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五千年》版面发了一个主题帖 -- 本嘉明

（以下文字，最后会翻译为英文，加在《巅峰之战（英译）》的末尾，现在贴在这里，供各位老友审核，有无明显的文史错漏。论点的部分，我这是一家之言，只要大家觉得没有大的毛病，我会基本保持此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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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uys,谢谢你读完了以上的故事。既然已经到这儿了，Uncle Ben想跟你聊聊中国作为一个国族国家（China Nation）的历史，放心只会再占用你15分钟左右，不妨碍你接下来去刷TikTok。

我先说我的结论：中国传统的主流哲学，China Main Traditional Philosophy, (CMTP, mostly Tao & Confucianism)，有其先天的缺点。在刚刚过去的150年里，中国人民切身体会到了这些弱点带来的伤害，并终于找到了克服的方法。

这个克服方法非常简明：持续向外部世界学习，永远不再固步自封。

这个电影非常有用，请你随后抽时间看一看：

外链出处

（一）

以清晰的历史考古为依据，四大古文明中，中国应该排第三或者第四。中国可考据的文明史长度为4200年，公元前有2200年，公元后有2020年，差不多是沿公元为折线，把一张纸对折了一下。

按专家的话，一个成熟的古代文明，有几个条件：

一，有自己的文字。

二，有城镇的生活形态，而不仅仅是郊野的农村散居形态。

三，会冶炼青铜器。青铜的熔点低，会冶炼青铜器，代表着摸索进了冶金技术的大门。

4200年前，中国人达到了这三条，成为四大文明之一，也是传承至今没有中断的唯一的古文明。传承没有中断，也暗示着中华文明的前后变化不是太剧烈，这既是值得骄傲的事，也是值得伤心的事。

我们也常说，中华文明有5000年历史，那就要说到，在这清晰的4200年之前，还有800年左右的预备时期，这800年里，有6个重要的领袖。

首先是炎帝（神农），他是农业专家和草药医学家，并开始教会族人利用火。炎帝的部落，过渡到了农耕文明的初期。

跟他同时代的，还有黄帝和蚩尤。黄帝的部落还以畜牧和狩猎为主，擅长冶炼和弓马。古代农业的收获效率不高，作物品种少，所以中国的农业，直到明朝末期，一直有三个特点：

一，反对酿酒，历史上多次全社会禁酒，因为酿酒太浪费粮食。

二，直到明末，中国历代的总人口数，在最好年景应该不会超过6000万人（这个数据，在学术界还有争论，我们暂且采信）。直到清朝中叶，玉米和番薯输入中国，人口才开始过亿。

三，耕种主粮之外，农民家庭必须伴以养殖（鱼/鸡/猪）和植桑织布等等副业，才能糊口。所以通常称为“农桑”。

在炎帝时代，即农业的初期，从一张白纸开始，开垦荒地/营建水利的劳动量更大，人口又稀少。农田的单产，在满足农耕家庭生存所需之外，剩余很少。那时的“井田制”，8块私田围绕一块公田，大家先干完公田的活，才能分头去私田里耕作。这间接说明，当时农业生产中，公府能从农家抽到的合理税赋，也就是11% (1/9)左右，再多也压榨不出来。

而畜牧和捕猎，如果运气好，一个骑手一夜能得到一个农户半年的收成，而且食物中蛋白质更多，猎户家庭，不分长幼，会长得更强壮。但是游牧的收获不稳定，而且肉类无法长期储藏，一旦连续几季由于气候或水草的变化，猎物稀少而产生饥荒，拥有战马猎狗和青铜兵器的黄帝部落攻击炎帝部落，试图夺取农民的粮仓供自己过冬，是自然的想法。而炎帝部落一旦战败，本族农民就会饿死，抵抗也很激烈。

黄帝最后征服炎帝部落，炎黄统合后，黄帝转而与蚩尤开战。蚩尤也拥有青铜冶炼技术，地盘大到足以吃掉黄帝，因此黄帝打得很辛苦。由于是黄帝部落发明了中文文字，据说黄帝在攻击蚩尤部落失利后，向本族人民造谣说蚩尤是个很难征服的大怪物，并把中文里最不好的两个字，蚩尤，来命名这个可怕的对手。

