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又一例子 -- 胡里糊涂

据说商业在中国农业文明时代（从殷商王朝到1840年），始终面对“重农抑商”，因此不发达。其实，关键在于商业有没有为社会提供应有的税赋和劳役。

这其中的原因纷纭复杂，今天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两条：1、商业利润计算技术，是商人“独门”法宝。尤其在儒家士大夫控制官僚体系、控制科举之后，把“数”从前秦六艺中去除，使得国家官僚体系完全不能在利润计算技术上与商人群体处于同水平。2、儒家士大夫某些群体故意“禁”商、“限”商以边攫取垄断利润。这个可以看康熙皇帝就开放海禁与群臣的对话，他说“海禁何曾完全禁过，今上述要继续海禁的，不过是图独家商利而已”。

对于今天中国知识分子和企业家群体，还是没有认识到：

A、所有权，以及相应的财产权，是与国家暴力分不开的。

B、商业必须负担其对社会应有的税赋、劳役，才能获得暴力支持。

所谓关于财产权（所有权）的法律，其实不过是暴力的“社会契约”、文字表达而已。类似纸币，其本身并不具有“价值”，而是对其身后的暴力的“代表”。西方近代用“法律”代替以前的“神授”，不过是忽悠大众的“教育”。

对于海商和海盗，其中的暴力因素也很好理解：茫茫几万里大海，没有大炮，谈何保护自己船上的货物？王直和郑成功他爸，不过就是给东亚海面提供了“秩序”，这个秩序就是你缴税（不必在意名相，叫保护法什么的都行）、我提供暴力保护。技术关键在于：该缴多少？因为王直郑爹都是海盗出身，反而会“计算”。

如果这个暴力保护，来自王朝政权，那王朝收税也就可以“合理”、“可持续”。蒙元时期东南海上贸易发达，多少与蒙古大军在极盛期控制了中国、印度、中东及其相关海域有关。谈其这段历史，不带有情绪，更容易让人接受。

对于B，我那些企业家朋友，一般来说把偷税漏税等同与创造利润，都把李嘉诚作为人生榜样。其实，就拿李嘉诚来说，他家族获取的来自大陆、香港的天量利润，与其对大陆、香港所提交的税赋来说，就是“不义之财”，因此早晚或回到社会、或被西方打劫。

财之义与不义，不在于法律条文，而在自留与税赋役的比例。

而今天的世界，工业文明尚未被下一个文明所取代。因此中国企业资本的积聚，很大可能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无论类似华为、海底捞等集团所有也好，无论类似北欧的高赋税高福利也好，总之未来几十年中美两个“文明”圈PK下，中国企业资本积聚只能走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