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从伪满殖民地到共和国长子 -- 阴霾信仰

先提一下背景，本来伪满的工业水平就不高，抗战胜利后，东北地区遭受严重破坏，加之苏联对东北工业机器设备的拆毁，给东北工业造成致命打击。

距不完全统计，仅仅机器就损失了40269件，发电能力损失153万千瓦。距国外统计，抗日战争以后东北地区工业机器设备的损失达8-10亿美元。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时，破坏最严重的辽宁省，全省总产值仅仅及1943年的5%，1949年时也仅仅达到1943年的28.4%。

我们解放以后第一时间就集中力量恢复东北的工业。

当年日本人走后，对钢铁厂进行了各种破坏，比如本钢就把钢水留在高炉里面冷却，使得炉子里面一个大钢坨，高炉完全报废。苏联专家都建议放弃这几座高炉了，我们硬是靠工人手工用凿岩机和三吨锤生生将80吨凝铁扣了出来，之后又大胆的用“以厚补薄”的方法成功修复了高炉炉顶。就连来帮我们恢复生产的苏联专家都吃惊不已。

鞍钢有个有名的劳模孟拱，也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1950年国家在东北地区投入3.3亿人民币的资金，占当年东北全年预算的40%，占东北全部国民经济投资的77%。

1952年国家在东北地区的投资总额就达10.8亿人民币。

从1950-1952，国家对东北的投资累计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

仅仅1950年，全国高校18000名毕业生有半数分配到了东北，在全国支援鞍钢，为鞍钢就是为全国的口号鼓舞下，中央从1949年下半年起，陆续从东北、华北、华东调来500名县地级以上领导干部支援鞍钢，又从中南，华东招牌了500多名具有较高文化、专业知识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十年间，全国各地为鞍钢输送了111000多名生产建设人才（厂矿长、车间主任和工程师以上干部520多人），有力地支援了鞍钢的生产建设。

1949年刘少奇仿苏归国带回220名苏联专家，只有38名专家随去北京，其余100多名全部留在东北。1950年在中国的120名苏联专家中，有92名在东北。在工业设计方面，1950-1951年间，中国政府共聘请了42个设计组，其中30个安排在东北地区。

看看这些数据，真感到当年的底子薄到无法想象的地步。建设东北，需要从全国调人，调物资。若非当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怎么可能用这种全国动员来弥补投资能力的严重不足。

这种动员能力支撑了当年摇摇欲坠的经济，比如为了支援熟知的上海两黑一白的斗争，征粮食都征到新解放的四川去了。当年TG在四川的征粮队可没少被人骂。

看看当年中国80%的文盲率，不要说和日本美国比了，就是和老蒋跑去的台湾，也差太多了。

台湾文盲率为20%，1944年国民学校（不包括私塾）共有944间，学生人数达87万6000余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2.9%），台籍学童就学率为71.17％日籍则高达九成。（许佩贤，殖民地台湾的近代学校，17页）。即使在人口大量涌入之后的1949年台湾，770万人中有97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12.6%，大陆5.4亿人中有2543万中小学在学学生，比例为4.7%。

就这么个惨淡的底子，恢复一下东北的建设，就要调全国半数的高校毕业生去。

如果是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人分散在各个省市，能干成啥呢？

从富裕农民再到大地主再搞轻工业，有了积累了再考虑重工业？

这么一轮下来需要多久？一百年还是两百年？我们等得起吗？老外会给我们那么多时间等吗？

我们本身的人口已经在一个很危险的水平线上了，52年全国普查，城镇人口7163万人，乡村50319万人，到了78年，城镇人口17245万人，乡村79014万人。

如果想要农民不打破头进城里的工厂，至少要多安排5亿人进城。是70年代末城镇总人口的2倍多。。。

相比之下，七十年代，日本城市人口七千万，支撑了当时世界第二的工业规模，日本没有出现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反过来说，七十年代的生产力水平，即使工业发展到了世界第二，也就满足七千万城市居民的就业需要。看看前面提的当时的中国城镇人口，七十年代中国的工业要发展到日本的几倍，才能满足这两倍于日本的城市人口就业需要，而不至于向农村，边疆转移多余劳动力？又该怎么才能发展到那一步？指望天上掉馅饼么？

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去造时光机吧，把我们现在的工厂设备教材送到过去，这样估计就能解决当年的问题了。

看过去的东西越多，越能理解为啥陈云搞统购统销时候用两筐炸药来形容当年的处境了。

如果当年啥都不干，就包产了让农民自己吃，1949年人均还能有3亩地，到了70年代，人均耕地已经不到两亩地了。如果没当年集体化的农技推广，水利建设，土壤改善，把亩产提高了2,3倍，怎么养活那么多人。

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管理上是有不少问题，但这也不代表单干就一定洁白无瑕。比如当初50年代北方推广灌溉设备的时候，就因为灌溉能力超过一家一户手里的田亩而推行不下去，农民觉得搞了这个灌溉设备太浪费了，便宜了别人，直到搞了合作社才能推广。

忙总以前这段总结农村改革的话写得真不错：人民公社制度使的人口剧增的中国农村保持了相对稳定；保持了粮食产量略快于全国人口的增长；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提供​了虽然是低水平的但却是相对稳定的诸如农村合作医疗、儿童基本免费上学、农村“五保户”基本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 所以今天有的人一概抹杀人民公社有忘恩负义的味道。

80年代即使改，好好推广各种责任制已经效果很好了，强行推包产是以透支农村发展潜力为代价也就给农民多了3,4年好日子。

从博弈的角度来看，农民要达到在合作社或公社中不偷懒，要多次重复博弈才行，改革的话类似当年洲心经验这样的责任制，或者像黑龙江省依安县新合村那样一村两制，比起单单包产到户明显要更有效。

虽然供需曲线是平滑的，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但是现实可没曲线那么简单，计划性本来是农业生产的特点，即使微观经济学里面也有蛛网模型来说明农业生产的计划性是不能单纯用市场调节的。

即便是最发达的美国对农业生产也有很多的计划调控。问题是，我们的农业调控从计划体制极快地变成了不承认计划的体制，带来了严重的不​稳定和波动。前脚包产到户一刀切搞好，后脚1985年开始到1988年遭遇粮食的连年减产，引起决策层紧张，“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口号被反复提起。各级政府开始注重农全力抓粮食生产，各种农产品收购大​战此起彼伏，经济局面混乱。高层终于认识到，面对过于分散的小农，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完成上级下达的各种任务，必须将他们重新组织起来。但是，回归人民公社已经不可能。而人民公社换了马甲的乡镇政府，成了农村各种乱摊派的源头。

以至于到了90年代，卖粮难，种地亏本，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年年讲。顶过这段日子的反而是当年寥寥无几拼了坐牢的风险才没分地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