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革命回忆录漫谈之二：关于吃的故事（二） -- 孤星

2. 抗战时期。

先说说陕甘宁边区和延安的情况。延安是战略大后方，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边区政府都在这里。1937年到1941年，这里又涌进来4万多名知识青年。

延安只有这么大，周围数十里，几乎每一条山沟、每一个山头都住满了机关、学校、部队，仅靠贫瘠的黄土地上原来那点物产和其它根据地辗转输送的战利品，根本无法养活这么多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逐步将作战重点转向敌后战场。1940年11月，国民党又断掉了八路军、新四军的经费，并开始对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再加上天灾频发，根据地的日子很不好过。

1939年2月，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号召“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陕甘宁边区到其他根据地，大生产运动逐渐开展起来。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渡过了经济上的最困难时期。

留守部队作战任务少，后期基本变成了生产队（所以359旅开荒成名，但打仗逐步沦落成二流部队），为了填饱肚子，什么活都干。当时在留守兵团当团长、副旅长的陈先瑞中将回忆，警2团种地、挖盐、打猎、采山货、搞饲养、搞运输、开作坊店、开商店、开骡马店、编筐编篓，把边区的盐、煤、药材运到国统区换成布匹、棉花、日用百货运回来，统统都干。为了跟邻居国民党部队暂编骑2师搞好关系，还专门从邓宝珊的防区买烟土送给没大烟抽的骑2师师长马禄。

仅1943年3月1日至4月25日，警2团就开荒近4万亩。年终盘点，成绩大大的。日子过好了，不能忘了领导。要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联防军司令部、边区政府献礼！共送了大米2000斤，自酿白酒200斤，自己养的肥猪16头、牛6头、羊20只、鸡30只，打猎打来的野猪2头、野羊5只、野兔25只、野鸡50只，山上采的猴头菇30个、黑木耳10斤，还有买来的香烟、肥皂、毛巾若干。虽然比不过《红楼梦》里的进贡清单，也算不错了。当然，野鸡、野羊、野兔，平常也没少往延安送。讲政治啊。

现在不提倡甚至严禁吃野生动物，那会可没保护野生动物的概念。1940年冬，385旅开荒，副旅长、副政委兼参谋长耿飚（看多缺干部）组织打猎，一个月打了四只老虎，七八只豹子，上百只狼、狐狸，上千只野兔。老虎肉吃起来和牛肉差不多，不能独享，给毛主席、朱老总送了一只。两位领导很高兴，朱德还试了试，差点能把老虎举起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陕北有老虎，廖汉生、陈丕显的回忆录也提到在湖南、广东碰到老虎的踪迹，廖汉生他们的马都被老虎咬死了。

条件有限，领导吃得也不咋地。陈先瑞回忆，1937年底到抗大学习，毛主席召见，谈完话管饭，一荤三素，加了个辣椒。杨得志上将回忆，1945年春天到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召见，谈完话管饭，四个蔬菜加一盘辣椒，“比部队的伙食好不了多少”。杨得志关心领导，还劝毛主席改善生活（看人家给领导提什么建议）。

刘懋功少将回忆，1944年6月去中央党校学习。在贺龙关心下，周末经常带两个小伙伴结伴去贺龙的联防军司令部洗澡，也常去贺龙吃饭的灶上吃饭。也就吃点小米饭、炒土豆丝，偶尔有点馒头，肉就更少了。在当时的延安，这就算改善生活了。可见，搞了大生产运动，也仅仅解决了温饱问题，离吃好的标准还差得远。

这里还有两个小故事。陈赓的“调皮捣蛋”是出名的。陈锡联回忆，1943年8月，时任太行三分区司令员的他到中央党校学习，经常与陈赓结伴去看朱老总。朱德的窑洞前有一棵果树（好像是苹果树），每次到门口，陈赓先让陈锡联去敲门，然后自己用木棍或土块打果子下来。聊完天出来，陈赓就故作惊讶状，哇，怎么掉了这么多果子！出来送他们的朱德就说，既然掉了，你们拿回去吃吧。他俩就把口袋装得满满，回去吃几天。吃完了再去。貌似朱德后来识破了，果子熟了还故意不让康克清摘，专门留着给陈赓打。

黄火青回忆，他1940年10月从新疆回到延安，准备到新四军五师当政委，由于交通不便，一时没有成行。他和杨勇住隔壁，两家关系处得很好。他有次买了一个10多斤重的猪头，两家分着吃。还有一次，两人背枪出去打野鸡，没打着，就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回来充数。警卫员一看，咦，怎么野鸡身上没枪眼呢，一下给揭穿了。

