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华尔街是如何伤害美国军工业的？（上） -- CHS1

【说明】

本文节译版已通过微信公众号“风云之声”首发。为忠实原文，借西河宝地首发全译版。微信版为通过审核而删去的内容，在文中做了标记。

【导读】

本文以案例形式解构华尔街是如何伤害美国军工能力的。该文发表后在华盛顿国安圈子广为流传，美国金融界有人怀疑此文是国安圈子的集体创作。笔者翻译此文的目的，是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被短视的金融资本掏空了作为立国之本的制造业及其所依赖的科技研发。本译文有删节，原文章始发于《美国保守派》杂志，链接见：

https://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americas-monopoly-crisis-hits-the-military/

【译文】

2019年6月27日，作者：马特·斯托勒和卢卡斯·昆斯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政府对全球最大的电信设备制造商——一家名叫华为的中国巨头——提出了刑事指控，罪名包括银行欺诈、妨碍司法公正和技术盗窃等。中国在电信设备上的统治地位已经给西方的间谍机构造成了危机，它们害怕中国的间谍活动，企图阻止华为设备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尤其是在关键的下一代移动网络——5G领域中。

华为针对美国阻止购买华为设备的运动进行了公关攻势。公司CEO任正非称西方的恐惧恰好是给华为产品做的广告：“（华为的）产品太好了，连美国政府都怕。”中国政府当然有兴趣用电信设备进行间谍活动，但真正令人惊讶的是，任正非关于华为产品说的是对的。华为作为电信设备领域一家历史相对较短的公司，已经占据了全球最多的市场份额，原因就在于它们的设备（且不管其间谍漏洞）在市场上最有价值。

从历史角度来说，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转变。电话是美国人发明的，直到不久之前，美国都主导着这个领域的生产和研究。但在最近二十年里，美国制造商在所有主要电信设备领域都消失无踪了。如今只剩下两家欧洲制造商——爱立信和诺基亚——跟华为及另一个中国对手中兴竞争。

这个关于美国失去领导地位和生产能力的故事，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一度充满活力的军事能力和工业能力在许多领域遭到摧毁，已经成了对国家安全最大的威胁。由于国家公共政策侧重于金融而非制造领域，美国越来越无法生产和维持其经济、军事和结盟所依赖的各种重要系统。华为只是其中一个特别突出的例子。

国家安全专家规划战备时通常都会考虑拨给五角大楼的预算。特朗普总统的竞选承诺中很重要的一条便是大幅度提高军事预算，他和国会自2017年开始也确实这样做了，反应立竿见影。时任国防部长的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表示：“国会意识到了预算的不确定性对美国军队和投身于我国国防的男女军人带来的消极影响，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此后，军事预算逐年增加。

大量的国防预算投入似乎非常合理。根据《2018年国防战略》，美国正在将战略重心从中东武装冲突转向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博弈”，而中俄在许多领域和美国的技术旗鼓相当。马蒂斯在要求更高预算的答辩中对国会表示：“我们的军队仍然有能力，但我们的竞争优势在各个战争领域都被削弱了——包括空战、陆战、海洋战、太空战、网络战等。”

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的竞争优势不仅被削弱了，还有被超越——或已经被超越——的危险。一个例子就是中国激增的5G电信设备，这些设备是军民两用的。中国正在对人工智能进行关键的投资，这是另一个竞争领域[1]。他们看起来甚至能在海军舰船上安装电磁轨道炮[2]——这是一项重要的下一代武器技术，美国海军还没能用上。

但是，即便美国军费预算不再增加，也已经比世界排名第2—10位的九个国家军费总和加起来还要多了。这样我们自然就有了第二个问题：我国的军事优势逐渐消失的主要原因是国防预算，还是有其他更深层的原因？

华为的故事和其他许多故事都说明，回答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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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在电信设备制造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按照行业分包商阿特拉斯工具公司（Atlas Tool Works）的扎克·莫特尔（Zach Mottl）的说法，美国电信行业曾经是“美国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一世纪初，莫特尔的公司一直是AT&T及其下属贝尔实验室的制造商。“雷达系统是在这里发明的，晶体管是贝尔实验室发明的，还有激光。我的意思是，所有兼具民用和军事用途的高科技发明都是从研究部门获得资金的。”莫特尔这样告知本刊。实际上，公司不仅能做出美妙的发明，还有可以制造这些设备的本土工业部门。但现在，由于我们的对手采取的巧妙战略，这种制造能力已经消失了。

