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儒家和中国思想 -- 燕人

董仲舒治公羊，讲的是求变。董仲舒在汉武帝后被打压，知道清末所谓千年未有之巨变，才出来的康梁。这两头一掐，中间说求新求变的儒学是绝对没有的。

其实说儒家对比百家的崛起，基本还是符合群众路线的客观规律的。为啥，因为百家之学除了儒家，基本没有从蒙学阶段开始抓教育的。这个蒙学就是中小学，我们今天熟悉的论语在儒学早期就是儒学在中小学启蒙阶段的读物。其实，论语入经学的历史，实际也是儒家经典的佚失的历史。不说秦末儒学经典的遗失，即使那时候设五经博士的时候就为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存续儒学大师都打出脑浆子。为什么，儒学正统地位地争论意味着对官僚体系至关重要的选官标准（儒学经典解释权）的争论。这里务必理解典籍入经在封建时代选官的重要，即使后来到明清，选礼记为本经的多位礼部官吏诸如此类，治尚书为本经的目标就是内阁大学士成为首辅了。到南北朝，衣冠南渡后靠王通等儒士重塑儒家经典，这个阶段逐步因为补偿典籍的缺失形成了我注六经的脑补作风。至唐高宗永徽年间，确立了儒家德主刑辅的千年立法思想时期，论语从确立九经到衍生出十三经地位的阶段开始正式确立经典地位。再到两宋，尤其是南宋时期，从汉朝积累的儒家经典基本因为皇家收藏的遗失几乎断绝。那之后，儒学就进入了我注六经的自我救赎阶段。到宋理宗时期崛起的理学，虽然背后有政治斗争中站队的因素。当时只有理学能有资格担当起，解释隋唐以来外族频发入主中原的客观现实下儒学存续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在我们今天影响依旧很大的道统论应运而生。

再到明清，尤其明太祖独尊理学在当时还是有先进意义的。因为对儒家选官的标准及其解释权终于收归国家而不是各世家门阀垄断。但是，我前面说儒家是空壳子说法源自核心经典的缺失带来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到清代开始向纯粹的精致利己主义转变。到这个时期，儒学已经称为特定阶层试图世袭垄断子i特权地位的遮羞布。一直到清末鸦片战争，西方文明集人类当时文明积累大成席卷全球，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惊呼千年未有之变，因此才有了新文化运动的合力。并因五四运动唤醒的一代青年，最终在国共决战中选择中国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