这个诋毁，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FAKE NEWS。

蚩尤被黄帝击败后，一个统一的国家出现，而且周边再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威胁它。随后尧/舜/大禹按顺序执政，埋头内部事务，走完了这800年的准备期，中国成为合格的古文明。我们从这里跳过1600年，快进到公元前5世纪。

德国哲学家 Karl Jaspers，后来在回顾“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这段时期，称其为Axial Age，就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支柱/脊梁型大师，都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他们有：释迦摩尼，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阿基米德等等。

而且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大师产生了奇妙的分工：

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思考“人与客观世界的关系”。

古印度的大师，思考 “人与神的关系”。

中国的思想家，思考“人与人的关系”。

5000年来，全人类的思想结晶，毫无疑问，不止这三个主流门派，但只有这三个学派存续下来，原因只有一个：这三个地理概念，都代表着强大而单一的国家。以强国的地位和资源，保护了本土的精神文明成果。

就是说，一个文明要能自由生长，外部条件很简单：一个牢固的温室，供幼苗长大。中华文明传承5000年，就是因为温室从来没有彻底垮塌。

（二）

农耕的低产出问题，迫使中国社会做第一个重大的抉择：重农，还是重猎(牧)?

当时中原大地，就是今天的北京周围，从降水/植被各方面看，还是有维持猎牧的条件的，虽然这个宜牧环境后来维持的年份不太久。

中国先民做了明智的选择：重农。

因为农耕的收获稳定，能储藏多年，可以长途缓慢地运输，救济偏远各地的灾荒。而且农业社会居住安定，农余时间多，适宜派生出其他事业，比如手工业/文化事业。

重农，就必须提高剩余产品的比重，就是在农家留下自己家庭的口粮后，还有尽可能多的剩余收获，能向官府交税，或拿去集市上交易（从而支撑城镇经济）。

在大禹治水等等一系列大规模的抢时间式劳作，以及春秋战国的紧张混战后，随着人口越来越密集，中国社会用一种较为积极的细致管理方式（以儒家为核心的多种本土思潮），迭代了上一代的消极治理方式（河图和道德经为代表的道家），来提高农作剩余率。

儒家的解决方法，总的是两条：

一，等级秩序下的“仁”。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周礼+仁（克己复礼曰仁）。

二，孝。

这两种处世原则，不是神奇的农业技术，不能增加农田的收成，但可以用软实力驯服人民，也减少藩属对中央的反叛，从而降低社会管制成本，在收成总量不增加的前提下，尽可能节省出最多的剩余收获，而且政府能够用较低的征召成本，把这些微薄分散的民间剩余资源集中到中央，经办横跨数县数州的，比较大的工程，从而在风调雨顺时预作准备，确保整个文明在将来的低潮期能继续存续。从这个角度说，孟姜女的牺牲，某种意义上是值得的，因为一个巨大的国防工程(办大事），使得中国即便在随后衰弱混乱的时期，也多少能吓阻北方异族的南侵，从而保护了更多的孟姜女。因此，中国文化中，对于个体权利的认知，对集体利益的高度珍惜，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文化不同。

(三)

等级秩序下的“仁”，本质上是“稍微讲道理的孝”；“孝”，就是完全不讲理的“礼”。

中国文化讲的“孝”，是“愚孝”，而且非常刻意地强调，必须是“愚孝”，只能是“愚孝”。所谓“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或者“可怜天下父母心”，礼制上属于低等级的“子女”，无权批评或者违抗高等级的“父母”。

这就形成了中国隐晦的“孝道种姓制度”，也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印度的种姓制度下，生为贱民，此生是无法改善的；中国的“孝道种姓制度”，虽然强调了君或者父，可以为所欲为，但你作为“子”，在家庭里终有一天是可以熬到“父”的位子的，媳妇是可以熬成婆婆的。

