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要崛起，不杀足够的人是不行的。 -- 一知半解乱谈笑

来一段阿姨评港事，看看你们能不能尿到一个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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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2]主持人：在周末，香港进行了区议会选举。区议会选举并没有办法影响特首选举，因为在区议会选举跟特首选举中间还有一个功能组别的问题。结果发布之后，是建制派受到了致命的打击。虽然他们还是拿到了40%左右的选票，如果他们种票种得够积极的话，下一次还是会赢的，但是您在这之后就说，这显示很可能对香港基层的管治已经开始松动，共产党在它能够完全控制香港的基层组织之前就必须要行动了。在这种情况下，白区党惨败，他们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下场或者行动？

[26:58]刘仲敬：政治从来都是有两层的，所谓法国第一共和国所说的积极公民和消极公民(Active and passive citizens)。技术上是没有差别的，但是始终是存在着随风倒的大多数和不妥协的少数。在稳定时期，不妥协的少数和随风倒的大多数是没有办法区别的；但是关键时刻的博弈实际上是由不妥协的少数集团之间的斗争决定的，随风倒的大多数都是跟着他们走的。不妥协的少数形成的硬核如果不打倒的话，斗争就只能以硬碰硬的方式进行。建制派其实不是一个派，而是几个小党和若干法团的组合。法团是只有特殊利益的。按照政治学的理论来说，它没有一个政治体的整体利益，只有一个相当于行会组织的特殊利益。它是一个游说集团，而不是具有政治整合作用的政党组织。在不涉及自身特殊利益的情况之下，他们在政治上的实质分量是零。如果在技术上他们占有分量的话，那么这个分量是随风倒的。因此，他们没有确定的政治效忠。

[28:14]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法团是欧洲中世纪的传统，英国人把它带过来以后，把原先本身不具备法团权力的行业团体赋予了法团的相应权力，但他们还没有强健到能够行使相应政治责任的地步，因此他们在英国人存在的时候一直是跟着英国人走的。英国人离开以后，就出现了英国人留下来的真空由谁来填补的问题。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组成的香港民主党那几个小党，像法兰西七月王朝时期的人权社(Society of the Rights of Man)之类的团体所做的一样，企图依靠舆论政治的力量，把这个薄薄层面的舆论多数看成是沉默的大多数的天然代表，继承英国人的权力。而共产党和原来只是依附者的、包括商团在内的各法团组织联合起来把他们踢开，瓜分了英国人留下来的权力。这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共产党得到了大部分权力，法团得到了大部分财富和小部分权力。而中产阶级的舆论操纵者则发现，他们卖力地鼓噪了十几年以后居然一无所获。于是，就构成了彭定康以后香港基本政治斗争的格局。

[29:42]而共产党这么做是因为，它从香港想要得到的资源是在那些人的手里，而不在中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手里。从共产党的角度来看，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它太熟悉了，就是它在对付国民党搞统战时期那些大公报或者民盟之类的粉红色知识份子的同类。这些人，根据经验来说，除了自己的口水以外是一无所有的，统战价值是很微小的。而它在香港所要得到的经济利益和技术资源，能够办事、懂得怎样操纵市场经济的人，全在商界和法团那里。而商界也有一部分它埋伏的匪谍。

[30:25]因此，统治者——所谓的建制派就变成了这样一个结构：少数掌握着关键部分、但是职位和级别不一定高的匪谍，加上一大拨想要扩大自身地位的法团，形成了建制派。中产阶级知识份子，再加上那些法团组织当中跟英国人亲和力比较强的比如说律师公会之类的这些少数法团，形成了非建制派。这个结构是不稳定的，是临时性的瓜分。无论是所谓的建制派还是所谓的泛民，都没有固定的组织和坚定的忠诚。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只是说泛民看上去是由那些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人组成的，他们所拥有的选民的参与深度也很低。直截了当地说，你如果看1940年的那些报刊，如果他们有基本选民的话，那就是中学生、大学生和读报纸的这拨知道分子。如果从识字分子的角度来看，他们好像就是全国，但是实际上他们可能只占全国人口的5%。老百姓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也许会给他们投票，但是两者之间是没有深刻的组织联系的。

