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章成】公元一九六七年夏末秋初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 -- 淡淡忧伤

漂浮着尸体残骸和人类耻辱的潇水河

１９６７年夏末，湖南道县。那是暴雨骤来的前夕，沉闷的空气中颤栗着紧张和惶恐。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已失去往日的明净与轻快，不堪重负似地喘息着缓缓向前爬去。河流上漂浮的不是渔舟，也不是裸露着古铜色皮肤的排客佬，而是一 具具浮肿的尸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有的赤裸着，有的仅剩下丝丝缕缕挂在身上；有的被铁丝反绑着双手，有的骨骼折裂，肢体残缺，饥饿的鱼群已把他们曾经生动的脸啃得乱七八糟。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

河水流经县城道江镇。寇公楼旁，当年北宋贤相寇准曾经吟咏“野水无人渡，孤舟竟日横”诗句的古城墙头，一群孩子竞相点数着河面的尸体，比试眼力。突然，他们看见一具女尸漂过来，怀里还紧紧抱着个尺来长的婴儿……孩子们“轰”地一声吓散了。

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囗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在城郊乡下，村囗渡头，一切行人过往的地方，岗哨密布。荷枪实弹或扛着土制武器的民兵，日夜盘查。稍有动静，他们便攥紧大刀或拉动枪栓，喝问∶“干什么的？”“什么成份？”于是查看路条、搜身、盘问，稍有嫌疑便捆起刑讯。

道县电业局工人陈某，因查线路来到城郊公社，遇上民兵厉声喝问，吓得说话结结巴巴，马上被认定为逃亡的四类分子，拖进被杀的地富及子女行列，准备第二天一早处死。幸亏一名农村基层干部认出了他，才幸免于难。陈某被释放后，连夜 逃出了道县，一去不肯再返乡。

湖南大学机械系学生蒋晓初，时年２２岁，因学校停课闹革命而从长沙回到家乡审章塘公社黄土坝大队暂避乱世。谁知这个年轻的学子却踏上了一条不归路。

蒋晓初的父亲叫蒋勋，１９４２年毕业于湖南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９年后在道县当教师，并曾担任过道县一中的校长，因出身不好成份高的缘故被开除回家，这时已同几十个地富分子及子女一起被关押在大队部，其二儿子蒋晓中也关押在里面。蒋晓初太幼稚了，竟然跑去大队部宣传毛泽东思想求求“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试图说服哪些丧失了理智的基层干部。结果被关起来，与其父亲和几十个地富及子女一同杀掉。

那是怎样一幅残忍的画面：半夜时分，蒋晓初和他的弟弟被大队“最高法院”的刽子手们叫出来，五花大绑押往河边。黑暗中鸟铳响了。蒋晓初身上射满了铁砂。但他没有倒下，仍然在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份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同志们，你们这样做要犯错误的呀！”

可是，谁是他的同志，又有谁听他的呢？这个不识时务的青年知识分子。显然，民兵聂某某不耐烦了，冲上前，手起刀落，砍下了蒋晓初的头颅。接着，蒋晓中也被同样的方式处死。兄弟俩的尸首被踢进了河中。

还有许多在外地工作的道县人，或因出身不好，或因家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即被一张“母病速归”之类的电报骗回乡，其结果与蒋晓初一样。

县城道江镇虽然没像农村那样公开杀戮无辜，但气氛已经紧张到了极点。学校停课，商店关门，工厂停工。人们上街行走，或到街头看大字报，只要一阵旋风刮起，吹起几片纸屑和尘沙，或者某人碰翻了一只洋铁桶，所有人立即惊呼着抱头鼠窜。当地人把这种现象叫作“发地皮疯”。人们的心弦已绷紧到一碰即断的程度。 每到黄昏，道江镇便成了一座死城。人们龟缩到家中，把门拴紧、抵牢；头上的横梁上铺着棉絮棉衣之类求求担心乱飞的流弹从天而降，一面眼巴巴地盼着黎明的到来。

喝惯了清清河中水的道县人，已无人再敢饮用被尸体污染的河水了。县城里仅有的五囗水井顿时身价百倍。在五星街的戚家井旁，每日凌晨就出现排队汲水的长龙。水乡泽国的道县发生了水荒，为井水而引起的纠纷时有发生。

道县人平常爱吃豆腐，县城的豆腐店多开在河边，无非为着就近取水。如今河水不敢用了，全都被迫改行做米豆腐。仍然无人问津。店家只好挑着米豆腐，沿街叫卖∶“井水米豆腐!井水米豆腐哦!”