中国社会，直到清朝末期（1900年前后），识字人口，也只占总人口的1%，也就是只占男性的2%左右。这说明，在一个高度稳定的农耕社会里（农耕技术和农具可以千年不变），由于拒绝向外扩张，拒绝看一眼新生事物和外来事物，于是大多数宗族/家庭，他们每天，每个季度，每个年底年初，所要面对的“经营决策”，比如何时播种何时收割，是年复一年雷同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他新增决策（以今天的眼光看）是微不足道的，比如宗祠里谁先上香祭祖。这些决策，与其争吵，不如交给一个“父”，一个族长，武断地决定。决定再不完美，也是一个决定，就可以推下去办事了。

这种宗族内部的愚孝，推广开来，就是一个县，一个州，甚至整个国家的管制，也可以由“君父”一言而决，下面愚忠愚孝，明知不妥，照办就是，偌大国家，断不至于垮了。

这样做，决策的错漏概率很大，但管制的成本比较低。皇权不下乡，一个县十万人口，从知县到衙役，编制上看，吃皇粮的没几个人。至于说决策的错漏概率大，由于中国周边没有像样的威胁，所以只要国运尚可/边境安宁，老百姓还活得下去，错的决策，不良后果也未必马上爆发，胡来的皇帝未必马上就遭到“现世报”，比如嘉靖和万历。

这套礼教想要维持千年，需要几个条件：

一，下对上，要“（忠）孝”；上对下，要“慈”，所谓“父慈子孝”，不能老是上边的无底线欺负下边的。

所以每个社会人，不论贵贱，要自觉讲文明讲礼貌，追求“君子国”的理想，发自内心地克制自己，自律。

二，勤劳，同时也节省。社会的物质产出，基本够用，稍有盈余，才能追求精神文明。

三，文弱。人民不允许尚武，这样政府暴力部门的开支就小。

整个社会，比如说一个县，追求“民风淳朴”，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因为大家勤劳苦干，收成还过得去，官府的赋税（皇粮国税）也乖乖地缴齐，没有抗捐抗税等等动乱。于是上上下下，都过得安安稳稳。

一个勤力踏实的人，在他当晚辈当子民时，假如君或者父，对他还是挺慈爱的。那么等他老了，自己当父亲/族长/首相了，也容易体谅下一辈，难得糊涂，睁眼闭眼，大家一团和气好了，反正自己也没几天活头了。所以中国文化里，特别强调“自己的面子”，“别人的面子”，“冤家宜解不宜结”等等，反对冒险和试错。

一个好的儒学学生，就等于是哈佛MBA的毕业生，就像刚下流水线的机器人，他的抱负，谈吐，都已经被编码设定好，经过国家考试的选拔后，优等品可以觐见皇帝或者首相，随后被任命为帝国的某一级别的职业经理人。至于他所熟读的教科书，居然是1800年前出版的，这没任何坏处。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在此前的1800年里就没有变过，此后的1800年就更不会变了。

(四)

儒家这一套治理方式，把中国农耕社会改造成了一个单一的封闭大车间，一个FACULITY,内部高度精密流畅地运转，源源不断产出剩余成果，从粮米布匹到儒学学生。

秦汉这两个皇朝，是“大中国1.0版”，此后经历了汉末动乱，人口锐减到10%，三国时代略微恢复安定后，到了南北朝。此时我们要重点提一个国家，就是电影《木兰》的背景时代，北魏。

这时候是公元220年，来自北方草原的异族，鲜卑，建立了北魏，统治了中国北部的汉人。他们立刻面对了上面我们提到的同样问题：重农，还是重牧？

鲜卑人不懂农事，所以一部分将领建议杀光汉人，把耕地改为牧场。但农耕社会在儒家的驯服下，已经成为一个单一的大车间，它的产品剩余率相当诱人。为什么要杀掉生金蛋的鸡?

