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商榷】华的你办事我放心是不是明显的矫诏？ -- 真历啊

在这一过程中，不能不提到于1966年8月25日正式成立的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其骨干是北京西城八中、四中等学校的高中红卫兵倡议，海淀区的清华附中、人大附中、北航附中和东城区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成，俗称“西纠”。周恩来发现了“西纠”，并予以大力支持，“红卫兵有许多创造，纠察队就是一个”。为了表彰和鼓励“西纠”，周恩来亲自点名西纠派代表上天安门城楼，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西纠”成立之后，不断发布“呼吁书”与“通令”，积极介入文革。周恩来多次接见“西纠”总部主要成员，“西纠”紧密配合周恩来，不可避免与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发生激烈对抗，“西纠”总部主要人物之一孔丹有一《难得本色任天然》口述史，有“西纠及其通令”、“西纠的活动”、“母亲与西纠”、“西纠祸及父母”等章节，详细叙述了西纠在文革中的种种作为，其中有他去给毛泽东戴西纠袖章被周恩来阻止、叶剑英为西纠解决具体问题、西纠配合首都工作组等细节，当然也说到了他的母亲许明的自杀并且留下遗书：关于西纠的问题，都是我的责任，与总理无涉。

戚本禹也在《回忆江青同志》一文中，提到了许明自杀前还与他通电话的细节。说“西纠”是首都工作组的倚重力量，应该是事实。

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西纠”存在了一个月左右就被中央文革宣布为非法组织而强里面而强令解散寿终正寝了。

“联动”比西纠成立晚，1966年11月27日，北大附中、人大附中、石油附中、101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负责人商议成立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和行动委员会，各校派出一名联络员，集体主持日常工作，总部设在北大附中，牛皖平是主要负责人。联动成立，矛头所向，就是中央文革，但联动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之间是否有着密切联系，尚不得而知。

实际上，首都工作组在完成调兵遣将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之后，很快就陷于事务性的工作。

据参与该工作组的张民回忆，此后的工作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是协同北京卫戍区为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搞好组织指挥和安全警卫工作；

二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保护一批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科学家等；

三是维持好首都的秩序，使首都不致发生重大的动乱事件。

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首都百万群众“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林彪一同出席，大会的警卫工作即由“首都工作组”和北京卫戍区共同担负。现场的参谋人员在临时的作战值班室完成了通讯系统的检验，并与军内各重要部门取得联系和沟通。这次庆祝大会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第一次对“红卫兵”的接见。

　　“818”毛泽东首次接见红卫兵后，“首都工作组”又马不停蹄地为毛泽东组织忙碌了以后多次的检阅红卫兵活动。

比如毛泽东第二次检阅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提出的方案之一是，50万红卫兵排列在天安门广场，由毛泽东乘敞篷汽车检阅，再登上天安门城楼，以接见大会的方式完成整个接见过程。

由于各地红卫兵纷纷涌入北京，组织方面存在“散”和“乱”的严重问题。在周恩来的指示下，“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组建了八个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下面分别编组若干个团、营、连。各大“联指”分别由北京军区、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等单位抽调干部组成。“联指”的总指挥由师以上首长担任，其他团长、营长、连长由部队相应干部担任。

另外，还从中央直属机关、国务院各部委和北京市抽调干部，分别到各营、连做红卫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并负责物资供给，保障红卫兵的生活需要。事实证明，“联指”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各“联指”对红卫兵进行了军事化的训练，按班、排、连、营、团组织序列，由部队的干部带领，不仅加强了纪律教育，而且还严格管理，在以后毛泽东多次检阅红卫兵时，红卫兵们原来的“散”和“乱”得到有效的改进。

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首都工作组”在三天内筹集了6000辆卡车。当时“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几个参谋以总参作战部的名义，分别打电话从总后、海军、空军、各兵种司令部，及沈阳、北京、济南等军区抽调汽车，火速集中到北京，由北京卫戍区统一指挥编队，最终所调的6000辆汽车全部准时到达指定地点，保证了11月10日检阅活动的进行。

