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写个华西村的事情啊，有河友对我说华西村不以为然 -- 真历啊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政治漩涡中几经沉浮的吴仁宝已经比很多同时代人要成熟得多。中央推行分田承包政策，吴仁宝并没有立即采纳，而是到河北、河南多地考察，回来后，只甩了一句话：“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

在主旋律的共鸣中奏出独唱调并非易事，压力之大，恐怕只有吴仁宝自己知道，为了给自己寻找政策的合法性，吴仁宝从中央政策中愣是找出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样一句话为自己辩护。

全国搞联产承包，他则坚持集体所有制，土地交给种田能手，全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上，“中央讲‘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人多地少，宜统!”吴仁宝在一次村支部会上对支部委员说明他坚持“不分”的理由时说，“我们要吃透两头，实事求是”，“凡是有利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责任制形式，都是好的、可行的，都应加以坚持，而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我的体会是，中央允许搞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度，就是不是一种责任制，不搞一刀切，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

办一切事情，都不能有私心杂念，我个人不是为了要当先进才工作。我个人确定一个原则，为人民服务，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要让人民富起来，能够幸福，这是我的指导思想。如果你是为了要当先进，你一定会去跟风，比如说我们华西，当时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们没有分，人家就批评我了，说吴仁宝不行，思想老了。分田到户时间不久，又要向种田大户集中了，有种田大户的是先进了，我们华西没有种田大户，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又要一村一品了，人家说一村一品，我们华西有五六百个品，也不先进。如果我为了评先进而去跟进，那可能就没有今天的华西。我经常讲三句话，骂我不生气，夸奖不足惜，挫折不泄气。因为我是一名党员，要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争口气，所以我要干到生命不息，服务不止。

对吴仁宝来说，压力相当大的是1980年，全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华西村怎么办？在那些大锅饭严重制约生产力发展的地方，分田到户是非常必要的，而华西每人只有半亩地，集体经济已十分壮大，为什么也要分呢？吴仁宝不知多吸了多少香烟，说出的话掷地有声：“人家分田是实事求是，我们不分同样是实事求是！”华西提出两句话：集体重工抓粮，个体修补种养经商。把全村800亩粮田由30名种田能手承包，绝大多数劳力转移到工业上，副业上通过专业承包，形成了千头猪、千头羊、万只禽的养殖规模，田里青青苗，坡上牛羊跑，院内鸡鸭叫，水中鱼儿跳，农副工全面兴旺。

1980年前后，华西村虽然已是远近闻名的先进村，但全村的经济总量也就是“千万元村”。但吴仁宝思想解放，在全国性的分田到户大承包时，他吴仁宝别具一格，做了3件很经典的事：

　　一是他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到了山西的大寨大队。他们向陈永贵墓庄严地鞠了3个躬，同时向郭凤莲送去了几个合作支援项目。吴仁宝曾多次对人说：在当代中国农民中，他最佩服陈永贵，并称陈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各地推开。面对全国性的农村改革形势，以集体经济壮大起来的华西村的路怎么走，吴仁宝必须回答。

　　“当然分有分的好处。可分与不分仅仅是个形式。中央政策的意图很清楚，分田到户为主要改革内容的承包责任制，其最终目的是让农民富裕起来。这说明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并不重要，根本的一条，就是看我们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们能不能过上富裕日子。我们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已经发展得相当好了，农民们都开始过好日子了，为什么一定要分呢？华西村现在的头等任务是要更大力度地解放生产力，让大伙儿的生活更加富裕、全面富裕！这也是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在吴仁宝的坚持下，华西村没有分田，成为了“异类”，甚至被人批评为“思想僵化”、“极左”。

但在全国推广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吴仁宝做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决定：华西不搞“分田到户”。当时，对于“分田到户”，村民也有愿望，吴仁宝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说服大家集中力量办大事。

　　解说：从1972年开始，华西村因为连续六年粮食亩产超吨粮而成为名震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中央调整了农村政策，全国掀起了分田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但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吴仁宝却坚持将全村的600多亩良田集体承包给村中30名种田能手，而将剩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正在蓬勃兴起的苏南乡镇企业发展中。

　　吴仁宝：我说我不是不分田到户，我听中央的，中央讲的是宜统就统，宜分则分，我宜统就听中央的，他们就来批评我了，你为什么不分田，反过来这个时间也不长，又来了个什么呢，又来了一个种田大户集中，他把分田到户给忘掉了，要种田他就集中了，要与时俱进了。

　　记者：村里没有反对意见吗？[24]

