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一个官员的兴衰：简评“仇和现象” -- 包子1971

仇和铁腕的权力保障

1949年的社会革命铲除了城乡的资产阶级、地主集团，却又并未落实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的管理权。作为后果，官僚机器掌握了巨大的力量，对社会的其它群体有着压倒性优势。如有需要，这部机器可以像推土机一样，执行上级的意志去扫清障碍。

在80年代，当中国开始转向资本主义市场，执政者及时地看到这部独具特色的机器有着不可替代的优点，大可让它转而为市场化服务。1987年，邓小平表示：

“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我们说搞经济体制改革全国就能立即执行，我们决定建立经济特区就可以立即执行，没有那么多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6]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一面为市场化改革高调撑腰，大谈“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 样。”[7]，同时不忘强调维持秩序，满口称赞以严刑峻法闻名的新加坡：“新加坡的社会秩序算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8]

作为国家机器的一根优质螺丝钉，仇书记对邓小平的“国家要严管、市场要大胆”的思维，有着更直白的总结：“中国要用50多年，走完西方300多年（资本主义发展）的路，怎么走？只能是压缩饼干式的发展。”[9] 既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壮大过程等于制造压缩饼干，施压者的身影自然无处不在。

正如上文所说，仇和一路升迁，并得以大展拳脚，无疑是上头有人。在沐阳，他就算捅出篓子，仍然受到省里的呵护[10]。他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后，2001年4月江苏省委下发的第12号文件特意写明“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允许和扶持宿迁采取比其他地区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多年后，仇和承认“这条政策实际上是给宿迁改革提供了一把‘尚方宝剑’。”[11]

就这样，仇和带着少有的特殊授权登台亮相了，并立即搅动了沐阳的一潭浊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