街上贴出了“为革命吃河水”的大字报。一些革命闯将现身说法，带头饮用河水。这就是１９６７年夏末发生在湖南道县的骇人听闻的现象。养育了世代湘南儿女的潇水河被抛弃遗忘了。她抽泣着舔着遍体伤囗默默地流过颤栗的道州盆地，将 这段沉重的历史牢牢沉淀于心底；她那蜿蜒扭动的身子又如一个个巨大的问号，曲曲地向前延伸，询问着这腥风弥漫的大地。回答的是黑夜中孤儿的饥啼、还有散落于河畔让河水温柔拍打的一具具残骸……

翻开这页血腥的历史既需要勇气，更需要良知

历史一直在等待着答案，等待着当权者和大大小小的历史学家们对这场屠杀向我们的社会和人民、向我们的后代有一个明确的交代。然而十年过去了，二十年过去了，以至三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社会却一直惊人地保持着沉默，似乎什么都没发生，一切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传说。

我们的民族经历过太多的灾难和杀戮，我们已经习惯了灾难和血腥，甚至我们已经习惯了麻木和遗忘。１９８６年７月，当笔者来到湖南道县求求这个二十年来 ，一直萦绕于魂梦之中的道州盆地时，现实中的她与相像中的她已是天壤之别。道县县城与中国任何地方一样，到处是花花绿绿的个体摊档、人声喧囔的农贸集市、刺耳的迪斯科舞曲；潇水河倒映着专治阳萎不举的广告，以及坚决打击破坏计划生 育坏人坏事的标语……

我们几乎怀疑自己的听力和视觉。仅仅过去还不到二十年！

零陵地委的朋友说了这么一段故事∶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２日，胡耀邦在其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视察中南五省，专程来到湖南零陵地区，听取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杀人事件的汇报。听着听着，胡耀邦坐不住了，脸色变得越来越难看，他似乎要怒吼几声，但他不知道冲着谁去。他坐了下来，指示道∶“没有处理完的要处理完，主要是要对受害者要安置好。”但这样的事是不能宣扬出去的。

１９８２年春，时任中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江华回故乡探亲。零陵地委书记向他汇报“文革”道县滥杀无辜的情况时，江华突然问道∶“你们道县到底有多少和尚？”这位地位书记没有想到首长有这样幽默，老老实实答道∶“没有哇，没听说过道县有和尚。”“还没有和尚？”江华的语调一下提高了八度，气愤地说，“杀了那么多人，无发（法）无天！”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堂弟，就是在那次大屠杀中被无辜杀害的。

通过朋友的关系，我们秘密采访了零陵地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的一些人员求求该工作组成立于１９８４年５月，陆续抽调了１３８９名干部，进行清查、处理、安置工作，但从未对外公开。我们是心惊肉跳，或者泪流满面地读完那些记录、资料和调查报告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细节，笔者将在后面的篇章写到。这里，让我们先从有关资料中摘录一些数字，对那场杀人运动的“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道县杀人事件……从１９６７年８月１３日到１０月１７日，历时６６天，涉及１０个区，３６个公社，４６８个大队，１５９０个生产队，２７７８户，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４１９３人，逼迫自杀３２６人……

受道县杀人事件影响，全地区其余１０个县市也在不同程度上杀了人。全地区（含道县）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９０９３人，其中被杀７６９６人，逼迫自杀１３９７人；另外，致伤致残２１４６人。死亡人员按当时的阶级成份划分∶四类分子３５７６人，四类分子子女４０５７人，贫下中农１０４９人（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其他成份４１１人。其中未成年人８２６人。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７８岁，最小的才１０天。