　　吴仁宝：没有，我们村民也不要分，这是实话。

　　记者：为什么？

　　吴仁宝：我们这个集体非常好，好了为什么要去分呢，因为人家搞不好，去分了，我搞得很好，我的产量也很高，我的副业也很高，好了不好去分。

　　记者：您怎么判断呢？

　　吴仁宝：我们还听中央的，中央有两个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巩固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坚持支持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我现在公私双富有，社会上有少数人，一时怕私有，一时怕公有，他怕私有的时候，把私有说得什么都不好，把公有制锦上添花，讲得好得不得了，他一会儿过来又不行了，把公有制说得很不好，把私有制说得好，这个人讲得谁也搞不清楚。

　　记者：但是可能很多村长、村支部书记都面临这样一个选择，我听话哪怕我的经济搞得差一点，我的位置坐得长，但是把你撤掉，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吗？

　　吴仁宝：对，但是一条，但是我呢，预计不会撤掉我。

　　记者：你怎么说不会撤掉你呢？

　　吴仁宝：有两点，一，不要得罪领导，领导不要去得罪他的，第二，你自己不要自私，不要出格就行。

　　记者：那怎么能不自私？[

　　吴仁宝：如果你嘴上讲为人民服务，实际是自己为了自己，要想捞，那这个人就没有办法了。

　　记者：怎么能不得罪领导，我要你做你不做，就得罪了。

　　吴仁宝：对上级不要去冲撞他，这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观念，但上面讲的你不要完全去听他，他讲的比如说我现在没有条件去做，你不要去做，这是避开了，避开了风,最后没有风险，风险风险是要避风才能去防止陷，风避不开，最后险来了。

吴仁宝访谈

　　记者：我们从70年代就听到这样的口号学华西，怎么没有出现第二个华西村？[

　　吴仁宝：这个来说不好怪我们的，因为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不能经常先进下去，这部是我们的责任，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为什么只能先进一时，关键三点，一点，对这个村来说，有的书记可能有的一段先进了，他经不起考验，认为不得了了，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第二点，先进了，不是这个村的事情，上面关心了，要让它更先进，领导去做主了，你怎么搞怎么搞，最后可能也会出问题。第三，先进了可能有压力了，人家给他告状了，那么这个书记就吓掉了，也有的，只要你这个书记过得硬继续为人民服务下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理直气壮，我吴仁宝告状的人很多，我要谢谢告状的人，如果没有人告我的状，那吴仁宝没有这么出名，我告状告到中央两次了，有中央、有省里，一个一个到我们华西来调查，最后反而吴仁宝出名了，所以我要谢谢告状的人，没有告状的人，他们就不来检查我，要经得起组织的检验，要经得起群众的检验，最后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1972年，土地改造后的华西大队达到粮食亩产破1吨，提前7年完成15年规划，一时风光无两，成为与“北大寨”齐名的“南华西”。

70年代初期，吴仁宝又逆潮流办起了1961年就相继解散的农村公社大食堂。不同的是，华西的食堂是“农忙食堂”，原来当时每到农忙季节，农活紧张，不少农户做完农活还要做饭，经常忙得精疲力竭，于是吴仁宝主张统一办食堂，三餐由食堂负责，合理搭配饮食，既兼顾村民营养，还可以保证社员每天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另外，下午劳动时间长，大麦茶、馒头也由食堂直接送到田头，保证生产效率。

1978年，华西村已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3年的口粮，即使在当时工业增长率全国领先的江苏南部，这也是首屈一指的，毕竟当年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不过数亿元。

1979年，华西塑料纺织厂建厂第一年，就创下产值119万元，获利38万元。

1980年，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75号文件，俗称“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绝大部分地区推行开来。吴仁宝带着全村开会讨论后，再次“逆潮流而动”，不但没有分田到户，还将全村500多亩粮田统一承包给了30名种田能手，其余95%的劳动力全部投入二三产业。

吴仁宝没有在华西村实行“分田到户”，却从“分田到户”中发现了商机。1982年，通过在北方众多农村的考察，吴仁宝认为，集体经营时，打药治虫，一般由专业队承担，一个生产队有十几架喷雾器就够了，分田到户后，农民很快就要富起来，各家各户都要打药治虫，肯定需要置办农机农具。于是，当年年底，华西村用3个月时间，快速上马，建成投产了一座药械厂，专门生产工农-16型背负手摇塑料喷雾器。1983～1984年，华西村每年生产喷雾器50多万架，每架净利润4元，两年共赚400多万元。无论是塑料纺织厂，还是药械厂，都是当时80年代早期标准的乡镇企业产品，门槛低，产品体量小，市场波动极大，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快速抢滩，高效执行，为华西村完成了足够的初始积累。

