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简评美国政客甩锅新冠疫情的荒谬 -- hwd99

觉得这篇文章写的不错，用百度翻过来了

American Pravda: Our Coronavirus Catastrophe as Biowarfare Blowback?

Ron Unz

April 21, 2020

https://www.unz.com/runz/american-pravda-our-coronavirus-catastrophe-as-biowarfare-blowback/

在过去的两周里，近30000名美国人死于冠状病毒，据一些人估计，这是一个大大低估的数字，而死亡人数继续迅速上升。与此同时，控制这种致命传染病蔓延的措施已经使2200万美国人失去了工作，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把我们的失业率推到了大萧条的水平。我国正面临一场与我国历史上几乎任何一次危机一样严重的危机。

许多周来，特朗普总统和他的政治盟友们都在无视或尽量低调的谈论这个可怕的健康威胁，现在突然面临如此明显的灾难，他们自然开始寻找其他替罪羊。

明显的选择是中国，2019年底全球疫情首次在中国爆发。在过去的一两周里，我们的媒体越来越多地被指责中国政府的不诚实和无能在我们自己的健康灾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高级官员向媒体通报了更严重的指控，他们怀疑Covid-19病毒是在武汉的一个中国实验室研发的，然后不慎释放在这个脆弱的世界上。这种“阴谋论”曾经只局限于互联网的极端政治圈子里，但现在却出现在富有影响的《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的版面上。

无论这些指控是否合理，都具有很严重的国际影响，而且越来越多的要求中国在财政上赔偿我国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场新的全球政治和经济冷战可能很快就要爆发了。

我没有生物战技术方面的个人专业知识，也无法接触到美国的秘密情报报告，这些报告似乎已经被我们最优秀的国家报纸所重视。但我认为，仔细研究过去几十年来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对两国政府以及我们本国媒体的相对可信度提供一些有用的见解。

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似乎达到了全球力量和繁荣的顶峰，沉浸在长期冷战后历史性胜利的余波中，而普通美国人则从这十年创纪录的长期经济扩张中受益匪浅。一场巨大的科技繁荣达到了顶峰，伊斯兰恐怖主义似乎是一件模糊而遥远的事情，几乎完全局限于好莱坞电影。随着苏联的解体，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似乎已经消失，因此政治领导人吹嘘“和平红利”，因为我们庞大的军事力量，建立了近半个世纪，在庞大的国防预算的大幅削减下，开始享受到公民的“和平红利”。美国终于恢复了和平时期的正常经济，每个人都明显受益。

当时，我绝大多数精力都集中在国内政治问题上，所以我只稍微关注了这一时期我们的一次小规模军事行动，1999年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战，目的是保护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免遭种族清洗和屠杀，这是我完全赞同的克林顿政府的项目。

虽然我们有限的轰炸行动似乎相当成功，很快迫使塞尔维亚进入谈判桌，但短暂的战争确实包括一个非常尴尬的灾难。旧地图的使用导致了一个瞄准错误，导致我们的一枚智能炸弹意外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造成大使馆三名工作人员死亡，数十人受伤。中国人对这一事件感到愤怒，他们的宣传机构开始声称袭击是蓄意的，这种鲁莽的指责显然没有逻辑意义。

在那些日子里，我每晚都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的《新闻一小时》，看到他们的美国大使向主持人吉姆·莱勒（Jim Lehrer）提出这些荒谬的指控。 吉姆·莱勒和我一样，对这些些指控感到震惊。但当我考虑到中国政府仍然顽固地否认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屠杀抗议学生的事实时，我的结论是，中国官员的不可理喻的行为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实上，甚至有人猜测，中国出于国内原因，愤世嫉俗地为这起不幸的事故推波助澜，希望在中国人民中激起那种沙文主义的反美情绪，最终有助于弥合1989年那次暴行的社会创伤。

至少我对那件事的看法20多年前是这样的。但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对世界和现代历史上许多关键事件的理解经历了我在《美国真理报》系列中所描述的彻底转变。我上世纪90年代的一些假设也在其中。

以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为例，每年的六四，我们主要的全国性报纸的新闻和舆论版面上，仍然会掀起一轮严厉的谴责浪潮。我最初从未怀疑过这些事实，但一两年前，我碰巧遇到记者杰伊·马修斯（Jay Matthews）的一篇题为《天安门神话》的短文，这篇短文彻底颠覆了这一显而易见的现实。