但杀死我们的电信设备产业的不是这些对手，而是我们自己的机构——华尔街，以及它加在高管们身上的压力，华尔街要求高管们做出能够影响金融市场的决定，而不去考虑公司的长期健康发展。1996年，AT&T将贝尔实验室分离出来，成为一家独立的电信设备公司——即朗讯技术公司，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在国会放松对电信领域的管制后，由朗讯作为一家销售高科技电信设备的独立参与者吸引投资者的胃口。朗讯制造了当时史上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成了与金融市场建立关系的先驱——这最终导致了公司的崩溃。

朗讯对股价的关注是根深蒂固的。股票价格每天公布一次，旨在鼓励所有人关注公司与短期金融市场的关系。所有的员工都持有少量“创始人赠与期权”，高管们则得到了多得多的股票以巩固这种联系。理查德·麦金恩（Richard McGinn）在1997年成为公司CEO后，更是专注于金融市场。

朗讯开始收购其他公司。根据两位学者的说法[3]：“所谓的竞争收购的必要性成了维持高股价的‘战略’理由。这反过来要求公司达到或超过季度收入和收益目标，在咄咄逼人的麦金恩的领导下，朗讯的高级管理人员开始沉迷于这些目标。”

朗讯开始变得更有侵略性。麦金恩的下属、一位名叫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的高管开始通过向高风险的初创公司贷款来提高回报率，这些初创公司会回头来购买朗讯的设备。当公司股票飙升时，菲奥莉娜得到了6500万美元的报酬[4]。之后，当互联网泡沫开始破灭时，朗讯饱受会计丑闻困扰（这本来是设计用来给股东和金融市场留下深刻印象的），开始大规模裁员。麦金恩也被裁了，但他得到了1250万美元的遣散费——作为把美国战略工业资产之一的公司彻底带垮的官方补偿。

二十一世纪初，电信设备市场开始从经济衰退中复苏。用莫特尔的话来说，朗讯的新战略是通过将生产转移到中国、在美国继续裁员、在海外雇佣工人等方式来寻求“利润”。最初外包的是电信设备中较简单的零件、包装盒和组装件的生产，但不久后，中国的合同制造商就接手了几乎全部零件的制造。美国的电信生产能力永远无法恢复如初了。

朗讯没有恢复它之前的地位。来自中国的新玩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量补贴，用着西方技术，以低价格与西方公司进行竞争[5]。而美国的决策者却不关心国家的工业能力，他们允许中国公司占据市场份额，并不在乎他们的掠夺性补贴和技术盗窃。2006年，法国电信设备制造商阿尔卡特收购了朗讯，这标志着贝尔实验室由美国控制的日子结束了。如今则是华为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统治了市场。

许多美国工业基础和国防基础的削弱过程都和朗讯如出一辙。首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华尔街的金融家关注的是短期利润、市场支配力和高管薪酬，而不是往往能让公司发展成为垄断生产商的核心竞争力（如研究和生产）。到了本世纪最初十年，他们开始将生产外包给成本最低的生产商。这种以金融为核心的方法为中国政府通过补贴生产商、从而战略性地夺取工业产能打开了大门。钱给了华尔街，中国则得到了美国皇冠上的珠宝。

失去制造能力对美国的研究能力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创新不能只是空中楼阁。”莫特尔表示，“它需要建立在稳定的增量变化和从基础制造中学到的知识的基础上。”电信设备都有双重用途，可以用于民用或军事目的。失去电信设备工业基础意味着美国的国家安全设备失去了其军事能力。

这一损失远不仅限于电信设备领域。跟在我们的工业系统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小规模制造商和分销商谈谈，就会听到对这种金融掠夺和离岸外包的危险的担忧。比尔·希基（Bill Hickey）是其家族金属产业分销、加工和制造的负责人，数十年来，他亲眼目睹了这场崩溃。希基的客户包括“每个用得到钢铁的人”——从卡车、汽车、农业设备制造商到体育馆和军方。

希基和许多制造商一样，几十年来一直对中国的崛起保持警惕。“大家都对中国的2025年计划感到不安。”他指的是当前已经引起华盛顿的国安智库警惕的中国计划，“其实中国以前就有2020年计划、2016年计划、2012年计划。”举个例子，美国紧固件和铸造行业已经损失惨重，而它是几乎所有工业产品的关键输入。美国已经失去了其大部分晶粒取向平轧电工钢的制造能力，而这一产品是生产高效电动机必需的特殊金属。制造美国航空母舰的铝现在通常也来自中国。