　　文革初起时，一些老干部被点名批判，一些人被联动保皇派抓走，最早被抓的有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得到报告后，紧急报告周恩来。周通知北京卫戍区尽快将被抓走的人找回来。事后周恩来指示“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协同卫戍区认真研究，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中国科研前沿搞“两弹一星”的专家们在此时也未能幸免被揪斗和关押，北京卫戍区在聂荣臻的要求下派出军队保护这些专家的人身安全，以保障科研工作的进行。此外，一批著名的统战人士在毛泽东指示下，周恩来也通过卫戍区予以保护，如章士钊、宋庆龄、郭沫若、程潜、何香凝、傅作义、张治中、邵力子、李宗仁、蒋光鼐、沙千里、张奚若等。

　　针对文革期间北京卫戍区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对一些老干部实施的“监护”，如彭真、罗瑞卿、黄克诚、彭德怀、王尚荣、刘志坚等人。周恩来解释：就是把他们临时看护起来，不能随便自由行动，同时也是保护起来，不要让造反派随意批斗。

　　“首都工作组”在文革中还有一项工作就是维持首都的秩序和安全。1966年8月底，北京某中学红卫兵把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前的路牌换成“反修路”，并要在现场召开命名大会。

“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立即向周恩来报告，并提出加强警卫力量，以免发生不测。周恩来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立即采取三项措施：

（1）红卫兵可以改路名，但不要在大使馆前开大会，不要把大字报贴到大使馆墙上，更不能冲击大使馆；

（2）北京卫戍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徒手到现场执行警卫任务，防止红卫兵采取过激行动；

（3）“首都工作组”办公室和卫戍区要派人到现场检查巡视，防止发生不测事件。如有紧急状况要立即报告。

“首都工作组”在维护北京地区秩序与安全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66年8月22日，总参谋部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由代总参谋长、党委书记杨成武作机关开展文革运动的动员报告。下午总参通讯兵部有人到总参机关所在地旃坛寺贴大字报，指责杨成武的讲话压制革命群众。此后总参的一些部、局也贴出大字报，矛头对准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8月25日上午，毛泽东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陪同的有总理周恩来、代总长杨成武和副总参谋长彭绍辉，国防部外事局长潘振武为引见人。陪同和引见的人还没有到场，外事局参谋孙启祥给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打电话，说他代表革命群众，要求毛泽东不要让潘振武参加接见。

周恩来与杨成武商量后，同意潘振武不参加当天的接见活动。

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潘振武参加上述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活动，而在于当天叶剑英以军委名义做出限制军队文化大革命的多条规定，并下发全军。

8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正确处理地方学生要求斗争部队重点批判对象问题的意见。

大意是：军队中的黑帮分子，由军队负责处理；在地方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如确有严重错误缺点，应当在所在工作的单位进行批判令其检讨，回军队以后再酌情处理；军队干部宿舍有武器、机密文件和常通军事机密电话，建议地方学生不要到军队干部宿舍进行搜查。

这一精神显然与军内机关造反派思想格格不入，自然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8月25日，总参作战部和国防部外事局的一些人贴大字报，敲锣打鼓，高呼口号，拿着质问信、抗议书等，质问代总长杨成武和潘振武“压制群众罪责难逃”等等。

作战部连夜开会，支持外事局群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也贴出来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副部长雷英夫等带头签了名。此时，贺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亦贴出《炮打总参办公厅党委》的大字报。杨成武一时成为众矢之的。

据张民回忆，王尚荣和雷英夫当时受到一批“极左派”群众的压力，并未细看大字报内容，也没有慎重考虑大字报的后果，不知道其中有攻击杨成武、王新亭的内容，就“稀里糊涂”地在上面签了名。这张大字报的出现引起了总参各部的连锁反应，总参各部、各局陆续出现揭发批判杨成武、王新亭的大字报，解放军的中枢部门总参谋部出现不稳、动乱的迹象。

　　8月30日，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在军委办公厅三座门紧急召开军委会议，萧华、张爱萍和杨成武等与会，制止了事态的扩大。

林彪认为仅仅批评王尚荣、雷英夫是不够的，坚持撤销此二人的职务。

在31日召开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并得到与会者的赞同，会上决定撤销王、雷二人的职务，停职反省。

在“八•二五事件”刚刚发生时，“周总理知道后很生气，很快给杨成武打来电话，询问情况，要杨提高警觉，并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这个看法实际上与林彪的动作不谋而合。

针对发生在总参的这一事件，毛泽东在1967年2月3日接见外宾时说：“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