再说说其他人的一些回忆。

1938年底，被任命为泰山特委军事部长、八路军山东纵队四支队一大队大队长的吴瑞林走马上任。到任的时候，泰山特委为了表示欢迎，专门买了一篮子咸鸭蛋，加上咸菜和馒头作为早饭，这成了他“一生中最记忆犹新的事”。1941年1月，时任山东纵队一旅二团团长的吴瑞林胸部中弹，治了20来天，感觉恢复差不多了，馋得不行的时候吃了一个烤地瓜，结果因为肠子尚未痊愈没法消化，差点要动刀治疗。养伤期间，滨海部队给黎玉送了3条大黄花鱼，黎玉就请他和罗舜初、江华一起吃，又成了“一次难得的美餐”。

洪学智回忆，1940年初，抗大总校迁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山西武乡继续办学，需要到敌占区背黑豆，水煮、磨豆腐、做豆腐吃，后来又背小米、高粱，与黑豆掺着吃。1941年初，他率领抗大总校华中干部大队到江苏盐城新四军总部，路上带的干粮除了窝窝头，就是生地瓜干、熟地瓜干。

除了收公粮收税、自力更生、战斗缴获之外，让伪军和汉奸作贡献，也是发财之道。1939年冬，杨得志的冀鲁豫支队发展到1.7万人，冬衣无着，厚着脸皮去跟彭总要了1万块银元，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回来之后，思三想去，抓了1个汉奸，收了7万块赎款，解决问题了！1941年日军“四一二”扫荡，烧杀抢掠，把根据地的家底折腾光了。没办法，他们从亲日派和汉奸以及一些开明绅士身上弄了大批粮款物资，帮助群众恢复生产，重建家园。

这样的例子不少。1941年底，吴瑞林带部队围困泰山脚下的日伪据点重镇黄泉，跟伪军劝降，并开价3万斤粮食、3000斤猪肉。第二天，怕挨打的伪军乖乖送了3万斤米面、10头肥猪、100多只鸡出来。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晋察冀边区成为日军的重点进攻对象之一。时任晋察冀三分区政委的王平回忆，随着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蚕食”，实行“三光政策”，晋察冀边区的生产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加之连年旱、涝、虫等自然灾害不断，根据地军民物质生活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有一个时期，部队缺乏油盐菜蔬，不得不以黑豆、麦麸充饥。1941年“反扫荡”期间，三分区部队开始每天能吃两顿饭，一顿黑豆窝头，一顿黑豆玉米粥，后来这个也吃不上了，有时只能吃野菜树叶。到了1942年，困难愈来愈严重。由于营养不良，夜盲症、浮肿病、疟疾等各种疾病不断发生，部队战斗力严重下降。

实际上，1942年和1943年是晋察冀边区最艰难的时期。这两年，华北地区连续发生旱灾、水灾、蝗灾，加上日军扫荡和国民党捣乱，春耕秋收受到破坏，根据地人口大批死亡逃亡。日军对平汉路以西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这里的部队得不到任何外部支持，饥寒交迫，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每天半饥半饱不说，粮食都搞不到。1940年7月到1941年4月，条件较好的冀中军民支援路西粮食1900万斤。1942年“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根据地自命难保，不仅没法支援粮食，而且大批人员转移到路西，加重了路西的负担。

有一个阶段，晋察冀军区有关部队规定，贪污五斤以上小米的司务长一律枪毙。聂荣臻和警卫员、通信员养了一群羊，有次请过去开会的杨成武喝羊奶。杨成武回到一分区之后，也带着其他领导和秘书、警卫员、马夫养起了鸡和猪，还种了一些蔬菜、小米、玉米和土豆。

1942年春节，杨成武的部队截了日军100多袋面粉，足足几千斤，美美吃了一顿肉馅饺子。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最后一顿过年饺子。后边几年，市面上没面粉卖，部队也越打越弱，没能力出去抢了，一分区的八路军直到1946年春节才集体重新吃上饺子。1943年春节，杨成武去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回来，发现年夜饭是玉米糊糊，有从冀中转移过来的十分区战士因为没吃上饺子抹眼泪（好日子过惯了，一分区部队长期每天两顿黑豆和麦麸习惯了），遂下令把所有库存的白面拿出来给十分区包饺子，结果能拿出来的只有不多的一点掺杂麦麸和玉米面的面粉。

