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请问诸位党史大拿，此事为真否？ -- 真历啊

1935年初，国民党“中统”将中央苏区“最高领导权之争”分为五组关系：

　　1.毛泽东与周恩来之争--毛泽东欲削弱匪军中周恩来系势力，周恩来欲取毛泽东之伪主席代之。

　　2.毛泽东与秦邦宪之争--毛泽东现为匪区伪主席，即政治之最高领袖；秦邦宪为伪中央总书记，即党之最高领袖。毛泽东欲取秦邦宪之总书记而兼之，而秦邦宪则欲扩大力量，于伪政府方面。

　　3.周恩来与朱德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周恩来为党方之军事领袖，故两人争取军权亦甚烈。

　　4.朱德与毛泽东之争--朱德为匪军领袖，但须受到毛泽东节制与命令。毛泽东为防止朱德势力之扩大，以免将来不易节制之故，对朱极力压迫。朱德自命为匪区开创人，以为劳苦功高，而不甘受毛之节制，尤不甘受毛之压迫，故朱毛之间，暗斗极烈。

　　5.秦邦宪与周恩来之争--周恩来与留俄派积不相容，最近为争党权，对立益尖锐。

　　在上海时期，博古主要做了以下的工作.

　　1.保持与共产国际的电台联络，另在上海与国际代表沟通。

　　2.指导上海与全国的工运、兵运。

　　3.保持与江西和其他苏区的地下交通线，以电台指导江西苏区的工作。

　　4.应付国民党中统对上海及白区党组织的破坏。

　　在这几样工作中，最有成绩的是保持上海和中区以及与苏联的秘密电讯和地下交通线的畅通。1932－1934年间，在国民党特工组织的破坏和威胁下，上海地下电台与苏区的联系虽然经常中断或重新建立联系，但在瑞金和上海的电报联系已经相对比较稳定。

临时中央通往莫斯科的电报是由在上海的共产国际联络部代表掌控的电台进行的，而与江西联系的电台是通过中共上海中央局的功率较小电台进行的。由此，我们才可以从前些年俄国的解密档案看到当年周恩来（莫斯克文）、王稼祥（科穆纳尔）、任弼时（布林斯基）、朱德等给临时中央的电报，以及博古（波戈列洛夫）、张闻天（伊思美洛夫）给莫斯科的电报。

莫斯科为保障与在上海的中共领导机构、国际代表以及与江西苏区的电讯联系，他们还有另一条最安全、“最可靠”的联系通道，这就是苏联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直属机关与其在上海的秘密机构的电台，他们用这个管道传递最重要的情报和指示。

1932年7月，共产国际就是通过这个电台要求苏联军方在华间谍佐尔格紧急支援上海临时中央一万美元，当时上海临时中央已有四个月没有从莫斯科得到经费。

为了保证电台所需的工作人员，临时中央在沪还创办了秘密的无线电报务员学校，有学员十多人，还秘藏着准备运往苏区6台或8台无线电发射机和13台接收机，只是运输困难，才暂时搁在上海的仓库里。

1931年11－12月，因怀疑国民党已破译了密码，上海中央和苏区的所有电报都停止，但是12月后，苏区使用了根据莫斯科密码编制的新密码，就又恢复了与临时中央的联系。

1934年9月26日，就在主力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不久，连接瑞金和国际执委会的直接电报线就建立了起来，根据潘汉年一年后给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中说，当时中央苏区的电讯部门只能听到莫斯科来的消息，“而莫斯科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我们的发报机的功率太小”，随着红军突围西征，电台联系很快就中断了（潘汉年说，“向西部进发时没带这套设备”）。

上海中央局的两任书记李竹声、盛忠亮（他们都是所谓“二十八个半”的成员），在1934年6月和10月分别被捕后，也向国民党投降。国民党在1934年10月后还破获了在上海的共产国际的大功率电台以及上海中央局联络苏区的较小功率的电台，使得与莫斯科和江西苏区的电讯中断（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已经开始突围转移）。国民党大量收编前中共人士，“中统”一半人员为“转变”分子，依靠这批人，国民党又抓捕了更多的共产党，以至于恶性循环，直逼得中共在上海不能立足，国民党以“共”制“共”的策略大获成功。

　　中共在城市的失败，其客观原因是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处于上升阶段，国人对中共无多同情，更少支持。另外，中共在农村的激烈行动经国民党曝光，吓坏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1930年代初的中共，只关注“下层统一战线”，对高举全民族抗日旗帜的重要性尚认识不足，也影响国人对中共的观感。

几年后，《八一宣言》发出，情况才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