军内一部分人批判杨成武如同前不久空军、海军一些人批判吴法宪、余立金、萧劲光、苏振华等人一样。

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却不能容忍地方文革运动中的造反夺权事件在军内发生。王尚荣、雷英夫虽然不是大人物，但快刀斩乱麻地撤销他们二人的职务却可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军队的领导权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自从罗瑞卿事件后，杨成武实际上成为仅次于林彪、叶剑英的军队实权人物，军委已经形成了新的政治格局，如无毛泽东、林彪、叶剑英等人的首肯，很难动摇杨成武在军内的地位。

由于“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正副组长皆被打倒，周恩来临时抽调总参作战部副部长王德出面领导，然后再调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兼管“首都工作组”办公室的工作，使之能够继续运转。

随着文革运动的深入，整个政局的复杂多变，以及各方面利益及权力的较量与冲突，“首都工作组”的工作到1966年下半年，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的状态。

首先是“首都工作组”的一些成员先后受到冲击，如王尚荣、雷英夫等，以后甚至被打倒靠边，其自身难保，无法再参加“首都工作组”任何工作。

北京市委的李雪峰、万里也都被打倒靠边，

再以后是身为国务院秘书长、一直是周恩来总理手下主要助手的周荣鑫，因为“西纠”问题，在一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就是挨批斗，被停止工作。

到1967年初，刘志坚、郑维山两位军中将领，也先后被中央文革小组点名，无法工作。

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王尚荣、雷英夫、于桑等，也先后在本单位挨批斗。整个“首都工作组”，仅剩下叶剑英、杨成武、谢富治、汪东兴、傅崇碧等几个成员，而1968年初的杨余傅事件是否与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参与首都工作组有关，很难说清楚。

2月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碰头会，由于2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江青与陈伯达这一背景，出席碰头会的陈毅、谭震林、叶剑英、徐向前等，对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抨击。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等3人找江青汇报会议情况。江青当即安排3人直接面见毛泽东。

2月17日谭震林致信林彪，指名痛斥江青。

毛泽东于2月18日深夜紧急召集会议，当众大发脾气（？），使得主持这次碰头会的周恩来不得不主动承担责任。毛泽东立即指示要对徐向前、谭震林、陈毅等3人开“政治生活批评会”进行批判，并让3人“请假、检讨”。

从2月25日至3月18日，在怀仁堂连续开了7次“批评会”，除几位元帅、副总理检讨外，周恩来再次检讨。

叶剑英基本上靠边站，被停止工作，周恩来处境也很艰难，郑维山因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被批斗，他也要主持北京军区工作，也要做检查等原因，已经很少到三座门的首都工作组办公室来了。

1967年6月，周恩来终于在已经递送一个多月的请示撤销首都工作组的报告上签字“同意”。

1966年7月底，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后，工作组大多依靠支持各大中学校的“高干子弟”或“革干子弟”为头，以“革干子弟”为骨干，先后成立各种名号的红卫兵组织，以继续掌控文革运动的领导权，继续工作组的路线。而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接见支持红卫兵后，大批狂热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封建血统论的“老红卫兵”即被引向社会，对着“地、富、反、坏、右、资”等所谓的“黑六类”，乱抄家，乱打滥杀。对毛主席在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信中，要求他们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的道理，完全不予注意；“十六条”中关于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的政策亦置之不顾，而是以暴力在北京制造他们的“红色恐怖”。

　　这些“老红卫兵”的种种暴行，很快就被中央文革派出的记者反映到文革小组来。同时我们也收到大量群众来信，指控一些红卫兵的暴行。我拿了这些群众来信与记者的反映材料，去给江青汇报。江青告诉我，她也从其他途径知道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

　　为此，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作了讨论，周总理也参加了。大家对这些以高干子弟为主体的“老红卫兵”乱打人、乱抄家的暴力行为，对他们的种种暴行都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总理对他们这些胡乱打人的行为同样是坚决反对的。在会上，总理和江青让我立即去了解情况，并去制止“老红卫兵”这种乱打乱杀的暴力行为。总理还派了卫戍区的解放军战士和我一起去。