晋察冀如此，其他根据地也大抵如此。

1942年“反扫荡”期间，秦基伟作为太行一分区司令员，待遇也是1天半斤小米。每天晚饭后，自己挎个篮子四处挖刺儿菜，洗干净后交到伙房。第二天，伙房把这些野菜连同分给他的半斤小米一起煮成稀饭，吃两顿。真成自力更生了！分区主力团三十团的两任团长，都因为到河里炸鱼，被手榴弹掀飞的水下石头砸死。大约1941年春，一二九师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到一分区检查工作。蔡树藩胳膊有伤，肠胃又不好，秦基伟照顾他，千方百计保证他吃上烤馒头片，还几次带警卫员到河里捉鱼虾，用油煎了给他下饭。

陈锡联的太行三分区，许多单位将小米换成黑豆、糟糠，掺野菜、树叶充饥。

程子华回忆，1943年，太岳区的曲阳、唐县、完县、浮萍4个县，1.7万人断炊，普通人家吃谷糠、树叶，不少灾民吃草根、树皮、麦糠、玉米杆。群众吃这些，部队还有好的吃？

宋任穷回忆，在冀南分区最困难的1943年，他们招待前来检查工作的平原分局书记黄敬吃饭，最好的饭是小米饭，最好的菜是辣椒酱和芝麻酱，而且每顿饭的菜只能给很少一点。

1942年，日军对冀南军区进行“九一二”合围。当时的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刘华清白天隐蔽在老乡家里的地洞、夹层墙里，晚上出来活动，有时转移到庄稼地里，只能喝点小米粥或野菜汤。碰上敌情，几天吃不上东西。1943年9月，刘华清参加冀南军区集中整风，伙食很差，吃谷子稀糊。有次杀了只羊，管饱，有个山东的年纪比较大的县委书记，最后吃多了，撑得动不了只能站着。

江南是鱼米之乡。新四军吃的可能比八路军稍好一点。看了叶飞、洪学智、江渭清、张震等人的回忆录，提到的不多。网上有新四军一些部队的后勤方面资料，还没有系统研究。

管文蔚回忆录提到，1938年他刚拉起队伍后，和陈毅吃过两次饭。一次吃的是一碗青菜、一碟炒鸡蛋、一碗青菜汤。陈毅说，没有什么吃的，但比三年游击战争时天天吃苦菜和竹笋（国民党封山，群众送粮困难，米很少）。还有一次，陈毅和他谈工作谈到凌晨，他给陈毅准备了米粥、几个馒头和鸡蛋。陈毅颇有感触，有这么好吃的东西已经不简单了！

时任新四军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钟期光上将提到，1945年5-6月，国民党部队进攻苏浙军区部队，部队通往芜湖地区的粮道被断，主要靠苏南地区供应，粮食供给困难，伤员每天吃4两粮，其他非战斗部队还保证不了这么多。部队尽量减少非战斗行动，以减少热量和体力消耗，并寻找野菜、竹笋、螺蛳等代食品克服困难。

东北抗联在残部撤到苏联之前，过的那个苦日子更不用说了。冰天雪地，长途跋涉，没吃没喝的。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党群一家、军民一家、鱼水情深得到了很少的诠释。群众宁肯自己没粮吃，也积极交公粮。群众遭灾，被日军祸害，各个边区党委、政府和部队千方百计帮助群众渡过难关。很多地方规定，部队不得在驻地附近挖野菜、摘树叶槐花，近处的要留给群众吃。群众断粮了，部队从本已很少的口粮中省出一点给群众吃。边区政府还通过提供贷款、发放粮种等各种方式，帮助群众恢复生产。

没有这样的关系，没有群众的支持，也坚持不到胜利。

题外话，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些关于日本的资料。日本比中国强大，但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几百万日军陷在大陆战场，补给线拖得很长，日本国力消耗严重，经济接近崩溃，也快打不下去了。没钱买战略物资、只能去抢东南亚的石油和橡胶，可以说是日本跟美国动手、自取灭亡的直接诱因。很多人讲，中国靠美国支持才打败了日本，这句话对也不对。没有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消耗日本资源，没有中国人民的浴血牺牲，美国也没那么容易打赢。

历史不容假设。但如果日本没有和美国打起来，抗战会是一个什么结局？抗战对二战的贡献可能被低估了。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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