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方的人物和组织（3）：审判基辛格（一） -- CHS1

【导读】

1970年9月，智利的左派总统候选人萨尔瓦多·阿连德取得了竞选的胜利。但阿连德这个名字本身对智利极右派、在智利和美国做生意的某些大公司（特别是ITT公司、百事可乐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中情局来说就十分讨厌了。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为了讨好其金主，百事可乐总裁唐纳德·肯德尔和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决定阻止阿连德就职。

基辛格认真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成立了一个小组，其明确目的是对智利实行一种“双轨制”政策，一种是表面上的外交政策，另一种则是美国国务院或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所不知道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挑起军事政变，破坏稳定，制造绑架和暗杀。

酝酿这种干预，存在着长期和短期的障碍。长期障碍是智利军方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使得智利与其邻国区分开来。这样的军事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取堕落的。短期障碍则在于一个人：勒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将军。作为智利军队总司令，他坚决反对任何军方干预选举进程的行为。因此，在1970年9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施奈德将军必须死。

基辛格领导的“第二轨道”小组直接参与了对施耐德将军的谋杀：“一名非经选举产生的美国官员在国会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与其他人会面，计划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与其交战并与美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绑架一名持宪法思想的高级军官。… 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次‘打击’——一次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亨利·基辛格同时想要两样东西：他想通过任何手段、使用任何代理人除掉施奈德将军。…同时，万一尝试失败或被发现，他又希望自己置身事外。”

【译文】

基辛格在一次著名的蔑视民主的演讲中曾表示，他认为没有理由允许某个国家“因为本国人民的不负责任而走向共产主义”。这个国家是智利，在他发表这番言论时，智利被公认为南美洲最发达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在冷战时期，这种多元主义可以从选民的选票中看出来：三分之一是保守派，三分之一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三分之一是基督教民主党（Christian Democratic）和中间派。这样相对容易地就能阻止马克思主义者主导政府，而且自1962年以来，中央情报局基本上满足于为可靠分子提供资金——正如它在意大利和其他类似国家做的那样。但是在1970年9月的总统选举中，左派候选人实际上获得了36.2%的轻微多数票。右派的分歧以及一些较小的激进派和基督教政党对左派的支持，使得智利国会在传统的60天交接期后确认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博士为下一任总统成为了道义上的必然。但阿连德这个名字本身对智利极右派、在智利和美国做生意的某些大公司（特别是ITT公司、百事可乐和大通曼哈顿银行）和中情局来说就十分讨厌了。

这种厌恶很快就传到了尼克松总统的耳朵里。他个人受过百事可乐总裁唐纳德·肯德尔（Donald Kendall）的恩惠，当尼克松作为一名失败的政客加入华尔街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时，是肯德尔给了他第一个国际账户。在阿连德赢得选举胜利后的11天内，华盛顿举行了一系列会议，从根本上决定了智利民主的命运。在与肯德尔、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中情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讨论后，基辛格和赫尔姆斯一起去了椭圆形办公室。赫尔姆斯的会议记录显示，尼克松毫不费力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阿连德不能就职。“不考虑风险。大使馆不参与。1000万美元，需要的话还有更多。我们最好的全职人员……让经济尖叫吧。48小时内制定行动计划”。

解密的文件显示，基辛格认真抓住了这个机会，给上司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此前既不了解也不关心智利，直言不讳地将智利称为“插在南极洲心脏上的一把匕首”。在弗吉尼亚州兰利市成立了一个小组，其明确目的是对智利实行一种“双轨制”政策，一种是表面上的外交政策，另一种则是美国国务院或美国驻智利大使爱德华·科里（Edward Korry）所不知道的政策——该政策旨在挑起军事政变，破坏稳定，制造绑架和暗杀。

酝酿这种干预，存在着长期和短期的障碍，特别是在阿连德即将宣誓就职前的短暂时间内。长期障碍是智利军方不参与政治的传统，这使得智利与其邻国区分开来。这样的军事文化不会在一夜之间自取堕落的。短期障碍则在于一个人：勒内·施奈德（Rene Schneider）将军。作为智利军队总司令，他坚决反对任何军方干预选举进程的行为。因此，在1970年9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施奈德将军必须死。

