、劳动报酬，更没有提到社会保险与住房公积金。他们签字后，厂方立即收走了合同。车间生产两班倒，一班12小时，7-10天倒一次夜班。正式的工作时间之外，工人有时必须提前上班做准备，比如汤料车间的上酱工要提前半小时进车间给机器消毒。即使在设备检修的日子，厂里有时也要工人留下来打扫卫生。为了完成订单，每月顶多休息一两天。请假就更难了，用某车间主任的话说，“除了卧床不起、婚丧嫁娶之外一律不许请假。”

厂里环境如何呢？车间里噪音大，温度、湿度高。夏天没有空调，热死；冬天没有暖气，冷死。虽说工厂包吃住，但食堂饭菜油腻辛辣，用某老员工的话说，“我们家的猪都不吃这些的。”

基层管理的核心任务是完成产量，超额更好。完成产量的核心手段是罚款。领错料了罚款，成品入错库了罚款，质量出了差错更要罚款。罚款的核心威力是连坐。某女工熬酱的时候加错原材料了，从主任、质检，班长到操作工，统统扣工资。

说到工资，2017年临颍县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450元，南街厂方在招工中承诺每月工资2100－3000元，实际平均工资不超过2500元，个别重体力岗位可达到3000元左右。值得一提的是，厂里虽有计件工资制，但预先限制了工资总量，导致工时越长，工价相应越低[27]。

最近这些年，到底是什么人在南街打工？如果说20年前的南街工厂以年轻人为主，如今做得久的多半是25-45岁的已婚妇女，来自附近的村镇。她们为了照应家人，只好就近谋职[ 28]。她们中的很多人，农忙时上午要下地，晚上又得上班。虽然每天重复着几万个动作，赚钱不多，职业病不少，但她们往往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

在工厂里坚持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是什么感受？她们说：“熬！”她们还说：“在车间干活跟坐牢似的”毫无前途，因为“在流水线上学不到东西的”，所以“干了十年了，才两千多的工资”。流水线上一个萝卜一个坑，吃饭、上厕所要人顶岗。她们一天能为这些破事吵好几次架：吵谁先上厕所，吵线上的差错是谁的，吵其他班做事不公平。

虽然天天斗嘴，但她们真正的状态，是忍耐。某女工在搅拌器旁边站了一天，回到家连电视的声音都受不了，可第二天爬起来还是得上班。另一个女工开包装机，一年只请了一天假，就是亲侄女结婚那天。还有的女工脚被送料车压伤了，不敢在家多休息，因为要扣工资。

她们上着疲惫的夜班，自嘲“一个个表情都跟傻子似的”。隔三岔五，她们还有厂里安排下来的其它义务。比如南街要举办元旦趣味运动会了，预备上夜班的人必须提前几个小时出门参加运动会，然后直接去上夜班。

她们习惯了个人顾个人的生存方式，认为“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干嘛要帮她们？她们又不帮我们。”即使连续几年坐在同一条流水线上，线头也未必认识线尾。

虽然最看重的是那点工资，但大家都搞不懂每月的工资，厂里怎么算出来的？话说回来，也只有发工资这天，工人才活跃一些，互相问你发了多少，跟上月比是多了还是少了。平时说起工资，她们也会抱怨：定量不断地往上加，工资怎么比前两年还少了？[ 当韩氏弟子团从南街村出走后，网上出现了数篇为南街辩解，指责弟子团无事生非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也没有否定南街的外工工资低、没有社保。其中一篇文章以弟子团车间同事的口气说：“我们就干个体力活，能有多少技术含量啊，挣这份钱，吃个饭，也就够了啊，也没有这么多要求。”（“同厂的工人有话说” 润之永恒 微信公众号）。另一篇文章的作者自称是南街工厂原工人，他在文章里证实：南街企业对生大病的外工，采取的措施是号召本厂职工捐款，以及请求本县劳动部门予以救济。（高玉灿 “天堂依然是个好地方”）]

如此这般，循环往复。南街工人的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地过下去……

理所当然，韩德强的弟子团初来乍到，眼中的南街工人“充满了抱怨与计较，充满了消极与慵懒，多一分的活都不肯干……当我们希望大家更认真地遵守纪律，大家会认为我们是领导派来监视他们的。”[29] 他们带着热情擦拭机器，发现同事们都蹲在墙根玩手机。他们主动纠正食堂排队中的乱加塞，差点跟加塞的男工动了手。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提醒卫生习惯不好的大叔，注意加工面条时的清洁问题。为了让工人减轻疲劳，他们给周围的同事按摩、刮痧，一起练太极。不用说，他们也会见缝插针地引导工人“不要那么在意工钱，钱不算什么。”[30]

那么，工人怎么看待这帮青年心系企业的种种言行？大体来说，既不反感，也不理解。一位在南街干了20年的机修师傅，这样劝告他们：“做好自己的事就行，领导的事情你们不要瞎操心。”[31]

其实，经过几个月的车间劳动，青年们自己都意识到了，不从生产体系入手，就难以纠正随处可见的管理弊端，也无法减轻员工的痛苦。于是，一场短促的改良运动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