与杀人事件有直接牵连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

杀人手段可基本归纳为１０种∶

１、枪杀（含步枪、猎枪、鸟铳、三眼炮等）。

２、刀杀（含马刀、大刀、柴刀、梭镖等）。

３、沉水（沉潭和沉河，沉河又称“放排”）。

４、炸死（又称“坐土飞机”）。

５、丢岩洞（一般都辅以刀杀）。

６、活埋（基本上是埋在废窖里，故又称“下窖”）。

７、棍棒打死（含锄头、铁耙、扁担等）。

８、绳勒（含勒死和吊死）。

９、火烧（含熏死）。

１０、摔死（主要用于未成年的孩子）。

任何一个善良的人，看到这些数字，都会在心灵深处受到强烈震撼。这真是一场朗朗乾坤下血腥的噩梦！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杀人者如此丧尽天良，他们与被杀者之间又有什么不可化解的仇恨呢？３０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当然无法理解这场血腥的杀戮；然而，任何事情在事发当时应该说均有其理由和历史背景。笔者不想就此一一分析探讨，因为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我们只想揭开厚重的历史面纱，让世界看到一个基本的事实求求它发生过，的的确确发生过。我们也知道，揭开这个业已被历史的厚重烟云包裹住的民族伤疤，是不为当政者所见容的，甚至不为一些“爱国 ”的国民所接受，毕竟这“有损”于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国的民族形像。然而，那些无辜的惨死者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部份，我们的手足同胞！这场血腥的大屠杀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为什么道县尤为惨烈？谁是这场大屠杀的真正凶手？这不能用“文化大革命动乱”、“法制遭到严重破坏”等含混的词句搪塞过去的。然而我们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地记录下这段历史，并期以给那些无辜惨遭迫害和惨死于屠刀之下的同胞讨个说法，警醒我们这个乐于健忘的政府和善于遗忘的国民。

一位工作组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样一件事，１９８５年春，他在询问一个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这个凶手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是剥削过我们的阶级敌人。”“他们的子女并没有叁加剥削呀？”“人在心不死，迟早要复辟的。毛主席说的哪里会错？”另一个凶手回答得更简单∶“上头要我杀我就杀，要是现在上头又要我杀，我也会杀！”不知中国今天的当政者听了这话作何感想？

道县“八五会议”，向农村发出制造红色恐怖的信号

１９６７年……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啊！整个中国已处于一片疯狂的混乱之中。湘南边陲的这个小县城也不例外，街头巷尾触目尽是“北京来电”和“特大喜讯”；人们手捧红宝书，高举语录牌，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毛泽东的最高最新指示。很快，道县出现了两派对立的组织。一派叫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简称“红联”；另一派叫无产阶级革命派斗批改联合指挥部，简称“革联”。七月以来，随着大自然的气温升高，两派的矛盾冲突也达到了沸点。红联叫革联为“革匪”，革联则把红联叫作“红老保”。

像湖南许多县城一样，革联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手工业者、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知识层面较高，以往遭际不平的也较多，对官僚阶层和现实社会的不公更具反抗精神。这一派，在县城的势力较大，而且以道县二中为据点，用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播送中央两报一刊纪念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一周年的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红联则与当地新旧政权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之中大多是既得利益者或名义上的统治者的依靠对象，因此更倾向于维护既往的政权 和秩序，对那些斗胆犯上作乱且自称造反派的人极为反感。红联拥有现实当权者和几乎整个乡村政权及组织的支持。

两派在县城里相互攻击指责，也时有小规模的武力冲突。

８月３月５日，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全县各区的紧急会议。之所以写下这次会议，是因为笔者认为其与此后农村大规模杀人有一定的关联，至少，其发出了一个“红色恐怖”的信号。现将会议的记录摘录如下∶

时间∶１９６７年８月５日下午。

地点∶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办公室。

叁加人员∶各区抓促小组组长。

会议内容∶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总结。

刘世斌（县抓促小组第一??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同志们，全县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开了三天，今天就要结束了，现在请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县委??书记熊炳恩同志给会议作总结。

熊炳恩∶首先让我们一起学习最高指示∶（略）（然后列举了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略）……当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六区出现了反动标语，阶级敌人造谣说，蒋帮要反攻大陆，美帝要发动世界大战，战争一旦打起来，先杀正式党员，后杀预备党员。一区有个伪团长，天天找到大队支书和贫协主席，闹翻案、闹平反。十一区唐家公社下龙洞大队的地主富农公开反攻倒算，扬言要把贫下中农分得的房屋田地要回去……对于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同志们一定要提高革命警惕，万万不可掉以轻心。我们要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 动，要严厉打击；对于不服管制的四类分子，要组织群众批判斗争，发动群众专政；对最大恶极的，要整理材料上报，依法惩办，狠狠打击。

各区抓促小组组长，大多数是区武装部长或公安政治干部，具有高度的革命警惕和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自然闻风而动。会议一结束，星夜兼程赶回各区，传达 精神，部署工作。