根据马修斯的说法，这场声名狼藉的大屠杀很可能从未发生过，但它仅仅是一件由困惑的西方记者和不诚实的宣传所制造的媒体艺术品，这种错误的信念很快就嵌入了我们的标准媒体故事情节中，无数无知的记者无休止地重复，最后他们都相信这是真的。相反，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抗议的学生都像中国政府一贯坚持的那样，和平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事实上，多年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等主要报纸偶尔也承认这些事实，但通常都会将这些微不足道的承认深深地埋在报道中，以至于很少有人注意到。与此同时，大部分主流媒体都陷入了明显的骗局。

马修斯本人曾担任《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亲自报道当时的抗议活动，他的文章发表在《哥伦比亚新闻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上，这是我们最负盛名的媒体批评场所。这篇包含如此爆炸性结论的权威分析报告最早发表于1998年，我很难相信，许多报道中国的记者或编辑仍然对这一信息一无所知，但其影响却完全为零。二十多年来，几乎我读过的每一个主流媒体都在继续宣传天安门大屠杀的骗局，通常是含蓄的，但有时是明确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在1999年对中国大使馆的意外爆炸事件中的发现。在开通这个UNZ网站后不久，我增加了《亚洲时报》前撰稿人彼得•李（Peter Lee）的作为网站专栏作家，将他十年前的中国事务博客网站档案合并在一起。他很快发表了一篇关于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爆炸案的7000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他从2007年开始就这个问题写的六篇文章中已经包含的材料汇编。令我相当惊讶的是，他提供了大量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美国对中国大使馆的袭击确实是蓄意的，正如中国一直声称的那样。

据李彼得说，北京允许其大使馆被塞尔维亚军方用作安全无线电传输设施的场所，塞尔维亚军方自己的通信网络是北约空袭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塞尔维亚防空部队击落了一架先进的美国F-117A战斗机，这架战斗机的绝密隐形技术是美国至关重要的军事机密。部分极为珍贵的残骸被感激的塞族人小心地收集起来，在运回中国之前，塞族人将这些残骸交给中国人暂时存放在大使馆。这项至关重要的技术收购后来使中国在2011年初部署了自己的J20隐形战斗机，比美国军事分析人士认为的可能要快很多年。

基于这一分析，李彼得辩称，中国大使馆遭到袭击是为了摧毁位于那里的塞尔维亚转播设施，同时惩罚中国允许塞尔维亚在中国领馆使用这种设施。在中国也有广泛的传闻说，另一个动机是试图摧毁储存在里面的隐形碎片，但没有成功。后来国会证词显示，在北约数百次空袭中，袭击中国大使馆的是中情局直接下令的唯一一次，细节高度可疑。

我对李彼得的工作只是略知一二，在正常情况下，我会非常谨慎地接受他与我们所有精英媒体普遍持有的立场相反的不同寻常的主张。但他引用的消息完全改变了这种平衡。

尽管美国媒体在英语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但许多英国出版物也拥有很强的全球声誉，而且由于它们往往不太受我们国家安全状况的控制，它们有时会报道一些在这里被忽视的重要故事。而在这起事件中，《星期日观察家》在1999年10月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揭露文章，引述几位北约军事和情报来源充分证实了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的蓄意性质，据报道，一位美国上校甚至吹嘘他们的智能炸弹击中了预定房间。

这一重要故事立即被姊妹刊物《卫报》总结，也被竞争对手《伦敦时报》和世界上许多其他最负盛名的出版物所报道，但在我国却遭遇了绝对的沉默之墙。在一个具有全球战略重要性的故事上，如此离奇的分歧——美国对中国外交领土的蓄意致命攻击——引起了美国主要媒体监督组织FAIR的注意，该组织发表了最初的批评和随后的后续行动。这两篇文章总计约3000字，既有效地总结了压倒性的事实证据，也有力地概括了国际上的大量报道，同时报道了美国顶级编辑为解释他们持续沉默而提出的懦弱借口。根据这些条款，我认为这件事已经有答案了。

很少有美国人记得我们1999年对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袭击，如果不是我们无知和不真诚的媒体每年挥舞血腥的六四旗帜，“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也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这两件事在今天都没有多大直接意义，至少对我们自己的公民来说是如此。但是，这些例子在更广泛的媒体意义上确实显得相当重要。