[32:04]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实际上是组织开始展开和分化的表现。共产党控制的匪谍也是少数，他们所依赖的封建性很强的法团自身也是少数，大多数人实际上是游离在政治范围之外的。香港处在那种政治动员产生以前的状态，大多数人民是不关心政治的。这就体现为区议会的极低投票率。实际上很多人是自行当选的，只要愿意去就可以产生。按照民主派的观念来看这是共产党的错，但是实际上英国在十八世纪经常也是这样的。一个选区的豪门大族基本上被默认为是当地的当然议员。他到国会去投什么票，被认为是跟普通民众基本不相干的事情。

[32:54]联合统治的结果就是，匪谍和以商界精英为核心的功能团体的联合统治是有条件的。两者不仅瓜分了香港的利益，而且还瓜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市场经济这一大块。共产党在八十年代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根本不会搞市场经济，如果没有香港人的话我们是搞不成的。这在刘德华的电影和很多的香港电影里也可以看得出来，香港的商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获得了一大块蛋糕，他们是重要的受益者。只要这块土地没有开垦完毕的话，双方的合作关系就可以维持下去。

[33:33]但是，李嘉诚的出走实际上已经说明这块土地已经基本开垦完毕。开垦完毕的结果就是，共产党现在不再认为它驾驭不了市场经济，它可以通过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去驾驭市场经济，可以迫使港资退出了。所以香港的二次回归跟中国大陆自身的去市场经济化是同步的，是同一个政治进程的两个不同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相互呼应的。香港其实在市场经济当中是发挥了共产党主要合作者的作用。没有香港的话，就没有中国的市场经济。而中国的市场经济的结束，至少共产党认为它是可以结束的，也使得香港的官商共治的结构濒临结束。因此现在的情况是，原有的建制派的忠诚是不可靠的。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讲，他们很像是1950年的开明士绅，在抗战时期对共产党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现在是应该被打倒和抛弃的物件。所以建制派或者说是香港人所谓的保皇派的阵营是不巩固的。

[34:51]泛民这方面，2014年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些人。 2014年以后，几乎全是年轻人的本土派开始崭露头角。由于年龄断层的缘故，基本上领导层都是温和派中国人，但是在选民当中可能有四分之一实际上是香港人。这个结构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成长。所以本土派其实差不多全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社会上的资历几乎没有，政治经验也几乎没有。这种局面之下，他们不可能迅速取得胜利。而泛民的头面人物只要做得到的话，有很多人是愿意跟共产党勾兑的，只要能够得到足够的统战利益。二次回归的结果就是目前香港的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真正力量来自于愤怒的青年，而收割者却是原来泛民的那些老人，因为青年自己的领袖还没有成熟。现在的情况是，关键时刻是要靠极少数硬实力的，跟风倒的大多数不起作用。我们要注意，白区党是没有硬实力的，所有的匪谍都没有硬实力，他们所依靠的硬实力只能是人民解放军。而泛民也没有硬实力，他们顺风借势，像是拉法耶特将军(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借助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和巴黎公社的力量威胁国王一样，他们所依赖的是本土派的好战分子。就是这为数极少的两种人，才是博弈的根本力量。

[36:24]现在的问题就是，共产党真有进行战争的能力吗？如果没有进行战争的能力，那么整个统战结构就崩溃了。建制派的很多人不会为了一个没有保护能力、而又已经准备出卖和牺牲他们的人效忠，所以这就会产生双向的勾兑。要么共产党就直接出兵了，打一场真正的战争，在真正的战争的过程中迫使好战分子的核心成长为军官，把温和派挤到他们中间，变成他们的走狗和炮灰。要么要继续勾兑的话，已经被证明没有什么统战价值的建制派、像自由党这样的小党和很多功能组别将会被认为，花了很大的代价统战你们，而实际上拢不住香港社会，你们将被抛弃。反过来他们也会预感到，第一，他们自己将会被抛弃，第二，共产党在不出兵的情况下，香港的统治权很可能归了另一边，他们会主动去找另一边勾兑。因此，阴谋的线索会立刻展开。例如，选举一结束，员警就不再进攻了。他们像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军队一样，只有在苏联军队随时可以出兵的情况下才会忠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如果苏联军队不来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没有必要去得罪自己未来可能的主人。在1990年，很明显，团结工会(Solidarity)就是未来政府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全部。所以阴谋的线索必然会展开。