希基讲到了美国是如何失去其潜艇舰队的。他与一位负责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伊利诺伊号潜艇舰队的海军上将聊过，上将抱怨说美国每年要退役三艘旧船，但同期只能造一艘半新船。特朗普的军事预算足够每年造两条新船，但扩大生产的话，美国就没有能力进行高质量铸件的制造了。支持这种生产激增的供应链应该到民用工业界去找，但它已经离岸外包到中国了。“你不能运营真正的能年产三艘潜艇的高端铸造业务。”希基表示，“你就是做不到。”这种转变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华尔街——或者希基所谓的“杠杆收购者”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收购了制造工厂，把它们转移到了中国。

“从事制造业的美国中产阶级和所有的能力、机床、知识，在股价推动下都变得毫无价值了。”他这样说道，“生产能力是国家的宝藏。如果不能生产，就无法消费，也无法保卫国家。”

失去国防工业基础

但崩溃的不仅是军民两用的工业制造基础。我们赋权华尔街和离岸外包的政策也损害了直接为军队生产武器装备的专业国防制造基础。

这种损失有多普遍呢？2018年9月，国防部发布了对其供应链的分析报告。结果说明了我们供应本国军队的力量已经变得多么脆弱。

报告中列出了几十项具有军事意义的项目和给料，但它们只有一两个国内生产厂家，或者根本没有。许多生产设施都归属财务十分脆弱、极有可能被关闭的公司所有。部分风险来自有限的生产能力。如全国只有一条制造砂浆管的生产线，而某些海军飞机零件只有一家公司可以生产——而它最近刚刚申请破产。

所有产品都面临着风险——从箔条到曳光管再到高压电缆，船用配件，阀门，卫星和导弹的关键给料，甚至帐篷材料。由于美国已经不在关键的工业领域进行生产，随着传统劳动力的退休，相关工程技术和生产技能也逐渐消失。

更令人不安的是对外国（通常是敌国）制造和供应的依赖。报告表示：“中国是弹药和导弹制造中使用的多种特种化学品单一或唯一的供应商……突然发生灾难性断供的话，将破坏国防部的导弹、卫星、太空发射和其他国防制造计划。在许多情况下，没有替代品可供使用。”其他依赖外国供应的例子还包括电路板、夜视系统、电池和空间传感器等。

历史还在重演。九十年代，当华尔街瞄准民用工业基础时，同样的金融趋势也改变了国防工业。早在近年发生的冲突之前，金融压力就导致许多国防工业基础做出了重点转移——从技术工程转向了金融工程，结果导致业内一些知名公司从未制造过任何国防产品。它们没有创造技术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安全，却创造出了制造垄断的新方法，来占国家安全的便宜。

TransDigm公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该公司自称航空产品的设计者和制造商，但可以更准确地被描述为垄断设计者。TransDigm成立于1993年，最初是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这是一种投资业务，根据其收益电话会议的说法[6]，公司的使命是为股东提供“相当于私募的回报”，其回报远高于股票市场或其他标准投资工具。

TransDigm为股东实现回报的方式是收购政府所需的名不见经传的飞机零件的唯一或单一来源供应公司，然后将价格提高至原价的八倍[7]。如果政府不肯支付这笔费用，TransDigm对于军方因为没有购买这些零件导致任务失败或人员损失的风险一点也不会受到良心谴责。军队成了人质，经常不得不支付赎金。TransDigm使用这一模式来欺诈美国政府，将毛利率提高到了高达54.5%。放在大图景下来看，波音和洛克希德公司的利润率分别为13.6%和10.91%。TransDigm在许多方面都像马丁·史克雷利（Martin Shkreli）经营的制药公司，它买下稀有疗法，再用高价讹诈那些没有这些疗法就活不下去的人。今年早些时候，TransDigm刚刚收购了剩下的箔条供应商和曳光管的两家供应商之一[8]——它们都是国防部供应链脆弱性报告中提到的产品。

TransDigm在2006年被国防部总监察长发现操纵零件市场[9]，随后2008年而再[10]，今年而三。它目前还面临着美国政府问责署的另一项调查[11]。

但TransDigm的股价却始终居高不下，这是因为华尔街热爱垄断，在这个过程中占了谁的便宜并不重要。我们接下来要引述TheStreet网站在2019年3月进行的分析[12]，它是在最新的监察长报告之后发布的，直接引用了报告中担忧的许多事实，当做投资者的利好消息：

“该公司现在是它所服务的终端市场80%产品的唯一供应商。供应链中90%的产品都由TransDigm专有。换句话说，该公司垄断了航空业未来三十年运营所需的零件。……经理们对为股东盈利有着独一无二的动力，他们的业绩令人羡慕，2009年以来，该公司股价上涨了2503%……。”