198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农、牧、渔业部《关于开创社队企业新局面的报告》，全国乡镇企业发展被推向高潮，而此时，华西村已经开始准备新一轮产业结构调整了。1985年，在全村总产值不足2000万元的情况下，吴仁宝带领80位承包任务的村民，到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碑前宣誓，随后签下保证书，保证三年内全村总产值过亿，不达到目标，相关人员财产充公。

哈哈！！！

六七十年代，吴仁宝初尝典型之味，在"顶"的年月里悟出"明顶"和"暗顶"之别。"于是一边争当学大寨的典型，一边在暗中办起了小五金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者胡福明总结道："因此也赚了不少钱，首先富了起来。"（神奇的表达方式！！！！！）

1982年底是胡福明第一次见到吴仁宝。此时的华西村已经盖了不少新房子，"有条很长的走廊，蓬蓬勃勃的，很兴旺。我也赞成乡镇企业。当时的无锡是全国乡镇企业的发源地，我们谈论起来一见如故。"吴仁宝告诉胡福明："老百姓现在都有饭吃，有钱赚。有人说我们向钱看，我们是勤劳致富，三中全会不是号召我们要勤劳致富吗？"吴仁宝的自信给胡福明留下深刻的记忆。

　　此后，胡福明每隔一两个月便会到华西。

　　"有一次他问我：全国都在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想从实际出发，劳动力都在工业上，老农民去专门搞农业，分配也是统一分配。种田的和进工厂的一样，工厂加大了对农业的投资。"此时村里种地的人已寥寥，少数几人操持农业，大多数人都暗中转投了村里的工业。"这个时候分地，都没什么人愿意去种田了。"

　　"开了很多次会，在这个问题上基本没有人反对他。"吴仁宝表弟朱善达表示，即便当时他同意分田到户，"我们当着面也不敢说什么，心里应该是反对的。""宜统则统，宜分则分"这一个政策如今每一天都会出现在吴仁宝对游客的演讲中，以证明他当时没有分田的科学。

（厉害的春秋笔法！！！！）

人物周刊：从分田到户到企业转制，一直到现在，你一直坚持不分田、不转制，而外面的世界却在分、在转，这过程中您就没有动摇过吗？或者有没有人在村里跟你提反对意见？

　　吴仁宝：有个专家叫胡福明，叫我一定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但是转制了一段时间后，他和我说：仁宝，坚持不住了。我跟他说：这个坚持是靠谁坚持的？不是谁叫我坚持就坚持的，哪个叫我不要坚持就不坚持了。我还是走我的路。我现在和他开玩笑，你们这群知识分子就这个毛病，开始跟我说一定要坚持，后来跟我说看样子坚持不住了。

人物周刊：华西一直以来是个争议。有人说华西"只见集体，不见个人；只有家长意愿，没有个人的理想"，这你怎么反驳？

　　吴仁宝：说这样话的人，还是传统的老观念。为什么这样说？因为老百姓很听话，为什么很听话他没有调查，只知道华西的人不自由。为什么？因为吴仁宝搞家长制。实际并不是这样子，"无规矩不成方圆"，华西以前有村规，现在有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华西就两句话，叫"实事求是，依法办事"。但是，有些本身不懂法律、甚至违法的人，他就想不通了：华西为什么会这样呢，肯定是家长制，管理严格。靠家长制是不行的，如果靠家长制，那就变成一家之主了。结果大家都要反对的，是不行的。家长制，把"长"拿掉，靠制度来管人，不是靠"长"来管人。所以我们说靠制度管人，不是靠人管人。家事长辈管小辈，制度不一样。华西创造了"三制"：体制、机制和班制，这是有华西特色的。

　　人物周刊：华西的荣誉和华西的利益一起放在天平上，您怎么来平衡这两者？

　　吴仁宝：所谓荣誉，我是不考虑荣誉的。你如果要去考虑荣誉，这个单位就搞不起来，因为这样思想上就有负担了，所以我只考虑一条，按照中央的政策，在我这里用好，把老百姓富起来。内部建设好，荣誉就送上门了。如果为了荣誉，弄得不好就搞虚假了。不符合实际的虚假，最后这个荣誉也成了昙花一现。所以我一直讲，我自己不要当先进的。如果我要当先进就一定会跟风，我不跟就不先进，但那是一时先进，所以有时看看华西比较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不太先进。有时看看华西，人家还有怀疑，比如改革开放后，分田到户是先进，我不分就是不先进；后来种田大户是先进，我们没有种田大户啊就不先进；再过一段时间，要搞新的三集中，我们是老的集中又不先进。我想来想去就要笑，他们比我辛苦，他们为了两亩地，你看多辛苦，我这个地一点都不辛苦。我还是按照中央的说法"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听中央的。我也讲过了，宜统不统就不科学，宜分不分也不科学。但是中央不会考虑这么多，他认为分田到户就是先进，你不分是因为你年纪大僵化。还有转制，我华西不转，也不先进了。中央想抓大放小，我华西就抓大扶小。现在温家宝还说要抓大扶小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全国只有这么一个华西村？