这些事件代表了中美两国政府在过去30多年中最严重的两次冲突。在这两个事件中，中国政府的主张都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它们被我们自己的最高政治领导人否认，被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驳斥或嘲笑。此外，在几个月或一年内，许多记者了解到了真实的事实，甚至在完全受人尊敬的场所进行了报道。但几十年来，这一现实仍然被完全忽视和压制，以至于今天，几乎没有一个从我们正规媒体获得信息的美国人会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由于许多年轻的记者都是从这些精英媒体中汲取他们对世界的知识，我怀疑他们中的许多人从来没有学过前人所知道的知识，但不敢提出这点。

大多数中国主要媒体都是由中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而且它们倾向于广泛遵循政府的路线。美国主要媒体都有一个公司制的所有权结构，并且经常吹嘘自己的独立性很强；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我认为实际情况与中国没有太大的不同。

我倾向于怀疑中国领导人是否真心承诺报道事情真相，而他们的报道更加真实的原因可能是实用的。美国的新闻和娱乐业在全球媒体格局中完全占据主导地位，它们没有面临国内的重要竞争对手。因此，中国认识到，在任何宣传领域冲突中，中国的实力都远远被超过，而实力较弱的一方必须努力接近真相，以免其谎言会立即暴露出来。与此同时，美国对全球信息的压倒性控制可能会激起相当大的自满情绪，美国政府有时会鼓吹最离谱、最荒谬的谎言，因为他们坚信，支持性的美国媒体会掩盖任何错误。

在我们试图筛选我们常常不可靠和不诚实的媒体的报道时，应该牢记这些因素，以期找出当前冠状病毒流行的真实情况。与认真的历史研究不同，我们是实时工作的，我们的分析受到持续的战争迷雾的极大阻碍，因此任何结论都必然是非常初步的。但考虑到高风险，这样的尝试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我早晨的报纸在一月中旬第一次提到一种神秘的新疾病在中国出现时，我几乎没有注意到。因为我们突然刺杀了伊朗最高军事领导人，并有可能再次爆发中东战争，我全神贯注。但是这些报道持续不断，而且越来越多，死亡事件不断发生，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病毒疾病可能在人类之间传播。中国早期的常规努力似乎未能阻止这种疾病的传播。

然后在1月23日，在仅仅17人死亡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惊人的步骤，封锁和隔离了武汉市的1100万居民，这个故事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他们很快将这项政策扩大到了湖北省的6000万中国人，之后不就又关闭了整个国民经济，并将7亿中国人限制在家中，这项公共卫生措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采取的任何措施的1000倍。因此，要么中国领导层突然发疯，要么他们认为这种新病毒是一种绝对致命的国家威胁，需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控制。

鉴于这些戏剧性的中国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头条新闻，特朗普政府官员目前指责中国试图尽量减少或掩盖疾病爆发的严重性，这是非常可笑的，以至于违背了常理。无论如何，记录显示，12月31日，中国人已经向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这一奇怪的新疾病，中国科学家于1月12日公布了该病毒的全基因组，从而使诊断测试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这种致命的新疾病的性质或存在的预先警告，因此面临着独特的障碍。但他们的政府实施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控制措施，几乎完全消灭了这种疾病，只损失了几千人的生命。与此同时，美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许多西方国家数月来游手好闲，忽视了潜在的威胁，目前已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死亡人数仍在迅速上升。任何一个国家或其媒体机构批评中国的无能或反应迟缓，都是对现实的绝对颠倒。

一些国家政府充分利用了中国提供的预警和科学信息。尽管邻近的东亚国家，如韩国、日本、台湾和新加坡，处于最大的危险之中，是第一批感染者之一，但他们精干有力的应对措施使他们几乎完全抑制了任何重大疫情的爆发，他们的死亡人数也降到最低。但是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避免采取这些早期措施，如广泛的检测、隔离和接触者追踪，并且为他们的漫不经心付出了可怕的代价。

几周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大胆地宣布，他自己的英国疾病战略是建立在迅速实现“群体免疫”的基础上的，这基本上是鼓励他的大部分公民受到感染，然后在他绝望的顾问们意识到这一结果可能需要付出一百万甚至更多的英国人的生命以后，他很快就放弃了。

以任何合理的方式衡量，中国和大多数东亚国家对这场全球健康危机的反应绝对堪称典范，而许多西方国家的反应却具有灾难性。自苏美尔城邦以来，保持合理的公共卫生一直是政府的一项基本职能，美国及其大多数欧洲附属国的完全无能令人叹为观止。如果西方媒体试图否认这点，那它们将永久丧失它们仍然拥有的任何国际信誉。