欺诈国防部是件大事。TransDigm的执行主席尼古拉斯·霍利（W. Nicholas Howley）在2019年五月的众议院监督听证会上遭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联合质问。实际上，该公司在某些零件上获得了4000%的超额利润，从美国纳税人手中窃取了大笔财富，霍利本人2013年的总薪酬超过了6400万美元[13]，在全国所有CEO中排名第五，2018年也超过1300万美元[14]，这使他成了有史以来薪酬最高的CEO之一 [15]。在五月的听证会后不久，该公司同意自愿向五角大楼退还1600万美元的超额费用，但同时公司股价也接近了历史最高位。

成立于1997年的L3 公司采用了一种手段不同但破坏力相同的方法来垄断国防部的合同。据该公司前CEO弗兰克·兰萨（Frank Lanza）称[16]，L3起初想靠收购狂潮成为“国防工业的家得宝”（译注：美国家得宝公司为全球领先的家居建材用品零售商，英文名为The Home Depot，其特点是建材商品种类齐全，能为建筑装修提供一站式销售服务）。如今，L3则利用其公司规模、政府内部联系、为联邦雇员提供L3的高薪职位等手段击败竞争对手、赢得合同——哪怕对手拥有更加创新、价格更优惠的产品[17]。这种做法引起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共和党议员——特德·巴德（Ted Budd）和已故的沃尔特·琼斯（Walter Jones）的愤怒，他们在2017年发现L3的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以私人经济利益的名义公然行贿，并明显无视美国在海外的利益。” [18]

和TransDigm一样，这也不是L3第一次遇到麻烦。它由于为国际商业利益使用政府系统中“极其敏感的机密信息”，被美国政府暂时中止了合同[19]。它为部分飞机显示器提供了假冒的中国零件，却没有通知国防部[21]，因此遭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严厉调查[20]。它还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2560万美元的和解费用 [22]，以补偿公司多年来明知故犯地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的士兵提供有缺陷的武器瞄准具。

但同样和TransDigm一样，L3尽管麻烦重重，却仍在蓬勃发展。2017年，当该公司得到一纸更新空军电子干扰飞机的开放式合同时，阿诺德·邦奇（Arnold Bunch）中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小组会议上阐述了空军的逻辑[23]。他说L3是唯一可以完成这项工作的公司。“他们有所有的工具，所有现有的知识，还拥有做这项工作所需的建模和所有信息。”他这样说。

换句话说，由于L3的垄断地位，空军已经没有其他公司可以选择了。这种系统由金融业设计出来，以牺牲创新和国家安全为代价来奖励垄断和并购，而这一系统实际上成了他的首选。因此，尽管我们付出了大笔军事预算，实际军事能力却在减弱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这笔钱并没有用在国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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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某些方面，当潜在敌手用华尔街来控制我们自己的五角大楼开发的技术时，我们的国防预算就会被用来对付自己。

没有比中国收购稀土金属工业更好的例子了，稀土金属工业对国防和电子行业都至关重要。在最近的贸易战中，这个话题经常上头版，但很少有人讨论我们稀土行业依赖中国的背景，——和电信设备一样，在金融界将整个稀土工业送到中国之前，美国曾是世界稀土工业的翘楚。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国防部投资开发了一种技术，来使用现在称为的稀土磁铁 [24]。这项投资如此成功，以至于通用汽车的工程师们用五角大楼的拨款成功地制造出了一种稀土磁铁[25]，它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几乎所有高科技军事设备——从智能炸弹和战斗机再到激光和通讯设备——所必需的材料。而且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投资收益并不仅限于军方，这种稀土磁铁也使得手机和现代民用电子产品成为了可能。

中国很早就意识到了这种磁铁的价值。邓小平在1992年曾提出其著名言论“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26]，以强调他在中国采取的稀土战略的重要性。这种战略中有一部分就是通过操纵华尔街来控制稀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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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中期，邓小平的两个女婿接触投资银行家小阿比巴德·考克斯（Abbibald Cox, Jr.），用他的对冲基金为他们的公司提供资金购买美国稀土磁铁企业[25]。他们成功进行了购买，将工厂、印第安纳州的工作职位、相关专利和专门技术统统转移到了中国[28]。这也不是并购中唯一的大手笔——考克斯本人搬进了价值1200万美元的纽约豪宅[29]。结果和华为的情况为非常相似：三十年前，美国彻底放弃了由它创造并主导的技术和市场，中国则在稀土元素行业中拥有了近乎完全的垄断[30]，根据美国政府研究，美国军方生产高级武器系统所需的资源现在100%地依赖于中国[31]。