北魏刚刚20来岁的孝文帝在汉族血统的祖母冯太后支持下，决定依靠自己手里微薄的资源，开创一个新的模式。农耕的汉人社区能提供稳定的财政收入和大量生活用品，但是汉人文弱。于是孝文帝建立了“二元国家”，国家北部的游牧民继续放牧，南部的汉人则提供徭役。从牧民中征兵，北魏建立了一支小而精干的常备军，一旦遇到大的战争，常备军不够用，国家再大规模动员(此时就是《木兰》里的故事，北魏与邻国柔然交战，木兰等等被紧急征召的后备兵必须自备兵器/马匹和马具，立刻到兵营报到)。木兰应该不是农村汉族，而是鲜卑族，或者鲜卑化了的汉族牧民。

这个新模式，必须解决文化融合问题，于是孝文帝毁掉鲜卑简陋的文化，从语言/服饰/通婚/迁都，全面倒向更高级的农耕文化。在这里，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做了一个交易: 新国家的外交/军事和名义上的统治权，归少数人口的游牧民族的上层；游牧民(包括汉族和其他族)的普通人口，则不负担国库税赋和劳役，只提供兵役，劳作之余受到一定程度的供养。

这一模式，开启了隋唐帝国的辉煌年代。但是在民族融合中，北方游牧民族作为征服者，食利者，整个民族在获得明显的经济供养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迅速的（上层）腐化和（下层）文弱化，渐渐被另一个更强大更远离农耕精致文明的蛮族所取代，比如蒙古征服大金国。而汉族农耕经济体，则像一个被不断转卖的奴隶-----他的手艺，使得他不大会被主人杀死，但他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就摆脱被奴役的身份。

儒家成功驯服了汉民族中的极大多数人， 把劳作的人民粘合在一起，铸造成了类似工蜂或者工蚁的社会结构体，当这个“蜂窝”被外来异族征服后，征服者固然有机会彻底毁掉这个经济体，但面对如此大的利益诱惑，没有一个征服者能下得了手。这类诱惑，在麦克阿瑟1945年进驻东京时，是高度类似的。

从此后，中国社会里的文明和文化，不再是以儒家为核心的“战国百家学派”的独占性局面，而是几次发生大规模的文化混血和生物基因混血。接下来凡中国各朝代，外患少比较安定的，基本是“中式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联合管理国政的结构，比如隋唐，元，清。

形成这个局面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中式农耕文明”过于斯文自闭，即便在最占优势时，也无力或无意征服“北方游牧文明”，或开海疆而拓土；“北方游牧文明”则过于简陋， 即便在最占优势时，在寻机武力征服“中式农耕文明”后，也无力或者更坦白说，舍不得，彻底摧毁这个高度精致成熟的“半奴隶制的中式农耕文明”，最后结局必然是“拿来为我所用”。

这种互相依赖才能共同生存下去的状态，一直持续到清朝末期。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皇朝，也是最特殊的一个皇朝。

首先，创立清朝的满族，并不是像蒙古族那样自傲的历史的北方游牧大民族，所以满族的历代君王，没有历史恩怨的包袱，能灵活务实地处理与各个邻居民族的关系。

其次，满族开始统治中国时，本身人口不过100万左右，可动员的纯满族军队大致只有10万人，满族想统治整个中国超过5000万汉人，比唐纳怆在2016年胜选，机会还要渺茫。这使得满族一开始执政，精神就非常紧张。他们一方面尽可能争取汉族部分精英的支持，一方面则比较警惕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朝后期已经展现出的种种无能，腐败，和对时代越来越不能适应的顽固。事实上，如果是明朝的皇帝们遇到鸦片战争，中国人今天已经亡国灭种的可能性要更大。

第三，满族表现出的强悍和不畏艰险，使得清帝国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帝国，拥有了远超明帝国的广大国土，征服了蒙古族，藏族，以及西部的穆斯林土著。今天中国拥有的疆域，就是继承自清帝国的进取和奋斗。