紧接着，一场突发的事件，加速了大屠杀的到来。８月８日，在两派斗争中处于劣势的道县“革联”先下手为强，冲击县武装部，砸烂了武器仓库的大门，“接管”了现有的枪支弹药。第二天，又把武装部埋在地下和藏在天花板上的枪支弹药全部抢走。

“八.八”抢枪后，“革联”以左派胜利者自居，而对立面“一月夺权”的胜利者“红联”则感到压力很大。８月９日，“红联”后勤部长张明止主持召开“红联”骨干紧急会议，研究应变措施。会议吵吵囔囔争论不休。最后决定把“红联”总部由县城迁到郊外的营江公社，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八.八”抢枪后，道县人民武装部门（县级为解放军的地方编制，下面各区和公社的武装部为地方政府编制）与“革联”的关系更加势同冰炭，而与老朋友加 战友“红联”的关系则进一步密切。（笔者认为，在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中，道县人武部门求求这个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求求制造谣言、扩大矛盾、挑拨怂恿 ，对整个屠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８月１１日晚上，清塘公社营乐园大队部门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开了整整一天会的各区武装部长毫无倦意，正在室内聚精会神地听取“红联”头头作武斗部 署∶准备第二天集中各区基干民兵（持有枪支的民兵）攻打“革联”总部所在地道县二中。会议决定，由六区（即清塘区）武装部长关有志等人组成前线指挥部，关有志任总指挥。后勤支援和情报工作由“红联”头头负责。

会上，自然有加强管制四类分子，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内容。（笔者实在弄不明白，两派之间的非理性争斗，为什么要把“四类分子”牵扯进来。似乎只有更严厉地惩罚这些早已被剥夺做人的权力的弱者，才能显示自己是天经地义的一贯正确的革命派。）

会议一直开到午夜１２点。

与此同时，在生产指挥部的会议室里，县武装部长刘世斌、县委副书记熊炳恩正在通过邮电线路，召开全县各区、社抓促小组组长电话会。熊炳恩布置了各区、社抓紧抢收中稻抢??红薯之后，告诉大家县武装部和县公安局的枪被抢了，阶级敌人要翻天了。他愤怒地敲着麦克风说∶“各地要发动群众采取果断措施，加强对阶级敌人的专政，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卫好‘双抢’。 ”

一切都在顺理成章、巧置名目地进行着。似乎谁也没有布置杀人。没有！然而杀人的信号枪已经打响。红色恐怖已经笼罩着潇水河两岸，笼罩着那些将成为这场 称之为文化大革命的祭品的无助者及其家庭。

杀头猪还得批张条子呐∶第一个被祭刀老光棍

陈智希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的病痛又发作了……

这位寿雁区抓促小组组长、长期从事治安工作的区公安助理员，从县里开完会回来，早已疲惫不堪。近年来虽说身体每况愈下，高度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却一刻也不敢放松。县领导的讲话再一次激活了他心中的阶级斗争这根弦，他睡不着啊！此时此刻，他闭着眼睛，把领导的讲话与区里的现实情况一一对照了一遍，一个格外使他恼火的影子便在面前晃来晃去，那就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军统特务朱勉。这家伙出身下中农，光棍一条，坐了１２年大牢放回来后，仍然很不安分。他凭着同共产党打了多年交道，又有点文化，常把大队干部和陈智希弄 得好难堪。陈智希找他训话，他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稍不留神，说话让他给抓住把柄，还要“反攻倒算”……据说甚至扬言要杀大队干部。

第二天上午，在区干部会上，陈智希传达了县里的会议精神，并谈了本区的敌情。他说∶“同志们，我们区的阶级斗争厉害得很呀！牛路囗方向有敌人的电台活动，团结大队地主分子造谣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共产党员要退党，民兵不敢背枪了；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朱勉搞反革命组织……（据“处遗工作组”调查，全部不是事实。陈智希早已病死，他是如何获得这些情报的，已无从得知了。）

会后，他向区长李来文建议∶“朱勉不老实，要交群众捆起批斗，杀杀他的嚣张气焰。”李来文当然赞成。可是，仅仅“捆起”批斗就可以了吗？陈智希越想越气愤∶这家伙不除掉，后患无穷！

