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夏”可能找到了 -- 桥上

李维明讲述破解“夏”字卜骨：

2008年9月25日，我在观察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的一件卜骨（H1：12）时，发现这件卜骨上有两个字符。由于刊出这件卜骨考古绘图比例太小，所以卜骨上面的两个字符就更小，很容易被人忽略。我立即取出放大镜仔细观察并摹写字符形体“

”，当时心里一震，这两个字符与郑州二里岗早商文化牛骨刻辞、安阳殷墟晚商文化牛骨刻辞，在卜骨材质、施灼、使用象形文字或由象形字构成会意字刻辞等特征具有承继性。可以断定是二里头文化甲骨文字。

河南密县黄寨遗址出土的刻辞卜骨（H1：12）

那么这两个刻辞是什么字。为此，我查阅相关的甲骨文、金文材料，进行观察比较。

左面一字，似由两个象形字组成的一个会意字。上部像一个奔跑的兽形动物，下部像陷坑（或尖桩、绊索），会意设置机关捕兽。

右面一字，上部似从目，下部从又（手）。殷墟卜辞有上部从目，下部从又（手）的“

”族，隶定为“

”。此字与具有相类构字要素的商代卜辞，周代、汉代金文排列，似与凸显目、手、止的“夏”字形成联系。据此判断，此字似可隶定为“夏”字。

密县黄寨地处二里头文化分布中心区域，属传世文献记载中夏族活动范围，推断这一刻辞记录了夏族的一次狩猎活动。

“夏”字形时代演进特征推断示意表（李维明制表）

我在八年前发表了《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2009年），《“夏”字形探源》（2011年）两篇文章。有学者读后认为，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为文字无疑，为证实夏代文字的存在，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证据。

二里头发掘60年｜李维明：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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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首先，我认为夏王朝是正史记载，不是传说，它和传说有重要区别。正史记载的商王朝最先被殷墟甲骨证实的时候，王国维由衷地感慨：“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我相信正史的记载和口耳相传的传说不一样；再者，夏朝不仅在《史记》这样的正史中有载，一些史迹在《尚书》《国语》《左传》这些先秦文献中也有记录，如《国语》云“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其中伊洛地区就和夏的地望有关，即文献和考古两方面证据的吻合，很可能二里头就是夏代的文化，而且就是夏代中晚期的文化，这是大多数人都相信的，因为这不止一方面的证据。即使有疑古倾向的学者也几乎无人怀疑《尚书•甘誓》的可靠性。所以，夏不是传说。

说二里头不是夏朝的遗存，而可能是早商的遗存，最主要的依据是目前二里头文化的碳十四测年被整体下拉。我觉得是目前采用的拟合方法有问题，对年代的拟合，实际上是一种主观的选择和综合判断。此外，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被下拉，二里岗文化的年代基本未动，势必导致二里头文化晚期与二里岗文化早期相并行，如果是真并行，二者必然会有很多因素是互见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中见到的商系因素，搞考古的一眼就能看出是来自下七垣文化的，也就是先商阶段的，而非来自二里岗文化早期。这与近年的碳十四测年结果恰恰是矛盾的。所以，我更相信从考古遗存比较所得到的认识，而不大相信目前的测年结果。

我觉得离开了文献的记载，现有的考古材料无法独立地解释夏的问题，我始终相信多元史料观，即研究史学问题需要多元史料，将甲骨、金文、传世文献、考古材料，甚至人类学方面的证据都结合起来，在跟着问题走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都要合理的利用，考古学是一门有“天生”局限性的学科，甚至说它能独立地建构起一个古史体系，那是不可能的。李维明老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参见本专题李维明先生访谈《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那个字是不是“夏”我认为倒不重要，关键是那个卜骨出在二里头二期的灰坑里，而且那是卜骨，且上面有和甲骨文一个系统的文字，就足以证明二里头文化时期已经有文字，而且已经有了占卜刻辞的习俗，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有文字的话，比二里头更早的陶寺遗址出土有大家公认的朱书陶文，是公认的文字，至于它念什么并不重要，关键它是文字，和甲骨文一个系统，这才是最重要的。