[译注：此收购事宜可参见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官网介绍（http://www.san-huan.com.cn/M/About/History）：“1995年，承建磁性材料国家工程研究中心；成为美国麦格昆磁（MQI）公司股东”，以及中国产业在线网的介绍（http://www.chinaiol.com/company/8278861.html）：“1995年, 中国科学院与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联合美国其他机构，共同收购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下属的Magnequench工厂(该工厂主要生产粘结钕铁硼磁粉，属粘结钕铁硼产品的上游产品),将Magnequench工厂变更为Magnequench International Inc.(以下简称“MQI”)。在收购过程中, 中国科学院考虑到三环公司在钕铁硼领域的重要影响，委托三环公司代理有关收购事宜，并以三环公司的名义登记为MQI公司的股东。三环公司受中科院的委托对该项股权进行管理。”

据百度百科“吴建常”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B4%E5%BB%BA%E5%B8%B8）： “吴建常（1939年6月-2018年11月19日），湖南衡阳人，邓小平女婿、邓林之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94年8月至1998年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据新浪财新网“中科三环”词条（https://vip.stock.finance.sina.com.cn/corp/view/vCI_CorpManagerInfo.php?stockid=000970&Pcode=30023793&Name=%D5%C5%BA%EA）：“张宏先生：男，1946年1月出生，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现任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公司董事长，本公司董事。曾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与开发局局长、高技术企业局局长、中科实业集团第一副总裁、中科实业集团（控股）公司副董事长等职。”中国新闻网文章《邓小平女儿邓楠在宁强的日子》（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2-23/2863661.shtml）记述了邓小平次女邓楠与张宏相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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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对国防合同和国防工业的过度控制意味着在任何一个外国对手可以介入美国金融机构的地方，它们都可以介入我们的国防产业。

在2018年的军事服务委员会听证会上，卡罗尔·希亚-波特（Carol Shea-Porter）代表谈到自己在委员会任职的六年中，金融业关注的重点与爱国主义之间始终存在冲突。她在答复对国防工业部门外包的担忧时，提到一位CEO曾告诉她“必须对股东负责”。

这位CEO不得不对其负责的股东是谁呢？经常是中国。詹妮弗·哈里斯（Jennifer M. Harris）[32]是全球市场专家，曾在国务院和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工作过，她研究了最近中国对美国科技公司的战略投资激增现象[33]，发现中国已经系统地瞄准了美国的绿地投资，“技术产品（特别是半导体）、网络研发和先进制造业”。

[译注：“绿地投资”又称创建投资，是指跨国公司等投资主体在东道国境内依照东道国的法律设置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所有权归外国投资者所有的企业。创建投资会直接导致东道国生产能力、产出和就业的增长。来源：MBA智库百科]

这种趋势一直在加速发展，直到最近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2009年至2015年间，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了800% [34]。”哈里斯这样写道。随后从2015年到2017年，“中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两番，从2014年的128亿美元增加到了2016年的约456亿美元[35]”。

这些投资是直接经由华尔街进行的，在争取削弱特朗普在和中国人谈判时的强硬立场方面，华尔街就是主要的游说团体。华尔街的银行没有对某外国势力在我们的工商业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表示担忧，而是再度跟随阿奇·考克斯走上了轻松回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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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摩根大通银行同意向美国政府支付2.64亿美元的贿赂和解费[36]，因为摩根大通银行开创了名为“儿女计划”的方案，通过选择性雇用达不到雇用标准的共产党高官和其他中国精英的后代来获得中国的资金。其他几家银行也正在研究类似的做法 [37]，其中包括花旗集团和高盛集团，特别是高盛集团，他们雇用了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 [38]（译注：指高虎城的儿子高珏），这么做显然并非偶然，而且似乎有效。2017年，高盛与中国政府的主权财富基金合作[39]，用中国政府的50亿美元投资了美国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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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工业的重要股东，而且他们选择性地针对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希阿-波特议员发现国防工业的CEO无法关心国家安全，因为他们“必须对股东负责”，这已经足够令人不安了。但事实上这可能还意味着CEO们无法关心国家安全是因为他们必须对中国人负责——这就应该被提到我们国家安全讨论的首位。中国、华尔街和我国国防工业基础之间的联系或许就是我们的军事优势正在削弱的原因。哪怕在美国的创造力依旧蓬勃发展的领域里，成果往往也都流向了中国。

总之，看重短期利润[40]和垄断[41]的金融业和它们无视国家安全、一心谋取利益的意愿，已经损害了我国的自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