第四，清帝国虽然有闭关锁国的倾向，但最基本的对外贸易，还是认真维护的，这带来几个好处，A，高产农作物品种引入，使得中国人口数达到数亿的级别。B，通过丝绸瓷器等等出口，获得大量的白银顺差，政府对农业税赋的依赖程度降低，对占国家绝大多数的农民来说，“永不加赋”成为清帝国的一个得民心的国策。C，整个清朝，没有倭寇扰乱东南沿海。所谓倭寇，就是武装商船，允许他们做海运生意图利，他们就是商；封关禁海，他们无可糊口，就是寇。D，人口激增和外贸顺差，使得清帝国可以组建更大规模的陆军，并使用进口火器（红衣大炮），从而在西部的拓疆和固守，得到保障。E，清帝国的中央政府的人员组成，始终是二元化的，满族官员（对皇帝自称“奴才”）和汉大臣（对皇帝自称“臣”）常常分庭抗礼，高级官员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多数时候皇帝居中平衡，谁弱扶谁，避免了明朝群臣一起逼迫皇帝的局面。在国家既定国策碰壁，不得不锐角转弯时，皇帝手里也有另一批原先被压制的开明官员，可以立刻启用。比如极端仇外的满族高官导致的“八国联军”事件之后，清廷不再完全抗拒立宪，跟朝中尚有一批可信赖的汉族官员可用，有很大关系。

总的讲，“西欧殖民文明”向中国施加巨大压力，使得清王朝即便集中了“中式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合力，也无法抵抗时，“中式农耕文明”才放弃了在火器面前奄奄一息的“北方游牧文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以单纯的“汉民族自信”为最内核的信念支撑，开始独自寻找出路。而汉人能顺利摆脱满族统治，过渡到中华民国，清帝国培养和储备了大批涉足“洋务运动”的汉族官员和知识分子，是最基本的条件。

汉民族带领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满族在内），在全亚洲诸国都被殖民被肢解的恐怖气氛包围下，寻找出路，在四处碰壁后，最后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联俄（社会主义），要么联美（资本主义）。在1840年后的头110年里，“中式农耕文明”经常很难堪地表露出它的缺陷，但在最后关头，却表现出令人惊异的潜质：它先后吸收了这两种制度。

这两种制度是高度对抗的，互不兼容。但中国忍受了巨大的机体排斥反应后，最后达到了“一国两制”的境界:在一个经济体里，同时容纳了两种制度，当然这两种制度并列安放在“中式农耕文明”的基座上时，都被修剪掉了最能扎伤对方的基因。

所以，在今天的世界上，一共有三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朝鲜，古巴）；资本主义制度；（还不是很成熟的）混合制度。

混合制度下，整个社会充满了互相的指责，以及试图驱逐对方的各种努力。正如狄更斯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因为任何一件微妙一点的事，一派人会欢呼，代表了今天是最好的时代；在另一派人看来，则正好说明这是最坏的时代。表面看起来，似乎一模一样的情况，现在在美国也在发生。但令人惊异的是，在中国，这种争执不是理所当然成为一种内耗，而是形成了中国社会继续前进的内生性动力。

中国人完全回避那种无谓的争论-----“为什么同样是玫瑰花，我是双色的？”。双色只是一种特殊，一种罕见，并不是畸形，不必自卑。这就是中国文化特有的“遇事乐观，温和，存在即合理，摒弃激动和极端”的特质。

在此前2000多年里，“中式农耕文明”暴露了它的缺点，也展示了它的优点，通常是一半对一半，一场踢平的足球赛。但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它的优点确实压倒缺点，因为它在各种外部打击下，被逼到尽头，最终被激发出独一无二的优势------能虚心容纳整个世界。

1900年，中国文化表现出歇斯底里的自闭和仇外；100年后，中国人变成最愿意向外部世界开放，对外部世界和新生事物最渴望探索的民族，并且民间能容纳各种矛盾的思潮。

中国人的勤奋，自律，上进心，务实，以及越来越自信-----这几个优点的光芒，在这个时代旺盛起来，弥补了他的其他缺点。

我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或许你们这一代，可以解释，只要你们有兴趣，再难的题目，也有可能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