[38:05]建制派原先也就是占有40席左右的勉强多数，它的敌人一直都有29席左右，而这40席是极不巩固的。属于功能组别的那30席当中，有5、6席是坚定的反对派，有十几席是不大靠得住的动摇分子。他们很容易像1990年的波兰国会中的农民党(Polish People's Party)这些统战小党一样，在关键时刻倒向团结工会一边，主持一个排除波兰统一工人党、而由团结工会主持、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原有的统战伙伴农民党之类的小党组成的联合政府，结果破坏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国会计画。本来三分之二的议席是推荐议席，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它的统战物件占据，但是统战物件中的一部分倒了戈，于是波兰统一工人党就反而变成少数了。这种事情随时都可以发生。例如在下一届立法会当中，如果有10席左右的功能组别倒戈，如果有街头暴力、员警不干涉、解放军不来的这样一个基本情况，以及泛民再选举一部分（由于区议会会给它增加5席新的代表），另外选举中声势造成的那些摇摆选区的波动使它可以再增加5席，这样形成的多数会导致雪崩，会使立法会通过一个有利于泛民的改革方案。这个改革方案对于两面人来说就等于是，我把我卖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效忠再卖给团结工会或者卖给泛民，在新政权当中，二十年之内可以取得跟原来相同的地位。

[39:46]我们要注意，现在这个波兰在1995年还是不存在的。瓦文萨(Lech Wałęsa)下台(1995)以后，上台的仍然是一个前共产党人(Aleksander Kwaśniewski)，是一个类似马英九的角色。现在这种坚持追杀前共产党罪恶的保守党和自由党分割政权的两党制，是在最近十年才形成的。是过了一代人时间，也就是二十年时间。实际上，这种现象开始于1989年的末期。波兰统一工人党正确地认为，波兰的主权者不是波兰统一工人党，而是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是没有什么罪的，只是一个小跟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苏联人所做的，追究责任要追究到苏联人的头上。所以，我们只比波兰农民党稍晚一步地倒戈。倒戈的默契条件实际上就是，我们不会被追究，一切罪行都被说成是俄罗斯侵略波兰的传统罪行，而不是波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因此，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干部可以变成市场经济的第一批受益者，作为国有企业的经理进入市场经济，同时以社会民主党的身份进入波兰政治。他们最初比起团结工会派生的各党、天主教会的各党更有钱，因为他们掌握着国有企业，他们更有经营企业的机会。最初的市场经济当中，他们甚至是占上风的，而他们的政治经验和关系网也比从反对派起家、有知识份子但没有行政经验的这批人要强得多，因此才会产生马英九现象。

[41:23]你注意，统战向来都是只能维持一代人的。香港的官商联合政府其实就是匪谍和行业团体的联合政府，这个统战跟抗战时期共产党和开明绅士的联合政府一样，都只维持了一代人的时间。一代人结束以后必须重新洗牌，再斗一场。斗一场的目的和效果，各方是有自己的意见的。共产党方面的意见就是，按照土改和镇反时代的那个做法，过去的统战物件现在要被我们打倒了，所有的权力都归共产党了，这叫二次回归。按照泛民那方面的想法，当然是圆桌会议模式，共产党和行业团体之间的联合结束了，现在行业团体应该倒到我们这一边来，在美国人的保护之下形成一个类似波兰的变化。