８月１１日，陈智希对寿雁公社妇女主任朱清华说∶“你回去给胖子（指下坝大队支部书记朱隹川）说一下，是不是把朱勉搞掉算了。”朱清华对“搞掉”心领神会，立刻找到朱隹川，传达了陈智希的指示。

朱隹川一时拿不定主意，当晚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十来个干部挤在大队打米厂的机房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气氛莫明地紧张。有人提出置疑∶“杀一头猪也要批张条子，搞掉一个人，就凭一个囗信妥不妥当？”研究到半夜也没个结果，搞掉朱勉的事就暂时这样搁置起来。

８月１３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干部会议。会前，公社文革主任兼公社 “红联”司令的徐善明，根据陈智希的指示，躲在房里与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私下交换了意见。

何建锡说∶“光是喊囗号，不来点真的，怕是越抓越没人听了。”

徐善明深有体会地点头∶“关键是拿谁开刀的问题。区里陈部长说，下坝大队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几次秘密会，几次拿刀要杀大队干部，是不是请你和胖子商量一下，趁这个乱的机会，把他搞掉算了。”

何建锡当即表示∶“搞掉就搞掉吧！”

朱隹川一到公社，等候多时的何建锡就连忙迎上来∶“胖子，你们大队的朱勉搞掉没有？”

“没有。”

“赶快回去把他搞掉，越快越好！”

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又在他的讲话中，重点点了朱勉的名，说他与“革联”有联系，搞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等等。与会的区领导陈智希的讲话则更有艺术性∶“‘革联’要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干部，你们还不行动起来，还睡着不醒？”

从区公所到下坝约四里路程，是一条砂石铺的机耕道，路边有一片很漂亮的小树林子。

“上面已经开囗了，你们说，怎么办？”回家路上，支书朱隹川和其他四位干部统一认识。

治保主任陈甫说∶“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上面开了囗，我们就只有执行。”

一路上，议定了一个方案∶晚上，召开两个会，一是大小队干部、党员和贫下中农代表会，传达区、社指示；二是四类分子训话会，趁机找岔子将朱勉拖到外面山上搞掉。这样一是可以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二是可以稳住朱勉和别的四类分子，保证不出问题。

这天晚上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风，格外闷热。年纪大的人回忆说，那天午夜后，风起云黑，下了一场暴雨。

四类分子训话开始了。十来个四类分子（包括子女）成一排靠墙站着。马灯昏暗。朱勉没有家小，早早地吃完晚饭就来了。他随随便便站着，不像别的人那样诚惶诚恐。他读过很多书，恪守“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治保主任念过最高指示后，开始训话。朱勉斜眼瞧着，很不以为然。陈甫厉声喝道∶“朱勉，你为什么赶闹子（赶墟）不请假？”朱勉满不在乎地说∶“我又没干什么坏事，请什么假？”这时 候，有人喊到∶“朱勉不老实，怎么办？”众人一声吼∶“捆起来！”

２０年后，叁与过杀害朱勉的周吉兰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境说∶拖着朱勉出门的时候，他还不晓得是要搞掉他。他讲，去就去，到哪里不是一样劳改。就坦坦然然出了门。走到半路上的一个三岔路囗，一边去公社农业中学，那时候关了许多人在那里劳改；一边是上山的小路。我们就把他往山上推。这一下，朱勉才晓得大事不好，赖在地上不肯走了。不知是谁踢了他一脚，朱勉刚喊了一声“哎哟”，大家就拳脚打鼓一样擂了下去。朱勉连哼都没哼一声，就断气了。我从来没杀过人，吓得心都跳到囗里了。回来后，好久还睡不着，心中直冲，睡着睡着，就听得外面哗哗地下起雨来……

杀戒大开，第一个被灭门的三囗之家

就在杀朱勉的同一天，“红联”集中了上千民兵，攻打固守二中的“革联”总部。武斗惨烈。“红联”中了“革联”埋伏，打死二人，打伤多人，大败而退。“红联”抬尸游行，高呼“血债要用血来还”！

这就是震惊道县的八.一三事件。

失败者恼羞成怒，但他们还掌控着道县基本政权和整个农村，他们的怒火需要有对象发泄，他们的正统性和革命性需要证明，况且没有比农民更好指挥和操纵的了。

这次武斗是否最终引爆了农村的大屠杀？从时间顺序及某种因果关系上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则实在想象不出这其中就有理所当然的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