　　戚本禹带着解放军战士首先去了王府井的东风市场（原东安市场改名为“东风市场”）。那里整个商场当时都被东城一些中学的“老红卫兵”占用来做非法关押、审讯和用刑的据点了。我一到那里，在那里的头头们都已经知道我要过去了，他们确实是消息灵通，早都聚在门口等着我们了。起先有几个人还想上来阻止我进去，但马上就被跟我去的解放军战士制止了。战士们说，这是中央首长，你们谁不服从指令，我们奉命可以对他采取措施。这一下，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到处乱抓人，可自已也怕被别人抓起来。我叫他们把所有关着门的小房间都打开，我进去一看，真是惨无人道，里面被非法关押的人大都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是血，在墙面上还有用活人身上的鲜血写着“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在一间屋子里，我看见一个女“红卫兵”手里拿着一根钢鞭，正向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上抽去，我赶忙让战士过去夺下了她手上的钢鞭。我上前问她，你为什么要打她?她说，她是坏分子，搞了很多男人。我说，胡闹，哪怕她是个妓女，你也没有权力这样打地。我要解放军战士马上把这个被打的女人和其他被打伤的人都送去医院，把其他所有被关押的人都放了，把所有的刑具全部没收， 结果装了满満的好几筐。

　　当时我还看到有好几个公安民警也和这些“老红卫兵”的人在一起，我估计那些被抓的人就是由地方公安派出所提供名单的。所以我又去了那里的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看到我，紧张得不得了。我问他，是不是你们派出所向他们提供的名单？他说，是的。他们是按照市里的指示才这样做的。我问他，是市里的什么人给你们指示的？他说，听说是市里的万里副市长专门打电话来关照的。派出所的一个同志还悄悄地告诉我，他们也看不惯这些所调的“老红卫兵”的暴行。他们每天都打死很多人，然后他们打个电话叫火葬场来车把尸体运走，当天就烧掉了。査都没法査。

　　回来后我就向谢富治说了这事。谢富治说，这絶不是公安部的指示，是北京市自已布置下去的。万里当时是北京市负责公安工作的副市长，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之一。他们根本没有向公安部报告过此事，估计是“首都工作组”给他们下的命令。

谢富治也是“首都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我问他，如果是“首都工作组”下的命令，那你也应该知道啊。谢富治说，那里全是军队的人说了算，他在那里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谢富治不同意他们乱抓人、乱抄家、乱打、乱杀，认为他们这种做法与历来的做法都不一样，都在瞎搞。可那些人都根本不听他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去多管他们的事，连开会都很少去参加。

　　我把没收的刑具直接带回到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会议室，当场就向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作了汇报，所有看到这些东西的人都非常震惊和愤怒。起先江青看到我带去的这些血迹斑斑的刑具，就喊了起来，你带这些东西来干什么，拿下去。她这个人是见不得血的。不过她很快就说：他们这么做，不是想给文革抹黑吗？她的政治敏感性确实很强。叶群也明确表示林彪从来是反对打人的。可陈伯达这时却在一边说，革命嘛，总是会伴随着血腥味的。还引证说，这是高尔基说的。他还学着江青以前批评我的话，说我是不是有点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没经过革命风浪，书呆子。所以9月以后我们继续去取缔这时已由这些“老红卫兵”为主体组成的“西纠”、“东纠”那些关人打人据点的时候，有时会叫上陈伯达一起去。他到现场去一看，那些残酷的场面使他也看不下去了，所以以后他反对“西纠”的“老红卫兵”暴行的时候比我还起动。

　　1966年的8月下句，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发生灭门惨案也是“老红卫兵”支持搞的。他们在大兴县的好几个公社里，把一些地富反坏右都抓起来拷打、审问。还以防止“阶级报复”为由进行斩草除根，把他们的妻室、子女，有些还是小孩子也集中起来。许多人当场被他们活活地打死了，没死的，都被驱赶到一个大坑里，把人家一家老小都活埋了。手段之残酷令人发指，这是建国以来闻所未闻的法西斯暴行。

　　在得到大兴县发生大屠杀案的报告后，我和王力连夜驱车赶去大兴。可等我们到了那里的时候，那些主持大屠杀的人早已经得到了风声跑了。我们问当地的干部是怎么回事？他们说，都是些红卫兵模样的人来指挥当地的一些基干民兵搞的。其中有些所调“红卫兵”的年龄都偏大了，看着不像是学生。而且他们说，在他们来之前，市里还有人打电话来作了关照所以大兴县公安部门的人给提供了户籍材料，有的也有当地的警察带路。