西摩·赫什和其他人详细记录了这个计划：让他被极端派军官绑架，弄得看起来好像是左派和亲阿连德分子策划了这一阴谋。他们希望由此产生的混乱会引起智利国会的恐慌，从而拒绝阿连德担任总统。他们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附近出价5万美元招募任何有胆量承担这项任务的军官。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他的秘密行动主管托马斯·卡拉梅西尼斯（Thomas Karamessines）告诉基辛格，他们并不乐观。军界犹豫不决，四分五裂，要么就是对施奈德将军和智利宪法保持忠诚。正如赫尔姆斯在后来追述谈话时说的：“我们试图让基辛格明白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小。”基辛格则坚定地告诉赫尔姆斯和卡拉梅西尼斯，无论如何都要坚持下去。

我们必须在这里停下来重述一遍。一名非经选举产生的美国官员在国会不知情且未授权的情况下与其他人会面，计划在一个与美国没有与其交战并与美国保持友好外交关系的民主国家绑架一名持宪法思想的高级军官。会议记录看起来可能像是官方记录（尽管它们被隐藏了足够长的时间不见天日），但我们正在看到的是一次“打击”——一次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爱德华·科里大使作证说，他告诉使馆工作人员，不要与一个自称“家园与自由”（Patria y Libertad）的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家园与自由是一个准法西斯主义组织，意在无视选举结果。他给华盛顿发了两份电报，警告他的上级也不要与他们有任何瓜葛。但他不知道自己的武官已经被告知要与该团体联系，并对他隐瞒这一事实。当即将离任的智利总统、基督教民主党人爱德华多·弗雷（Eduardo Frei）宣布，他反对美国的任何干预，并将投票确认合法当选的阿连德时，基辛格正是转向了家园与自由这个帮派。1970年9月15日，基辛格听说一位名叫罗伯托·维奥克斯（Roberto Viaux）将军的极端右翼军官与家园与自由组织有联系，他愿意接受美国的秘密任务，除掉施奈德将军这枚棋子。到这时为止，他们还在用“绑架”一词，而且经常在用，但基辛格的“第二轨道”小组授权向维奥克斯的人提供了机关枪和催泪弹，而且似乎从未问过他们一旦绑架得手要怎么办。

我们让文件来讲述这个故事。1970年10月18日，中情局从圣地亚哥给基辛格的“第二轨道”小组发了一封电报，内容如下（出于“安全”目的，永远深思熟虑的编辑服务还是把名字都涂黑了以掩盖身份，我将其写在了方括号里）：

回复标题为“立即圣地亚哥”（只读[删除]），日期为10月18日，内容如下：

一起发出的一封同样写给“圣地亚哥562”的消息是这样写的：

如果没有看过10月16日早些时候的一条信息，我们是无法理解这些电报的全部美妙之处的。（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智利国会将于当月24日举行会议，确认阿连德为总统。）

最后，有必要读一下白宫1970年10月15日的“谈话备忘录”，上面引用的电报直接提到了这份备忘录，它是一份更诚实的总结。根据标题记录，出席“美国政府高层”会议的有：“基辛格博士、卡拉梅西尼斯先生、黑格将军。”他们的讨论的第一段已经完全被涂掉了，编辑服务导致页边空白处连一个潦草的字迹都没有。（考虑到此后已被承认的事实，这篇16行的删节一定很值得一读。）我们从第二段中读起：

所以“轨道二”自己又包含两条轨道。“轨道二之一”是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和他的助手阿图罗·马歇尔（Arturo Marshal）上尉领导的一群极端分子。这些人在1969年就曾企图发动一场反对基督教民主党的政变；如今已被革职，甚至军官团中的保守派也不喜欢他们。“轨道二之二”则是一个表面上更“值得尊敬”的派别，由首都驻军首领卡米洛·巴伦苏埃拉（Camilo Valenzuela）将军领导，他的名字也出现在上述的电报中，其身份则被某些删除部分所掩盖了。在智利的几名中情局特工认为维奥克斯太疯狂了，不值得信任。科里大使的反复警告也产生了效果。正如上文引用的10月15日的备忘录所示，基辛格和卡拉梅西尼斯在最后一刻对维奥克斯有了疑心，而后者直到10月13日还从中情局得到了2万美元现金，并被承诺提供价值25万美元的人寿保险。这一提议是白宫直接批准的。但在距离阿连德就职只有几天时间时，尼克松又重申：“阿连德先生当选总统一事绝对必须受到阻挠。”这使巴伦苏埃拉集团的压力剧增。作为其直接的结果——特别是在得到了热情的鼓励之后，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觉得自己有义务向那些怀疑他的人做出证明和反驳。

