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邹容《革命军》中一首打油诗 -- 燕人

出身富商之家，从小个性鲜明，拒绝传统儒家教育。未曾受过系统教育，全凭自学了解西方的进步思想。

这部《革命军》在辛亥革命前成为最有力的宣传品。

百年之后，一位复旦本科牛津博士[URL=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5%BB%BA%E5%BE%B7]的陆建德教授在其专著《思想背后的利益》中把邹容和同时代另一位革命宣传者陈天华相比较

【2005年12月8日是陈天华在日本蹈海百年，我很想写一篇纪念文章。本书结尾处我把他和邹容略做比较，在这短序里我还要提一提他的《绝命书》，算是前后呼应。20世纪头几年，一些激进知识分子不顾历史文化的条件，学到几个自己还不大明白的舶来抽象词汇，就奉为救国治国良方。陈天华担心，不具备条件就仓促举事，反而将乱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能躐等求之。也有人专在海外“以摧剥征伐政府为唯一之能事”（严复语），并“暗结日、英为后劲”。他就预见到“外恃外资”不可取，美西战争前后菲律宾共和派将军阿奎纳多的命运可为前车之鉴。在他短暂一生的最后一年，陈天华身上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起因于他逐渐萌生的渐进主义思想和对“思想背后的利益”的认识。他是《民报》主笔之一，该报以“颠覆政府”为第一目的，但是他在《绝命书》中向留日学生提出的任务却完全不合“颠覆政府”的宗旨。这是一种更高的要求：他希望留日学生“坚忍奉公”，要他们“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国家”。这是妥协与悔过的语言，一位诚实而勇敢的爱国者的语言。下面这段话，更为沉痛：

“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时感触而一切不顾。

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如有问题发生，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

这是他的自省，也是他的告诫。

陈天华投身东海后，他的同志们称他为“烈士”，并为他在岳麓山举行盛大的安葬仪式。然而他的“切要之言”竟无人听取。“一切不顾”的行为，理直气壮的“发难”，形形色色的“一哄之政策”，史不绝书。

清末，在华浪人和日本陆军官佐也在密切观察社会剧变，有的甚至参与武昌“首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暗助“反叛分子”，使其日益强大，一旦时机合适，日本将出面居间调停，使满汉分立为两国。难怪辛亥革命被他们称为“千载一遇的大机会”。】

他的这个说法，特别是最后一段，与河里某些同学对辛亥革命是“颜色革命”的看法，可以互相对照。

我认为关键的问题是，在晚清国事愈发颓废之时，是鼓吹推进革命还是任由满清政府渐进改良。按照陆教授的看法，或者他所借用陈天华的说法，革命是“一哄之政策”。对此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邹容，孙中山及其他辛亥革命同志，或许有各种各样错误看法和行为，甚至有与帝国主义者勾兑的短见，他们对时势的掌握也远在意料之外。但是满清中国这个古老国家已经是病入膏肓，必须用“革命”这副猛药。依靠满清政府自我改良是绝无希望的。纵观世界历史，从来没有一个封建特权政府甘于主动出让独裁权力。何以有人会对满清政府寄以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