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论键政局的自我修养 -- 吴用

现在我想再谈谈我自己的经历:我在中国当工人和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因为我出生在北京,在西安长大, 69年到74年在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了五年的工人,当时并没觉得什么特殊,到了美国才发现两者的差别是天壤之别。人们一般看到的只是工资上的差别,他根本没有考虑到地位上的差别。

中国当时作为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工人的工资肯定不会那么高,比起美国当然差距很大,所以我到了美国,在美国工作一段时间回到北京,去见当时我在北京工厂的那些同事们,大部分工人对我在美国挣的工资更感兴趣。我一再强调名义工资,实际工资,生活成本等等,一般人听不进去。他们一听我在美国一小时的工资相当于在中国一个月的工资,他们就惊讶的没法说了,显得不可思议,把当时中美的差别看的很绝望,我要是和他们讲中美工人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当时他们听不进去。

但是后来的中国的工人就慢慢的发现,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自己温水煮青蛙似的丧失了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力以后,尤其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这时候他才突然发现地位多么重要。

后来改开以后的宣传,讲的是毛泽东时代是大锅饭养懒汉。但是这个和我的经历正好相反。我在北京的工厂里面时,我们没有奖金,也不能扣工资,所以工人从来不怕干部。我就没有这种: “干部来了我就紧张的经历" ,没有这种心情,我也没看到其他工人有这种感觉,或者表达出这种感觉。

那么什么情况造成这种大锅饭养懒汉呢?-恰恰是在改开以后！

因为我们那时候大家确实是干多干少都一样,不是说每个人工资一样,学徒工挣得学徒工的钱.一级拿一级工的钱,二级工拿二级工的钱,大家工资都不一样,但是大家干多千少对大家的工资没有影响,起码暂时没有什么影响,长期还是有一些影响。

我就经历过一次评工资. 71年还是72年我忘了。评工资,但不是所有人都升,而是个30%-40%百分比的升。既然调整工资有一个范围,就要讨论涨工资给谁涨。如果你平时吊儿郎当不努力、不积极、表现不好,大家就觉得为什么要给你评,还是觉得平时勤勒恳愿任劳任怨、表现好的理所当然的应该涨。但是工人又有一些同情心,你虽然平时表现得不算好,但是你上一次的工资没涨,你现在的家庭负担又比较重,你的工资也可以涨,所以我就发现老百姓真是通情达理,他们既考虑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如何,又考虑到每个人的家庭负担如何,综合考虑谁应该评上谁不应该评上。打分,讨论,表决,工人提意见,最后干部决策。干部决策如果大大的违背了群众的意见,那就麻烦了。因为那时候工资是没法扣的,所以干部最后制定的谁涨工资,谁不涨工资,如果被大家觉得不合理,那么这个干部再也不好指挥生产了:你让大家干活,大家会说那你让涨了工资的去干,别找我,反正工人不能被解雇。这样的干部就失去了威信,而没有威信就很难调度生产,这就是一个上下干部群众互动的过程。而我到了美国去,就是完全是老板说了算,所以我到美国去才是真正学会了磨洋工。我经常说磨洋工是个技术活,你必须让老板看见你干的非常活跃,但就是不出活,这个才是技术。怎么让老板看不出毛病来,在他看不见的时候你偷懒干别的。

但我在中国当工人时候,工人就不需要偷懒。我们那里有懒惰的,但是他不需要偷撤。他可以明目张胆的懒。

这里的对比，其实反映的是积极性,可以说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对劳动本身是不厌恶的,他厌恶的是那种高高在上,财富为别人创造,被别人占便宜,然后不管你做什么他老指手画脚,说你做这个不对,做那个不对,这样劳动者的情绪怎么好得起来?人家情绪不好就会消极怠工嘛。

所以消极怠工的出现,其实在改革开放以后。我77年, 79年,80年代经常回到中国，我回到工厂我就发现工人积极性越来越差,虽然奖金越来越多,但是工人后来发现,他自己的五块十块的奖金,根本比不上领导干部的五十块,百块,千块的奖金。而且他发现谁该得奖,谁不该得奖,完全取决于领导干部。所以后来有一句顺口溜: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

横幅: “不服不行”

所以呢,工人发现自己没有话语权了,那么他就消极怠工。消极怠工呢,就造成了看起来是大锅饭养懒汉。

在工人阶级丧失了当家作主的权力的条件下,如果你仍然保障工人的铁饭碗,那么工人的消极反抗就表现在所谓的大锅饭养懒汉。这里边，养懒汉好像是干部养活群众,其实是群众养活干部、群众养活老板。

但是,这个大锅饭养懒汉,其实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出现的问题。毛泽东时代这种问题其实非常少。大多数人,不说没有,就是说磨洋工的不是没有,泡病号的不是说没有,有些人经常到医院里边泡病号啊之类的,但是那个是少数的,经常是因为有人家里有困难或者身体有毛病,再或者因为心情不好,心情不好思想工作没解决,那他就消极怠工。

所以,你会发现,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消极,那都是反应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矛盾突出、尖锐化。再尖锐会罢工的。

综上所述,现在这种把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对立看成是大锅饭造成的看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时代的现实的。

我在美国当工人完全就是老板说了算,你完全是为人家打工,完全是为人家卖命的。人家说"This is not a Democracy！ "我们这不实行民主制。”我们雇用你，" I hired your muscles, not your brain!" "我雇的是你的肌肉,不是你的大脑!",当然还有好多土话。也就是说,这个劳动者的地位一下子就变成了雇佣劳动了,现在的中国,大部分打过工的人都能体会到我描述的这个劳资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了。

除此之外,我在美国当工人的时候,还有好多其他的体会。除了一个地位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在美国的工厂里边,关于这个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问题,正好就是跟鞍钢宪法相反的。

美国的工人呢,对技术革新技术革命的积极性是不高的,甚至是敌视的。

工厂会出台一些政策,你如果提了合理化建议,造成工厂的成本的减少、利润的增加。你可以提成。但是,如果一个工人的建议会造成另外一个工人的失业,因为你效率提高了会造成工人的失业,失业的工人会对提建议的工人报复,他把你车给砸了,把你截住了,这是严重的。

所以一般来讲,美国的工人里对技术革新的建议是非常担心的、非常提防的,是一种敌视态度,因为他们没有铁饭碗。好像听说日本那个早期的那些铁饭碗的工人,他们倒有那个技术革新的建议。但反正美国我是没有见过这个,一般美国工人对这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造成的失业,是非常担心的。这也是对技术发展的一个妨碍。

所以说,在资本主义企业里面,很难像毛泽东时代企业里面通过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的、技术革命的。它特别依靠几个科技人员或者像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啊这样的个别人的聪明智慧,而不是发动大家的智慧。

而且,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边,它技术革新技术革命以后,它是经常会封锁技术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