1970 年10月19日晚上，巴伦苏埃拉集团配备了中情局送来的催泪弹，在维奥克斯团伙中一些人的帮助下，企图在施奈德将军离开一场正式晚宴时抓住他。这次尝试失败了，因为施奈德乘坐的是一辆私家车，而不是预期中的官方用车。这一失败导致华盛顿的中情局总部向当地情报站发出了一份极其重要的电报，要求采取紧急行动，因为“总部必须在10月20日上午答复高层的询问。随后，他们授权向巴伦苏埃拉及其主要助理每人支付5万美元，条件是他们再次做出尝试。10月20日晚上，他们再次尝试，但又失败了。10月22日，上面提到的“无法追踪”的机关枪被交给巴伦苏埃拉小组，再次进行尝试。当天晚些时候，罗伯托·维奥克斯将军的团伙最终谋杀了勒内·施奈德将军。

根据智利军事法院后来的判决，这起暴行涉及了“轨道二”中两条轨道的人员。换句话说，巴伦苏埃拉本人并不在现场，在现场的是维奥克斯领导的暗杀小队，其中包括了参与前两次行动的人。维奥克斯被判犯有绑架罪和阴谋策划政变罪。巴伦苏埃拉被判犯有阴谋策划政变罪。因此，以后任何企图将这两起阴谋分开的尝试，除了在程度上之外，都是一种没有区别的尝试。

无论施奈德是因为绑架计划失败而被杀（刺客们说他有勇气反抗），还是因为暗杀他本来就是受邀目标，这都无关紧要。智利军队的警方报告实际上描述的是一起简单的谋杀案。根据每一个受法律约束的国家（包括美国）的法律，为了实施绑架而犯下的罪行都要加重，而不是减轻。如果你脚边躺着一具尸体，你不会说 “我只是想绑架他”。至少，如果你想诉减轻情节的话，你不会这么说。

但某种版本的“情有可原的情况”已经成为了一个用薄纸包裹的故事，基辛格用它来保护自己，在绑架和谋杀事件发生前后都未被指控为同谋。这种令人遗憾的委婉说法甚至在文字记录中找到了容身之所。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在调查此事时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提供给巴伦苏埃拉的机关枪实际上并未用于杀人，而且由于中央情报局在谋杀案发生前几天正式阻止了维奥克斯将军的行动，因此“没有证据表明存在杀害施奈德的计划，也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官员特别预计到了施奈德会在绑架期间遭到枪杀”。

沃尔特·艾萨克森在他的基辛格传记中提到了一份备忘录，但只看到了它的表面意义：基辛格在10月15日与卡拉梅西尼斯会面后，给尼克松写了一份备忘录，在其中向总统报告了维奥克斯的阴谋，称自己已经“关掉了它”。他还表示维奥克斯的成功暗杀是未经授权的，这也只看到了其表面意义。这些借口和道歉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在道德上则是可鄙的。亨利·基辛格对施奈德谋杀案负有直接责任，以下几点可以证明：

1）布鲁斯·麦克马斯特（Bruce MacMaster），上述电报中提到的“假旗”特工之一，中央情报局职业人士，身怀一张伪造的哥伦比亚护照，声称代表美国在智利的商业利益，他告诉我们在暗杀之后、可能牵连中情局之前，他努力给被监禁的维奥克斯集团成员取得“封口费”。

2）保罗·维摩特（Paul M. Wimert）上校是圣地亚哥的一名武官，中情局与巴伦苏埃拉派系的首席联络员，他作证说，施奈德谋杀案发生后，他匆忙取回了付给巴伦苏埃拉及其伙伴的两笔5万美元的款项，以及3挺“无法追踪”的机关枪。他随后迅速驱车前往智利海滨小镇比尼亚德尔马（Vina del Mar），将枪支投进了大海。他在这次行动中的同谋、中情局情报站长亨利·赫克舍（Henry Hecksher）就在几天前还向华盛顿保证，维奥克斯或巴伦苏埃拉之一将能够消灭施奈德，从而引发一场政变。

3）再看看10月15日的白宫/基辛格备忘录，看看它被按部就班地照搬到智利的方式。在任何意义上，它都没有“关掉”维奥克斯。如果说起到了什么作用，就是促使他——一个众所周知热爱自吹自擂的狂热分子——加倍努力。“保护你的资产。我们会保持联系。当你和其他所有朋友能大展身手时，时机就会到来。我们将继续支持你。”这可不是让他靠边站的措辞。电报的其余部分则清楚地表明了意图：“阻止他单独行动”、“继续鼓励他扩大计划”，并“鼓励他与其他政变策划者联合起来，以便他们在10月24日之前或之后采取一致行动”。[斜体是作者加的]最后三条完全准确地描述了维奥克斯实际上的所作所为，简直可以说是有先见之明了。

