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误解而向逍遥蜀客河友真诚地致歉检讨 -- flyingcatgm

少拿地域矛盾来转移话题，仿佛下岗工人悲惨的只有东北？襄阳是东北吗?

“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最终党终于组织起老党员过组织生活，主题是管他们这些下岗工人要党费。呵呵。

是襄阳轴承厂老工人 老党员 鲁爱国的回忆录:

噩梦是从2003年开始的。为了“改制”为了把厂子卖给资本家而“瘦身”，好让“靓女先嫁”（注：“经济学家”XXX提出的效益好的国企要先私有化以防日后掉价），我们这些老工人，老党员成了累赘，资本家买了工厂，能让老工人，老党员来当家作主么?如是“一刀切”，五十岁以上的工人，党员全下岗，当年我恰好50岁，正是我的技术，我的政治觉悟成熟老练时期，却一脚被踢出了厂门，不光是报国无门，跟党无路，连自己吃饭的问题也难解决.。我们这样的一千多建厂元老们成为了“社会人”。这是当年给下岗工人的称呼:不是国企工人，更不是国家主人，名之为“社会人”至于党员称号也失落了。“社会人”、“流浪人”谁来收编呢?

2004年，厂里又一批正在上班的较年青的工人也被“买断”下岗了，这就激起了新、老工人的联合抗爭，要求和厂里的领导对话，和市里的领导对话。市委书记答应来厂和工人群众对话，到时侯，市委书记违约，厂党委书记站在广场边的办公大楼上看笑话，上万名的工人及他们的家属被激怒了，有人打起了“我们要喝稀饭!要活命!”的旗帜，有人打起‘我们要看病，要吃药”的旗帜，人群骚动起来，有人一声喊:“走，我们进城去，市委书记不下来，我们去找他!”

一股强劲的人流，往古城襄阳走去，这时厂党委书记感到大事不好，赶紧绕道追赶，要在进城之路阻挡工人。我走在工人队伍的前列，突然感到，我们的党组织领导人离工人阶级太远太远了。在途中厂党委书记站在工人队伍的对立面，被工人推搡，逃进路边的检察院内躲起来。这就是震惊全国的襄阳几万工人堵桥事件，不仅襄轴的工人、襄棉的工人、钢絲绳厂的工人、化纤厂的工人、制药厂的工人……都加入了。

襄江上的铁路桥，是通往中国西北、西南的枢纽，过了几天省里派来了几位大领导和工人阶级对话，最让我痛心的一幕发生了。省公安厅厅长在对话会前宣布:“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对堵路、堵桥、引起交通堵塞的行为都是犯法的，这次堵桥堵路，从监控录像中，我们发现十个组织者，他们叫XXX……。他们应当主动地去公安部门说清楚。”

他的‘宣告’刚完就有他指名的十个组织者之一的工人，走上讲台对厅长发问:“厅长先生，我就是你刚才宣布的组织者之一，我请教厅长先生一个问题:你刚才说任何情况下，任何国家堵桥堵路都是犯法的。1923年二月七日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犯不犯法?犯了谁家的法?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林祥谦被军阀砍了头，你说、应该吗?”

作为党员，我真是揪心，我们党组织的领导人，被工人推到什么样的地位上去了啊!从那以后，资本家成为市委的坐上宾，一次又一次地商讨，怎样把我们工人用劳动和汗水在山沟里建成的三线工厂卖掉，把工人的身份买断。

我们这一千多老工人、老党员流浪啊流浪，我们以厂为家，我们被赶出家了;我们倚在党母亲的怀抱，母亲把我们卖了。‘

一晃十一年过去了，2014年秋，在破烂的工人家属区的十字路口，居委会的公告栏里，张贴出了一张《告示》居委会的党总支将襄轴改制后的一千多名党员的名单公布，並把他们按居住的街坊，组成六个党支部，围观的成百上千，有些年迈的老人还柱着拐杖来寻找自己的名字，十一年了党还记起了我们这些被遗忘了的党员的名字。

这一个寻找党员的《告示》引起了襄轴老党员们的痛苦回忆，有的人已经在贫困的折磨中死去了，有的人已不知所踪，职位最高的原厂党委贾书记，巳经死去多年，居然“榜上有名”，这样一位显赫的党员也无人管，一党员又算什么?名单上“死魂灵”（注：沙俄作家果戈里的戏剧，涉及地主利用死去的农奴资料骗钱）已近百人了。