[42:17]你要注意，共产党这方面的看法比大多数民主小清新和流亡者要正确得多，它绝对不会像是变态辣椒或其他人那样骂川普怎么样背叛了我们什么的。共产党十分英明而正确地指出，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是资产阶级委员会的工具，我们不能抱有任何幻想，以为资产阶级更换它的代理人会对我们有利。请注意，我们在涉及实质权力上、在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逻辑上要牢记一个基本真理：共产党虽然不是都对的，但是他们通常是比反对他们的人精明的，因为他们是负实际政治责任的人，包括对美国的看法也是一样的。像变态辣椒或其他人痛骂的川普那些行动，熟悉1990年历史的人都可以看出，是一步不差地按照当时的剧本走的。川普要求习近平跟黄之锋对话，就是要波兰统一工人党跟瓦文萨对话。这对共产党来说，就是要把国家的统治者和一个犯人放在相同的政治地位。现在他又说，我跟习近平和香港人民都站在一起，于是不知好歹的流亡者又开始大骂川普背叛了。其实它的意义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应该进入圆桌会议的那个程式了。而圆桌会议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共产党心里面是完全有数的，川普心里面也是完全有数的，而这些完全找不到感觉的流亡者却在那里指手画脚，好像他们什么都懂似的。

[43:44]这个伟大计画只有一个小小的毛病，就是泛民自身是扶不起来的，就是说它并不是团结工会。从共产党那一方面，从白区党和匪谍那一方面，从统战物件和功能组别的方面来看，这个计画是天衣无缝，完全没有问题的。我敢说，他们会在泛民根本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主动地投怀送抱，拿出他们美妙的方案来。而共产党没有军队可用的软弱局面现在已经暴露无遗。如果它可以运用军队的话，林郑就不会同意搞独立调查委员会了。这显然说明她已经像是1930年的张学良一样被套牢了。但是这种做法是极其愚蠢的，这是一个典型的路易十六策略，所谓的让步“太迟、太少”。你要么在你能够掌握局势的情况下主动让步；要么在敌人已经逼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有种像狄奥朵拉皇后(Theodora)说的那样，宁可穿着紫袍死在王位上，决不能示弱于人。一旦示弱于人，你就完了。有了初一就有初二，永远没完没了。而且最后，以前死的那些人的责任肯定会放在你头上。你像路易十六一样向法院拼命争论，无论怎么争论，都是把自己送到敌人的手里面。在没有死人以前，你应该主动让步，这是最好的；但是当时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人已经死了，血已经流了，你就应该像一个战士一样死在自己的战场上，或者硬着头皮把他们镇压下去。你在这个时候让步，暴露出来的只是你没有镇压的实力，以及你对员警的忠心并没有信心。

[45:40]同时，员警肯定也不会效忠了。我为你效忠以后，成立了独立调查委员会。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独立调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把员警交给员警的敌人。然后特首本人表示，皇上圣明，都是你们下面的人胡乱办事。你还指望员警再来给你效忠吗？做了这个姿态以后，你的支持者就已经没有了。就像是，路易十六接受了拉法耶特将军以后，法兰西王国的军队就不会再效忠于国王了。他们首先根据国王的旨意镇压了群众，然后国王却抛弃了他们，把巴黎市民组成的国民自卫军招进宫来保卫自己。以后谁还敢效忠于这样的国王呢？国王现在两头不是人了。被他招来的拉法耶特将军和国民公会(National Convention)不会因此而信任他。人家只会觉得，现在你是没有办法了才来求我们的，我们如果不借此机会把你斩尽杀绝，下一次你有了办法以后再来秋后算帐，我们是傻瓜吗？同时，法兰西王国的传统力量就觉得，国王已经背叛了我们，我们没有办法再忠于他了。这是一条两头落空的道路。