　　吴仁宝：全国不能说只有这么一个华西，也有比华西好的，但是它的时间不长。经常有超过华西的，主要是他们看到自己好得不得了，这样就了不得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华西要么不说，说就要留有余地，说了要做到，这样就能保持积极性，如果说的多，做的少，对老百姓不诚心。只说不做更不行，要让老百姓看到实实在在的。

　　所以干部和百姓要一条心，干部要自己的名利，就不考虑老百姓的福利，最后就脱离了群众，不能持久，只能一时。以后也会有超过华西的，但是华西不是呆在这里等它超。我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村超过华西，也是对国家的贡献。

人物周刊：您说您有很多缺点，一直在纠正缺点，那您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吴仁宝：我本身最大的缺点，是对干部的要求也有脱离实际。因为有些干部，水平如此，但是我给他的职务偏高了点，他达到这个职务的要求不够，所以我经常要批评他们，这是我的缺点。

　　人物周刊：您本人只接受了两三年的私塾教育，但是这么长的历史里，对您教育最大的是什么时候？

　　吴仁宝：对我教育最大的是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50年代是听，上面说的只要我们听。上面浮夸风我也听了，浮夸风的时候我也是积极分子，我也报过一亩地收3700斤粮食，旁边的一个乡说，他收一万斤，我就说你一万斤是假的，我不相信，实际我自己3700斤也是假的。自己假了还说人家假。后来毛主席召开七千人大会，到那时我才坚决纠正浮夸风。

　　60年代我是顶。60年代又有领导来叫我怎么搞、怎么搞，我说我不听了，领导不满意，说吴仁宝是骄傲自满，目中无人，独立王国。我说怎么搞的，后来想想不对，明着顶是要吃亏的，我就想暗着顶。从此以后，不管哪个领导来指导什么，我都当面答应：谢谢领导关心。领导走了以后，不符合华西实际的绝不执行。

　　70年代是拼，拼命大干社会主义，以粮为纲，旱田改水田，两熟改三熟。农民搞得辛辛苦苦还只是温饱。所以我的缺点主要在这30年，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我真正工作60年以后，以前的力气花得大，人还辛苦，但效果不好，现在没有原来苦，但是大家好了。

26年前，在他担任江阴县委书记第5年，把全县工农业带上中国百强县第二名后，却因为他所倡导的“打起背包下基层”的做法让一些人不舒服，使得他在中共江阴县第5届代表大会上以3票之差落选。他淡然一笑，回到华西，率领全村人民开始了新的奋战。

21年前，当社会上出现对社会主义的种种怀疑与模糊思潮时，他带领华西村100多名党员干部奔赴南京雨花台，在革命先烈纪念碑前举手宣誓：“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苦战3年，目标1亿！”

这就是吴仁宝，什么力量也不能阻止他带领华西农民前进的脚步。

1992年3月1日，是吴仁宝久旱逢甘露的日子，这一天，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见诸报端，他欣喜若狂，当天夜里2点急召全村党员干部开会：“中国新一轮经济发展马上就要到来，我们要紧紧抓住机会！当前压倒一切的任务是‘借钱吃足’！”

1972年，华西村粮食亩产超过一吨，成为当年的“农业学大寨”样板村。吴仁宝“一战成名”，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展农业也就是填饱肚子，老百姓手里没钱。”早在“以粮为纲”的年代，吴仁宝就开始寻找致富之道。随着改革开放到来，工业兴村的路径选择终于正大光明地浮出水面。

1974年2月-1975年4 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75年4月-1981年5月任 江阴县委书记、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5月-1987年4月 任江阴县（市）人大副主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1981年，吴仁宝的江阴县委书记职务被免，拟调任苏州地委农工部副部长，53岁的吴仁宝感谢组织的关怀，但自愿放弃，义无反顾回华西干老本行，即使是在当时，这也绝对是干部能上能下的范例!

1983年，华西大队恢复为华西村，吴仁宝继续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吴仁宝是党的十大、十一大、十七大代表，第六、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扶贫状元等称号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