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稻学是什么 -- 泉畔人家

我国的三角债问题，最早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自1985年开始，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企业账户上“应收而未收款”与“应付而未付款”项目的数额大幅上升。据统计，到了1988年，全国“三角债”约有320亿元，至1990年初已猛增至1000多亿元，1990年底更是突破了2000亿元大关，增速超乎人们的想象。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1989年全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6909.2亿元，全国财政收入2664.9亿元。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三角债”问题无疑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为了缓解巨大的商品供需矛盾，曾试行把同一商品分成计划内和计划外两种，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在计划外则按市场价格出售。这就是“价格双轨”。于是，有官员将计划内商品卖给黑市，从中赚取差价，“官倒”、“倒爷”正是在这种背影中产生的。这种寻租活动获得了巨额垄断租金，并催生出中国第一批“权贵资本”。今天，当人们讲到“资本”的原罪时，总也离不开“价格双轨”。

我国价格双轨制是在1979年价格改革以来逐步发生与发展的。国务院于1981年批准对超过基数生产的原油，允许按国际市场价格出口；1983年批准对石油、煤炭超产部分实行加价出售；1984年批准工业生产资料的超产部分可在加价20%以内出售；1985年取消了原订不高于20%的规定，超产部分允许按市场价格出售；1988年对主要工业生产资料规定了最高限价；1989年对橡胶、炭黑等工业生产资料的双轨价格“并轨”，即把两种价格并为一种价格，有的商品并入国家定价，有的商品并入市场调节价。

20世纪9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以来，价格双轨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尽管“价格双轨制”不再具有合法性，但却“名亡实存”。改头换面地出现在社会生活的角角落落。据广东省省情调查研究中心发布的《2006年省情调查报告》显示，广东省同工不同酬现象相当严重，一些国有企业在薪酬分配上，往往按职工、合同制工、临时工等“身份”来分配，而不是按岗位、技能、业绩等个人素质和对企业的贡献分配。“同样是司机，有的企业年薪高达10万元，有的却只有两三万元。”（《中国青年报》）很明显，在人们身边，这种劳动力价格的双轨制普遍存在，甚至已成为社会矛盾新的集结点。除劳动力，土地、资本、国有企业产权等生产要素也存在不同程度的“价格双轨”。以土地为例，在中国，经营性用地实行的是“招拍挂”，而非经营性工业建设用地则采取“协议出让”的方式。在非经营性的工业用地中，土地的供给和需求是一种纯粹的行政行为，并不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不但成了腐败的乐土，也造就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据报道，许多开发区工业用地，常常被转手用作经营性用地，为此，国家每年损失多达数万亿元，也就一夜之间，制造了大批亿万富翁。

1990年，中国经济整顿的核心问题是清理三角债。到1991―1992年，“三角债”的规模曾发展到占银行信贷总额三分之一的地步，如同传染病一样困扰着中国经济。债务问题盘根错节、涉及地方政府、银行以及企业众多，牵一发而动全身。1990年4月2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日前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三角债”的工作，决定成立以邹家华为组长的国务院清理“三角债”领导小组，负责组织领导这项工作。这标志着清理“三角债”的工作进入国家工作层面。国家领导人先后赶赴三角债重灾区东三省地区，通过试点以注入资金为主启动全国范围内消欠三角债战役。

从1990年开始，经过3年多的时间，到1993年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虽然大大缓解了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有效遏制了三角债迅猛蔓延的态势，改善了国有、集体和乡镇企业的效益，防止其造成经济混乱演化为全面衰退，避免了出现停产、半停产和职工下岗等现象。但是，它仅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措施，产生三角债的因素依然存在，我国很快又陷入一轮更加严重的三角债危机之中。1994年宏观调控后，我国严重的三角债危机再次重新兴起，很快蔓延到全国，到1996年，三角债达到8000千亿元，次年又迅猛增长到上万亿元。