　　那时候，康生的孙女张力在大兴县当团委干部，她是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那里的。王力认识她，我们就打电话叫她过来。张力告诉我们，事先确实是接到了上面的指示的。但具体是那个上级，她也不太清楚，因为别人对她进行了封锁，不跟她讲，开会也不让她参加。她说，她当时也没法出来说话，不然别人就会指责她阶级立场有问题。她还告诉我们，这件事，不止是一个公社，有好几个公社都这么干的。

　　我和王力当夜赶回钓鱼台，已经凌晨四点多了。回来后我马上给我熟识的北京新市委的书记马力打了电话，让他去处理这件事情。第二天，马力就亲自带着人去了大兴县。马力代表北京市新市委当场宣布，如果再发生乱打人，乱杀人的事，就以现行反革命论处。

　　我们也向陈伯达作了汇报。陈伯达开始还不把它当回事，只说你们处理得对。我们对陈伯达说，你是中央文革的组长，我们只是个组员。出了这种事，如果主席追究起来，你的责任就大了。我说，这事你要出来讲话的，否则你将来是要负历史的责任的。他一听也吓坏了，第二天，他就出面讲了话，强烈地指责了这种法西斯暴行。

　　在亲自到现场调查、综合各方面反映的情况后，我跟陈伯达说，我们得赶紧给毛主席、给中央写一个报告，制止这种事情。不然的话，还会出大事的。陈伯达让我来写。于是我去找了关锋和王力一起商量。关锋看问题比较尖鋭，他说，这事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搞破坏，故意用打人、杀人来制造混乱。我说，可现在我们还找不到是谁在背后故意搞破坏的直接证据。关锋比我沉着，他说，我们不能光写打人的事情，我们得先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成绩，说一下红卫兵怎样意气风发 怎样破四旧立四新，做了很多工作。先写这一些，然后再说这里面也发生了一些很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一些所谓的“老红卫兵”等随意打人，甚至杀人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盲目地打人、杀人。同时在我们报告中也提到了抄家的问题。随便什么人，戴个红卫兵的袖章就可以去抄家，这怎么行呢？

　　在这个报告里，我们还特别提到了万里。因为从我们自己下去所了解到的，还有文革“快报组”反映上来的情况来看，所有这些打人、杀人的事情的后面都有万里等人从市里给各地派出所下的指示。万里本来是彭真领导的北京旧市委的人，可他并没有随彭真的倒台而倒台，因为他是邓小平牌桌上的常客。他也是“首都工作组”的重要成员。我们把万里如何指示北京市的公安派出所向“老红卫兵”组织提供抓人和抄家的名单。在大兴县发生的灭门惨案中，也是当地公安部门根据万里等人的指示提供名单的情况在报告中写上了。

　　在这个报告的最后，关锋还提出，有些人是故意在破坏文革运动，他们是在实行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他们用打、砸、抢、抓、杀、抄的方式来干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

　　我们的报告是1966年8月26日写好，先送给陈伯达、江青，第二天江青和陈伯达就在上面签了名，上报给主席。第三天，8月28日上午，主席一起床就批了，主席把它批给了林彪、总理、康生以及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此外不知道是为什么，主席还特意把它批给了薄一波。为什么主席批给薄一波？这个问题我问过陈伯达。他说，主席有很多渠道了解运动情况，不仅万里卷进了这些事情，薄一波也卷进去了。我又问，万里是彭真信任的人，应该是靠边了，为什么还在工作？陈伯达说，刘少奇、邓小平都信任万里，新市委恐怕仍在用他。

　　接着，8月29日下午，毛主席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席亲自找了总理、叶剑英和中央文革的人都去他那里开会。在会上，我们把“老红卫兵”的组织乱抓人、乱打人、乱抄家、乱杀人的事都具体地作了汇报。特别谈了在大兴县所发生的灭门惨案。

主席听了就问，这又是谁的发明啊？

总理说，中央肯定没有这样布置过。

谢富治也说，公安部事先并不知道这事。

叶剑英则一声不吭。

毛主席郑重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用文斗，不能用武斗。在不久前中央发布的“十六条”里就有这话（这话也是主席加的，但在文件里没有说这是毛主席说的）。