陶寺遗址出土朱书扁壶H3403:13（陶寺考古队供图）

另外，我认为夏商分界在二里头四期偏早和偏晚阶段之间，即偃师商城最初的始建年代，大灰沟的最下层，相当于郑州地区南关外下层的这么一个阶段，它比二里岗下层要早。我认为这一阶段的遗存是由夏到商的一个过渡性遗存——夏文化在逐渐解体而商文化在逐渐地形成。之所以会形成，是因为下七垣文化的南下和岳石文化的西进，导致郑州地区最先发生变化，多出了这二类遗存，它们和郑州当地的二里头文化混合在了一起，就形成了一系列过渡期的遗存，而且这些过渡性遗存继续向西推进，到达偃师一带，这个证据链是非常清楚的。

下七垣文化南下路线示意图（王立新先生制图）

A、B、C、D分别代表漳河型、辉卫型、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下七垣文化的南下除了漳河型沿着邯郸、濮阳、杞县这一路线到豫东然后西进之外，我指出最重要的一点是辉卫型的南下，辉卫型在河南北部，它直接到达郑州，形成了南关外下层遗存，而这类遗存在郑州短暂停留之后没有继续西进，而是直接南下到达盘龙城，等于说商势力在最初形成时有分工：一部分人西进占领夏都；一部分继续南下去控制夏人曾到达过的地方，控制铜矿资源。

夏人为了稳定“边疆”也采取了一定措施：在二里头文化的边缘地区往往是有围壕甚至是有城的，如二里头遗址西北边的东下冯遗址，在商城下面叠压的是二里头时期的环壕聚落；它东面的郑州大师姑遗址有围壕，相距不远的东赵遗址是有城址的；往南的平顶山蒲城店遗址也有城址，再往南的驻马店杨庄遗址是环壕聚落，且设有防御设施。在当时，往往在靠边缘的地区有这些防御措施。

二里头发掘60年︱考古学家们找到文献记载的夏王朝了吗？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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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甲骨文中有没有关于夏代事迹的记载，有学者对甲骨文中夏事迹作过探讨，比如考证甲骨文中记载的尧舜禹（如卫聚贤先生），对殷墟卜辞中禹示作新探（如郑杰祥先生），利用卜辞材料探寻夏迹（如陈建敏、朱彦民、蔡哲茂、杨升南先生），探讨殷墟甲骨文中“夏”字形意（如曹定云、葛英会先生）。

翻阅殷墟甲骨文材料，其中有禹、启、相、不降、发等文字刻辞，其中禹、启还配有祭祀，这些刻辞与文献记载夏王世系有无对应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里头发掘60年｜李维明：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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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考古队长许宏的观点（按：有人建议换个队长，我很赞同）：

如前所述，二里岗文化时期尚处于中原地区的“原史时代”，缺乏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该文化人群族属与王朝归属的文书材料。“虽然传世东周文献如《诗经》《国语》对商史记载可及传说中先公与商的联系，考古由殷墟文化向前追溯至二里岗早商文化、先商文化，但迄今未见（或未释出）商代早期‘商’字出土材料，因此文献所记盘庚迁殷之前是否称商，仍有待相关材料补充发现，深入探究”，而一般认为“商地是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商（滳）声地域”（李维明：《“商”辨》，《叩问三代：中国出土文献与上古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甚而，根据甲骨文中“商”的用例和迁都于殷墟之前的都邑中没有“商”一名的事实，可知“商”是专指殷墟时期“殷”人的都邑，并非指成汤到帝辛的整个朝代（松丸道雄：《补説7 殷か商か》，《世界歴史大系・中国史・１－先史～後漢》，山川出版社（東京），2003年）。而大邑商之前的都邑称亳，属学界共识。故我在自己的论著如《大都无城》《先秦城邑考古》中，对早于殷墟的相关考古学文化和城邑名，均暂不冠以“商”字，如“二里岗期商文化”、“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等。

但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教育出了大问题。学术前辈把推论和假说当成信仰来毕生捍卫：认为我是正确的你是错误的，我是真理你是谬误，我是科学的你是非科学的。这种二分法的思维模式不正是我们教育的失败么？据说美国幼儿园从四五岁起就教小孩首先要区分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看法。而现在年轻一代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标准答案式的教育，大家满足于老师和教科书给个说法，如夏究竟存在不存在，二里头究竟是不是夏，都要有肯定或否定的答案。这种思维要打破，就必须多读书，多了解学术动态，多从逻辑和学理出发考虑问题，同时破除权威观念，许宏本身也不是权威。

二里头发掘60年︱许宏：从徐旭生先生“夏墟”调查说开去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