4）再看一下亨利·赫克舍于10月20日收到的电报里提到的在第一波攻击施奈德失败后“来自高层”的焦虑质询。当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发给另一名驻圣地亚哥的中情局特工的一份类似电文中同样的用词质询托马斯·卡拉梅西尼斯提问时，他作证自己确信“高层”一词直接指的是基辛格。从我们以上的一瞥中也能看出，之前从华盛顿发出的所有通讯确实如此。这本身就足以推翻基辛格所谓在10月15日“关闭了”“轨道二”（及其内部两条轨道）的说法。

5）爱德华·科里大使后来明确指出，基辛格试图在维奥克斯集团失败的情况下编造一份不在场证明：“他关心的不是智利，而是谁应该为什么受到谴责。他想让我成为承担责任的人。亨利不想与失败联系在一起，他着手建立一份记录，以批评国务院。他把我带到总统面前，因为他想让我谈我对维奥克斯的看法，他想让我成为那个软弱分子。”

1970 年，“推诿”的概念在华盛顿还没有像之后那样被理解得如此透彻。但很明显，亨利·基辛格同时想要两样东西：他想通过任何手段、使用任何代理人除掉施奈德将军。（华盛顿方面从未指示过确保施奈德安然无恙；他们通过外交邮袋送来了致命武器，精心挑选的暴力分子接收了它们。）同时，万一尝试失败或被发现，他又希望自己置身事外。这些都是任何鼓动或怂恿谋杀的人的正常动机。但基辛格需要的犯罪比他需要——或有能力设计——的推诿要多一点。不必等到他的许多秘密文件被公布或被法庭传唤，我们就可以确信：在一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他直接共谋谋杀一位宪法官员，显而易见是有罪的。

在基辛格与中南半岛和智利持续不断的残忍交锋中，我们注意到两种明显的独立统一的风格：第一种风格是宏观的，在他身上充斥着夸张的歌剧效果，对其他人来说则是巨大而可怕的后果；第二种风格是微观的，包括对小势力执迷不悟、几乎是吹毛求疵的操纵。这两种做法实际上是相当一致的，而且第一种做法粗暴彻底的暴力与第二种做法私密的残忍之间也有着明显的联系。

在中南半岛，如此大规模的大屠杀也需要许多个人的谄媚、无数秘密委员会不知疲倦的奉承，以及几个同伙微笑着的背叛。在智利，讽刺的是，微观上的秘密暗杀是以某种程度的宏观性来构想的，其目的在于破坏整个政府的稳定，并最终向整个南美次大陆传授严厉的教学课程。

在三月的《哈泼斯杂志》中，我们将再次遭遇这两个对比鲜明但十分对称的譬喻。在智利，一个经济体、一位总统和一部宪法被摧毁，随后是“敢死队”制度在整个南美洲的扩张。换句话说，对施奈德和阿连德的仇杀演变进了现实政治。在孟加拉，他淡定地认定数百万孟加拉人的生命是可以牺牲的：他们是他在北京光荣合影的代价，是回报一位军事独裁者的恩惠的代价，是基辛格的老板偿还个人恩怨的代价。由于受害者无法得到宽恕，这种怨恨后来愈演愈烈，到了暗杀和更糟糕的程度。在塞浦路斯，一个经由民选但不识相的领导人一两次假想的怠慢足以使设计的谋杀和更广泛的地缘政治“不稳定”机制再次叮当作响：一次被当做是对权力的冒犯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战争和持续的悲剧。在东帝汶，尸横遍野，让亨利·基辛格得以有荣与一个古怪的暴君秘密非法握手。在华盛顿特区，一个孤独的记者目击并冒犯了世界上最冷酷的目光，几乎为此失去了自由和生命。

最后——也是极端致命与微不足道之间的肮脏联系最卑鄙的例证——我们发现，亨利·基辛格作为个人，明确地从他作为公众人物犯下的罪行中获利。“旋转门”的陈腐形象不足以描绘巨大的磨坊和极具影响力的磨石，它们会在一个角落制造痛苦和谋杀，并在另一个角落获得个人利益。既然这两个角落都能加以说明，那么总结对这个人的法律指控就变得既可能又必要了，这个案件包括了粗暴地违反广泛的国际法和蓄意的、日积月累的、可确定的违反地方和国家法律的行为，这一点毫不奇怪。

这是美国在两个方面、两个维度上应该承担的责任。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