这个《告示》发了两年，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六个支部在哪里?我们巢归何处?等啊，盼啊，终于在2016年10月20日，我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问了我的姓名后，通知我24日下午三点到居委会二楼会议室过“党的组织生活”。

十一年，我们襄轴的老党员，才有了一个自己的归属，从工厂踢了出来，进了居民之家。我心黯然，我毕生为之奋斗的襄轴，就在我身边却又把我抛向远方。一路上，有许多老战友们重逢了，几乎都没有重聚党的旗帜下的高兴喜悦，只感到“心沉沉，路茫茫”。进了活动室，先登记造册，然后每人发了一本学习文件一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读本》，一本《党员活动手册》，再加一枚“党员标志章”。每个人只看了一眼就把它摆在桌子上。按公布的名单是两百人，来报到的58人。

会议开始了，一位工作人员拿着相机，把整个会场前后上下都照了像，主席台上坐着一位约模三十岁的女人，她含着微笑地宣布:“党的生活会开始”。工作人员打开了投影机，在主席台正中的布幕上出现了一面鲜艳的党旗。第一项是全体起立，唱国歌，音响里放出了雄壮的国歌声，但出席党的生活会的老党员们，个个唱得不起劲，我当时心情也不好，怎么过党的生日要唱国歌呢?

大会第二项是“重温入党誓词”，台上那位女人要我们举起右手，跟着她唸。唸完誓词，她要大家坐下，一起学习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她讲解“两学一做”（注：学系列讲话，学党章党规，做合格党员）。她在讲，下边老党员们交头接耳的谈论开了，我身边的是许大姐和她的老伴，她俩原是厂里的中层干部。许大姐热心快肠，她问老伴:这中国梦怎么个做法?老伴笑笑摇摇头。坐在我左边的一位老党员插进来说，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记者在街头采访，问他们的中国梦是什么?有个人回答说:“涨工资呀!”还有一个人回答说:“生意好多赚一点钱”。引得周围的人一阵哄笑。许大姐的老伴当年是分厂的党政一把手，看大家说得不在点子上，就纠正他们:“梦、就是理想，你们懂不懂!”最先反驳他的就是他老伴许大姐:“理想就是理想，共产党人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怎么是梦呢?”

“两学一做”的活动很快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是“收党费”，每人每月交十元钱，要把过去十多年没交的补齐，她的话没讲完，下面就炸开了，这对我们这些贫困流浪十多年的党员，是一个负担不起的大数目了。我看很难收场，就把话题叉开，我问主席台上这位女人:“闹了这半天，我们还不知道你的身份和大名，能不能自我介绍一下”。她腼腆地说:“我是党支部的副书记，协助王书记工作”。不知为什么?她没报自己的姓名。

话题又一下转到交党费上，坐在第二排的几位老师傅说:“〇三年改制时，我们的党费是五角，现在你翻个跟头吧，日破天是一元钱，今天要交十元，是那时的二十倍，这十年我们工人的工资翻了二十倍没有?我们享受的福利不但没增加，反而连年降低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买不起房，孩子上不起学，连死人也死不起啊!你硬要我交十元，下个月我就不来了。十多年，没过党的组织生活，我是想向党讲一些知心话，知心话一句也没讲，就要钱，我想不通!”

坐在我前边一排的一位原厂里的中层干部怒气冲冲地站起来说:“十三年了，十三年我们被赶出厂的大门，我们被赶出了党的怀抱，为了活命，我们四处奔波，有给资本家打工的，有在街头摆小摊的，还有的家属背着小凳子在街边餐馆门前，擦皮鞋的，更有的女职工，做不光彩的事。这十多年，有多少党员病死了，党组织派人去慰问了吗?有多少党员流浪他乡，不知所踪，党组织关心过吗?十三年了，我们终于听到了党的召唤，我们真想向党倾诉离开党的痛苦日子，像儿子向母亲倾诉至亲之情，可一见面就谈那个骯髒的字眼一一“钱!钱!钱!”回想我们入党的日子，我们宣誓:“把一切献给党，直至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些人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可我们被抛弃了，今天一回家就谈钱、钱、钱、这伤了我们的心啊!……。

女书记听他讲得越来越‘离谱`就赶紧打断了他的话，宣布:“这党费是中组部发文规定的，迟交晚交总得交，从这次党的生活会起，以后每月最后一个星期一下午三点，开组织生活会。现在散会。” 十三年后恢复的党的组织生活会的第一次会，开了四十五分钟，大部时间，是举行仪式，主要内容是交党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