当时主流经济界将三角债问题归因于公有制企业效率低，成本高，生产的产品不符合市场要求，越生产，亏本越多，债务就越大，还指责国企领导人搞腐败，在主流媒体上大肆宣传，形成不可阻挡的舆论热潮。“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某位领导的“经典名言”。于是，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砸三铁运动，谁也不敢挡其缨。很快全国就掀起了私有化浪潮，大部分国企和集体企业都被卖给了私人，只因很多人反对，才不得不减缓了私有化步伐，但仍然采取各种措施推动私有化。到2005年全国国有和集体所有工业企业下降到仅占工业企业总数的12.9%，到2018年更是降低到仅占1.87%，昔日国有和集体企业一统数十年的局面，已被一扫而空，今天我国企业成了私企的一统天下。

大规模彻底的私有化，并没有解决我国的三角债问题，反而愈演愈烈，只是主流媒体很少再报道了。例如，2019年，全国企事业单位的银行贷款就高达164.2万亿，是当年国民总收入99.1万亿元的1.64倍。为了对付企业巨额债务带来的危机，多年来，我国经常性出台政策，扶持资本家。其中压低工人工资，降低资本家的生产成本，就是主要措施之一，为此，主流经济界提出了低工资劳动力比较优势理论，让地方政府可以肆无忌惮地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甚至出现了奴隶工人。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名著《资本论》最重要结论，就是论证自由市场经济，资本家必然压低工人工资，导致购买力低于产能，生产过剩，从而出现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低工资比较优势理论，不是设法提高工人工资，减少生产过剩；而是支持资本家压低工人工资，加快生产过剩。由于长期执行压低工人工资政策，我国劳动者收入占总产出比例一直在下降，现已低至41%，不到美国一半，全世界最低。而国内解决生产过剩的方式就是低价出口，甚至不惜出让大量经济主权，让西方资本家拿走大量产出，形成了我国负责生产，美国和西方负责消费的经济模式。美国和西方早已产业空心化，不需要再生产工业消费品了。新冠危机在全球蔓延后，西方因新冠肆虐，经济停摆，我国出口型经济遭遇重创，政府很快就出台了多项政策，包括减税费； 增信贷；降工资等削减成本；缓交税费公积金与贷款等。此外，对出口企业，还增加出口退税、增加低利率信贷，延长还本付息等。采用行政措施，干预市场，推动出口，从不解决根本问题。

西方拿走了大部分产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央行长期以来主要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增发的人民币都用来购买西方货币，主要是美元，交给美国和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作为人民币发行依据，只能最终用于国内回收市场上流通的人民币，由于经济不断发展，需要的货币越来越多，实际等于从未使用，主要购买西方国债，利率接近0，等于也免费借给西方。在这种货币发行模式下，增发的基础货币首先交给西方资本家，而国内资本家必须生产产品出口，才能换取到增发的货币，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更荒谬的是，如果西方不增加进口，我们就不能增加贸易顺差，也就换不来西方货币，央行就不敢增发货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口受阻，无法获得外汇增发足够市场需要的基础货币，其结果是，国内市场资金十分短缺，三角债横行。主流经济界却同时加大市场化，将住房、教育、养老等都推入市场，更加加剧了货币短缺。他们不是反思错误的货币发行模式带来的货币，而是归罪于国有企业，将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都私有化。更加荒谬的是，主流经济界为了增加外汇，解决货币短缺问题，长期以来，一直从美国和西方金融市场借高利率贷款，转而购买西方低利率国债，借给美国和西方政府，如今早已超过1万亿美元，每年奉送的利息都高达上千亿元。

与美国和西方完全相反，自1995年以来，央行从未给自己的政府提供资金，不仅将增发的人民币20多万亿都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而且将全国人民生产物资出口，以及为西方资本家建设工厂等资产，换来的西方货币，也都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加上美国和西方获得基础货币购买资产，以资产等做抵押，从我国金融体系中贷款常常几倍于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衍生货币。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和西方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早已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控制，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2]第1号中披露，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