会上决定由陈伯达起草一篇《人民日报》社论，社论的题目就引用主席的话“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发表在了1966年9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

在这以后，“要文斗，不要武斗”就成了毛主席语录了。

　　接着中央文革小组马上开会研究讨论，关锋把这些“老红卫兵”等组织的活动总结为是刘、邓路线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它实质上是刘、邓路线走向社会的一个“变种”。关锋在理论上的确是有高度的。王力也很慷慨激昂他拍着桌子路它们是“挂羊头卖狗肉”（意思是挂着文化革命的羊头，卖的是刘、邓路线的狗肉）。我则说他们实际上是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股异己的力量。

　　在我和王力赶去大兴县的路上，我们看到在那里房屋的墙上，到处都涂上了红色的油漆，还有许多用红布拉出来的横幅标语，还到处树立着密密麻麻的红旗。我们间当地的干部，这是怎么回事。他们说，这是在搞“红海洋”。这也是上面有人布置下来的。我跟王力说，这样搞法，如果再在全国一推广，那得浪费多少油漆和布料啊，而且这都是要让老百姓自已掏钱的，这不是又要增加群众的负担了吗？这种做法完全是形式主义，一点意思都没有。

后来看到更多报告材料， “红海洋”在全国有愈演愈烈之势，所以，我们就此事专门又给主席写了一个报告，提到了下面有人大搞“红海洋”的事。主席对这类事非常重视，专门对此作出了批示，还让中央正式发了文件，制止搞“红海洋”。

　　12．3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

　　文革运动中，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与动向，周总理都是随时了解与掌握的。我去调查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是周总理也参加的中央文革小组会议上决定的。对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等等违反“十六条”规定的要用文斗、不用武斗政策的现象，中央文革、毛主席都坚决反对，要求立即制止的态度，周总理也是完全支持和拥护的。

　　北京四中是“高干子弟”集中的中学。四中的高中学生孔丹，父母长期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周荣鑫对孔丹的情况也很了解与熟悉。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孔丹作为中学生的唯一代表，被安排列席会议。陈毅的儿子陈小鲁是北京八中的学生。由孔丹、 陈小鲁等人适时牵头发起，在8月25日成立了“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随后又有“东纠”、“海纠”成立。孔丹他们自认是红卫兵中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他们要站出来执行政策，制止武斗，维护秩序，要来纠察其它的红卫兵组织。“西纠”成立的时机与活动是与当时中央文车正在调査处理“老红卫兵”的暴行，毛主席发出“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批示相呼应的。

西纠发出的“通令”和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的立场是以保护他们的“父辈老干部”的安全与秩序为出发点的，因而很快发展为对抗造反派红卫兵反对刘、邓路线对其追害的造反行动。

孔丹组织领导了“西纠”队伍，阻挠、驱赶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上千师生到地质部上访请愿，和北航红旗造反派师生到国防科委上访请愿，并为此与他们发生肢体冲突。

“西纠”造反斗争的矛头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资”“黑六类”的。

他们常以暴力手段来执行他们的任务，维护秩序，军用皮带、钢鞭等是他们的惯用的打人工具。对他们所认定的斗争对象，制造了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并将八万多所谓“黑六类”家庭赶出了北京。为此祸及这类家庭的子女以及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一切干部、群众和红卫兵。他们的口号是：“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色恐怖万岁！”以“西纠”为代表的、“高干子弟”、“革干子弟”为主体的所谓“老红卫兵”，当时就已在北京市民中引起了民愤，到了闻风色变的程度。

　　在“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社论发表后，我们继续检査与执行制止暴力行为。这时的“老红卫兵”大多为“西纠”、“东纠”、“海纠”成员了。他们以“西纠”等名义，更狂热地私设“监狱”、“劳改营”，关押拷打他们随意认定的“敌人”、“坏人”。

我（戚本禹）和陈伯达、王力、关锋就到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八一中学等“西纠”、“东纠”等组织活动猖獗的地方，一个一个地去进行取缔、关闭他们私设的“监牢”与“劳改营”，收缴凶器。我们去的时候，都有卫戍区军车开道，带着卫戍区的解放军一起去的。在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面前，那些“西纠”、“东纠”等组织的成员不敢作任何反抗。

经过我们的坚决行动，北京的乱打人、打死人、乱抄家的歪风，基本被制止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