我不认为这些特别的事实有太多争议，除非是在那些目光短浅的支持者中，特朗普政府可能认识到这点。辩解是没有希望的。这可能解释了它最近转向一种更具爆炸性和争议性的说法，即声称Covid-19可能是中国在武汉实验室研究致命病毒的产物，这种说法暗示全世界数十万或数百万受害者的血债是在中国人手上。以压倒性的国际媒体力量为后盾的戏剧性指控可能会在全球引起深刻反响。

《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相当一致。特朗普政府高级官员指出，中国领先的生物实验室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是可能的感染源，致命病毒被意外释放，随后先在中国各地传播，后来在全球传播。特朗普本人也公开表达了类似的怀疑，国务卿和前中情局局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在接受福克斯新闻（FoxNews）采访时也是如此说的。右翼活动人士已经对中国提起了数万亿美元的私人诉讼，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和林赛·格雷厄姆也提出了类似的政府要求。

显然，我个人无法接触到特朗普、蓬佩奥和其他政府高官指控的基础机密情报报告。但在阅读这些最近的新闻报道时，我注意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早在今年1月，很少有美国人关注中国城市武汉爆发罕见疾病的早期报道，武汉几乎不是家喻户晓的名字。相反，压倒性的政治关注集中在特朗普被弹劾的争斗和我们与伊朗危险军事对抗的后果上。但就在那个月底，我发现互联网的边缘充斥着这样的说法：这种疾病是由一个中国生物武器意外从同一个武汉实验室释放出来引起的，有前特朗普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著名的右翼阴谋网站ZeroHedge，在理论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事实上，这些故事在那些意识形态圈子里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于共和党新保守派领袖汤姆科顿（Tom Cotton）开始在Twitter和FoxNews上宣传这些故事，从而在纽约时报（NYT）上引发了一篇关于这些“边缘阴谋论”的文章

我怀疑，今年1月在小型政治网站和社交媒体上如此一致地爆发的生物战理论与特朗普政府高官现在公开倡导的、据称是基于我们最安全情报来源的理论如此接近，这可能不仅仅是巧合。也许一些勇敢的公民活动家成功地复制了我们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情报机构的发现，并且在几天内就完成了，而后者则需要数周或数月的时间。但更可能的情况是，1月份的边缘阴谋论浪潮是由私人泄密和“指导”推动的，而这些“指导”正是与今天在精英媒体上公开提出类似指控完全相同的内容。最初在不太主流的渠道推广有争议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是非常标准的情报战的做法。

不管这个想法的由来如何，冠状病毒的爆发是否可能源于中国实验室的一次意外泄漏？我不了解中国政府设施的安全程序，但运用一点常识可能会对这个问题有所启发。

尽管冠状病毒只具有中等致死率，显然其致死率为1%或更低，但它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包括在较长的症状前时期以及在无症状携带者中。因此，美国和欧洲部分地区目前正遭受重大伤亡，而为控制扩散而采取的政策已经摧毁了它们的国民经济。尽管这种病毒不太可能杀死我们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人，但我们已经看到了令人沮丧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疫情如何如此容易地摧毁我们的整个经济生活。

今年1月，报道中国健康危机的记者们经常强调，神秘的新病毒爆发是在最坏的时间和地点发生的，即在农历新年前夕出现在武汉的主要交通枢纽，当数以亿计的中国人通常会前往他们遥远的家庭去庆祝，从而可能将疾病传播到全国各地，并产生一种永久性的、无法控制的流行病。中国政府通过史无前例的关闭整个国民经济并将7亿中国人限制在自己的家中数周的决定，避免了这一严峻的命运。但结果似乎很悬，如果武汉再开放几天，中国可能很容易遭受长期的经济和社会破坏。

实验室意外释放的时间显然是完全随机的。然而，疫情的爆发似乎是在最有可能损害中国的确切时期开始的，最坏的可能是10天或30天的窗口期。正如我在一月份指出的，我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表明冠状病毒是一种生物武器，但如果是的话，释放的时间似乎不太可能是偶然的。

如果病毒是故意释放的，那么针对中国的这种生物战攻击的背景和动机就再明显不过了。尽管我们那些不诚实的媒体继续装作不诚实，但中国经济的规模在几年前已经超过了我们自己，并且继续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中国企业在几项关键技术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华为成为全球领先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并主导着重要的5G市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威胁到全球贸易的重新定位，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欧亚大陆，大大削弱了美国自身对海洋的控制。四十多年来，我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趋势线从未如此明显。早在2012年，我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的崛起，美国的衰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理由重新评估我的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