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转发】转帖一篇很好的批判反思文革的范例文章 -- 东海后学

接下来徐海亮老师为大家分析了武汉文革中的工人状况。他认为既不同于北京以学生为主的运动，也不同于上海以工人为主的运动，武汉地区的文革是工人与学生密切结合起来的运动。接着他具体介绍了工人运动中部分核心人物的身世背景，指出造反派的核心人物多受过高等教育，文化理论水平较高，他们和共产党传统概念中的新“产业工人”说法较为接近；而百万雄师的13个常委皆非国营大企业产业工人，学历也普遍较低，文化理论水平不足。

为什么会形成造反派与保守派？事实上，武汉地区在文革前政治身份与社会身份就已经形成了严重分化。1957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党内当权派把本应针对他们的整风运动的矛头转嫁到了基层工人身上，一部分民众受到打压歧视。这种压制和镇压群众的恶劣行为，营造了高度紧张的氛围，造成了社会撕裂，预埋并促进了武汉地区社会的群体利益分化。所以文革初期工人造反派的造反行为绝不是偶然的，绝大多数最先造反的骨干个人都有憎恶党政干部官僚化趋势、有身受资反路线压制的遭遇和坚决反对的共识，他们中也有部分原来是“左派”骨干，出于拥护毛泽东文革和主张正义公道而造反。文革初期 “五十天”就把运动前尚已存在的等级分化、社会分化推到了极致，到“七二〇”事件前矛盾更是极为尖锐了。当时工人造反派的口号是“下定决心，为工人总部翻案；工人总部起来，武老谭（指陈再道）就完蛋”；而百万雄师的口号为“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从两方针锋相对的口号中体现出文革群众对立背后深层社会地位、社会身份的分化。“看起来都是工人，但工人与工人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随后徐老师分析了武汉文革中造反派组织、偏保守的职工组织以及非主流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具体情况。

工人造反组织最早是一批非重工业战线的草根和体制边缘的造反者，他们筹备了“工人总部”，但后进入造反组织的大企业的新头领们优越感很强，用“火并王伦”的整风方式排挤了那些先行者。这种顽固的体制身份观念、不同体制的工人政治名份的差异造成了不同性质企业的造反群体相互有看法，产生冲突与内讧。徐老师认为除了这些基本的原因外，他们还继承了旧时武汉特有的争地盘“打码头”的恶习与小生产者市民社会的种种习俗。此后工人造反组织一直坚守这种大革命以来就形成的概念，固守产业工人为核心，使权力一直把持在武重、武钢、武船、武锅等国营大厂领头者手中。

偏保守的职工组织是由部分产业工人、企业职工、机关下层干部、街道积极分子组成的松散联盟，后也有学校的保守学生（以中学红卫兵为主）、教师参与，演变过程为：革命职工联合会—红武兵—百万雄师。他们对文革意义理解相对落后，疏离文革路线与理论，关注点始终围绕着体制、权力与利益，一度受到市（或省）党政机关干部、部队的控制，被利用执行资反路线。他们“东山再起后迅速暴力化，以暴力镇反抵制文革。”

武汉文革中非主流的工人造反组织是较工人总部成立略晚的“赤总工二司”，全称为“毛泽东思想赤卫军武汉地区红色造反者革命阵线总会”，其组织成员基本上是湖北省各专县和武汉市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民办工厂职工等工人，武汉地区有20多万人，其社会身份居于国营、集体企业工人之下。文革一开始支左办公室就限制了他们的革命权力，不许他们参加夺权，其他群众组织也把他们看成是闹经济主义的行会组织，忽略他们。但从实际的运动中看，这部分人是文革中斗争性最强、最坚决、受苦也最多的一方。

最后徐老师对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武汉工人群众运动的实际特征进行了探究，分析了从近代以来一直到建国后武汉工人运动的历史渊源，说明了武汉文革中的工人运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早期码头工人和大革命时代工人运动的特征。他还把文革比作“加尔文教派”的现代运动，认为当权派就是那些阻碍群众与中央进行直接沟通的“祭司”，但他觉得上海的“祭司”很好地和群众结合了起来，而武汉的官员却不断办傻事，使自己和群众一步步对立起来。“应该说，毛主席的文化革命在上海是比较成功的。”

这次讲座让大家直观地感受到了人类社会运动和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广义而言，文革至今并未远离我们，我们必须认真考察无产阶级的过去和现在，并在此基础上思索未来。文革本身是极为复杂的，有太多需要我们学习、思考和借鉴的地方，讲座中两位老师提出的诸如群众组织和先锋队的关系问题，群众组织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内部如何克服派性的问题，群众组织与工会的关系问题，群众组织分化的社会历史根源等问题都非常值得我们认真研究，这些问题的提出与解决对无产者的未来无疑是极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