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邓小平时代：我所见及所思 -- 钛坪樽逾

其实今年疫情期间的表现很说明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别。中国的政权源于秦制，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负责的一个整体。遇到危机能够快速总动员，朝一个方向努力，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而西方体制源于中世纪的封建制。联邦政府和州、县各级政府是分层选举出来的，而选出来的实际上就是各地的乡贤，各有各的权威，实际上互不统属。用美国友人郭杰瑞的话说，实际上就是物业公司和住户们之间的关系。平时这样的体制靠法律运行，一碰上危机就拉垮了。西方虽然在世界大战时期也有很强的动员力，但是比起同时代的苏联来说只能算是为完成版本。而且在二战之后他们还倒退了。

本朝的制度一开始是秦制和苏式中央集权的结合体。邓挫的改革就是下放权力，让地方自行决策。最终形成所谓“竞争性政府体系”（官方语），或者”行政发包制度“（周雪光语），又或者”地方政府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陈经语）。这一套制度可以说是统分结合实际上既革了中央集权的命又革了西方分权的命。所以同时被双方看不顺眼。

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起来的那一票公知认为改革接着改下去就是应该复兴乡贤，权力进一步分散，公务员人身依附于土豪，封建地主和资本家们借助媒体和知识分子（就是他们这票人）操纵民意然后左右政局。这样做意味着本朝实际上就亡了，封建势力、买办资本会带着帝国主义一起回来，复辟中华民国。所以这票人往往也是民国粉。有意思的是这些人一般自居自由派，他们眼里的自由主义其实是19世纪版本的英美自由主义，也就是韦伯的《资本主义与新教伦理》那个版本的自由主义。然而在如今的西方，这一套已经政治不正确了。当代的西方自由派（白左）其实更像列宁时代的孟什维克，处于想革传统的命但是没胆量不知道方向的阶段。

这帮公知们既在体制内有人，也有对美国的交流渠道。所以美国人也认同他们的说法，判断中国将来会进一步”西化“，也就是实质上解体，并将不再是西方的威胁。所以虽然是无意的，公知确实当了我国的保护伞，对美国造成了战略忽悠的效果。所以在今上反腐并加强中央集权之后，美国才会大呼上当。沈大伟、白邦瑞之类的美国对华专家一下子变成了反华先锋，很可能当年他们也是听信了公知言论，如今也是公知们在他们面前骂习胖。如今有的公知或多或少醒悟了，如乔木。但也有不少还没有，如蔡霞。

公知的忽悠之所以对我国没有效果，是因为我国的实践已经否定了西方分权路线的合理性。举个例子，老公知杨海鹏回忆世纪初的时候，朝廷本来打算在上海城市社区让党委和居委会退出，让业委会取而代之。不料一次非典表明业委会没有任何卵用，而党委和居委会却表现了应有的战斗力。于是城市内部民主改革就无限期推迟了，而党委和居委会维持了其存在——杨海鹏对此深表遗憾，今年新冠爆发之初他也是这么说的——今年新冠再次证明了中央集权对现代工业和城市社会的必要性。

同样的，左派向往的中央统管一切的苏式计划经济实际上也早已被彻底放弃了。本朝的适度分权基础上的竞争性地方政府体系已经证明其优越性，不会放弃了。

邓挫主导了80年代的权力下放过程。如果没有他的话，那么本朝的制度肯定也会像苏联一样死板僵化，或者像秦隋一样二世而亡。如果他的作为如果如公知们预期的延续下去，本朝就会像苏联一样解体，邓挫就是党的叛徒，历史罪人，是戈尔巴乔夫。不管是必然还是偶然吧，目前这种状况可以说是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