[46:49]走出这一步，背后所体现的资讯就是，共产党没有兵；或者是，出于决策混乱，它不能使它在香港的代理人相信它会出兵。如果波兰统一工人党相信苏联人能够出兵而且会出兵，那些事情都是不会发生的。所以实际上，川普在对付共产党以及对付共产党的代理人这方面已经是把所有的牌都拿在手里面，随时可以绞死你。唯一的问题就是，香港的泛民并不是团结工会，它内部并不团结，它没有真实的组织力量，是一拨毛泽东轻蔑地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混乱组合。他们自身很容易被白区党的高明攻势击破，而胜利的机会送到他们手里面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怎样适当地运用。最糟糕的一点就是，他们驾驭不了他们的选民。这事的糟糕之处就像是皇帝和将军驾驭不了他自己的军团一样，这是一个必败的局面。如果你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失败也是暂时的；如果你不能驾驭你的军团的话，成功也是为其他人做嫁衣裳的。

[47:59]所以，目前的基本状态就是这个样子的。共产党内部的混乱使它不能有效地利用它的资源，但是如果香港的阴谋家们达成的一系列协定使它完全无法忍受，它也会出兵。人经常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出于短见而不能忍受较小的代价，然后等到较大的代价出现以后，他不得不在更糟糕的情况下出兵。然后局面将在混乱中间演化到立法会选举，香港现有的政权就要完全崩溃了。但是恐怕泛民这一方面无法解决独派、暴力派、基层选民以及他们原有的敌人之间的和衷共济的问题。

[48:49]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他们有能耐把有可能投诚叛变的建制派和其实已经把他们骂成叛徒的香港青年组合起来，统统变成他们自己的手下人的话，他们就赢定了，团结工会得到的东西眼看就要像成熟的果实一样落到他们手里面，但是他们不能。他们在任何时候都是被他们手下的群众冲着走的。他们指挥不了群众，也控制不了群众。而控制不了自己的群众的人也就无法接受敌人的投降，也就没有办法收编和改编他的敌人。

[49:25]因此，这样的联盟和这样的阴谋是短命的，它产生不出波兰这样一个稳定的后共产主义政府，而是顶多只能产生二月革命克伦斯基政府和1912年中华民国政府那样的政府，是没有威望的领导人和他控制不住的敌人形成的同床异梦的短命联盟。这个短命联盟迅速地会破裂，形成新的比原先更为惨烈的实力对抗。在实力对抗的过程当中，民主和民主的所有希望都付诸东流，权力迅速地转移到无论过去多么卑微、但是由于因缘际会而敢于使用暴力而且证明自己能够使用暴力的那些人手里面。

[50:13]主持人：所以照您这样看，这个时间线其实相当相当短，摊牌时刻几乎就在下一次立法会和特首选举的那个时间。

[50:23]刘仲敬：我们要注意，现在是一个比弱点的时代，所以会出现很滑稽的局面：看上去越是强大的人越是软弱，因为他承受了太多的负担；没有负担的人因为没有负担，反而变成了他最大的优点，他能够迅速行动和掌握局面。共产党方面是我了解的，我认为它主要是因为自己机构的庞大而无法集结力量，以及各种苟且和混乱的假消息使它失去了迅速决策的能力。按说它应该现在就出兵。如果现在不出兵的话，至少也应该在立法会选举之前出兵。但它很有可能在立法会选举遭到一次新的失败以后，阴谋家设立的团体以为共产党已经死定了而把它像失败者一样踢出来以后，它才像1937年的蒋介石那样，已经背着卖国贼的名号，突然跳出来做抗战英雄，在错过了较好的时机以后，在较坏的条件下仓促地投入战争。

[51:25]这些事情很可能发生在中国内部，因为香港的失败必定冲击中国政治体制的内部。香港的利益集团像李嘉诚本人一样，已经深刻地卷入了中国政治之中，这是跟台湾没法比的。就是说，你的妻子发生的事情会对你有极大的影响，而你想要追求的、但是并没有答应嫁给你的女人对你的利益却不会有什么冲击。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的首鼠两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连任和他在国内的各种措施。但是由于他自己的摊子太大，以及由于他自己的决策能力有问题，资讯管道也有问题，做不出及时的反应。但是他的敌人比他更加软弱，当他们以起哄的方式开始逼宫的时候，相应的反应还是会发生。但是，这来得太晚了。他很有可能会拖到立法会选举之后的，因为明显来说他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