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建党百年随感 -- 天马行空

我们所处的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变化对人类的影响较之人类自己的那些狗屁倒灶要深刻的多。然而这些变化又有着巨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无法做出中长期预测而启动针对性的政策，我们自己正处于三体般的乱纪元。中国则如何处之？

这里还是从物质搬运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入手，因为人类的组织形态无论如何变化都必须依附于此。内部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即房产作为土地的替代形式依托城市化兼并是无法应对未来变化局面的。根本原因人类的发展方向是搬运种类更多数量更为庞大的物质，而中国本轮的城市化使土地本身丧失了生产资料的属性而基本退出了物质搬运过程，其实中国工业能力基本上来自于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本身已经不再作为工业化配套设施的基础，而逐渐沦为兼并的中心地带，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新的人身土地依附关系。

还是上数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采取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招拍挂”政策，大城市土地使用价格飞涨。大城市城区不可能提供廉价的工业用地，并对已有工业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逐步“退二进三”，城区进行“去工业化”。新企业根据自身的技术特点、投资规模与行业特征集中到各类工业集聚区。中国工业企业在空间上重新分布。各类工业集聚区占地一般都是农用地，级别较高的如国家和省级开发区一般位于大城市和县城郊区，距离主城区较近；而省级以下各类集聚区则距离大城市和县城较远，分布较为分散，有的乡镇开发区一区多园，甚至每个村庄都有集聚区。 根据中国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资料，2008年中国城区和镇区工业企业共有59.51万，占30.07%。 农村地域企业数111.24万，占56.71%，其中，位于镇辖村企业有91.63万家，占46.30%。可见，农村地域 是中国工业企业分布的重要空间。按照《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08年中国有大中型企业 51387家，从业人数5165.5万，其中，企业数的41.9%和从业人员的32.5%分布在农村；小微企业192.8 万家，就业数6667.7万人，其中，企业数的57.1%和从业人员的55.4%分布在农村地区。时隔13年工业化的迁移恐怕更为明显。当80%城市化完成的时候，留给工业化的人口只剩下20%其余80%的人口的需求只能由城市靠城市土地依附关系来解决。也就是80%的人口将不参与物质搬运本身，而依附于房产这一概念。从全国来看城市化完成时，类似阿根廷由高收入重新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届时是大概率事件。更别说有力应对各种国际变化和极端气候变化。

那么城镇化有可能是一条新路么？答案是不可能，中国的城镇化或者说新村化本身依旧难以摆脱房产路径，房地产兼并将直达农村基层，从而彻底结束中国工业化过程。

中国能够选择的路径

第一种，最容易实现的路径就是把房地产进行到底。促进土地兼并，并根据土地所有比例，给与土地所有者以政治权利。国家主导权逐步让渡于新兴地主阶级。并形成人身房产依附关系。新兴地主通过房产税的代收代缴来实现对地方主税种的征管，进而财权与治权结合，社会对物质的搬运完全与房产挂钩。而房产概念的高成本相对于美元概念其实是倒退的。只要又一种廉价的一般等价物概念出现就可以轻松击溃建立在房产实物上的一般等价物概念。就如主权货币击穿白银一样。

第二种，世家治国。依靠世家在各领域的先入优势抵消地主阶级逐渐壮大的权利。作为各产业集团的代理人，然而在这个时代世家治国所需要的血统依附关系很容易形成三门官员集团，从而在逆淘汰中彻底失去和基层联系。要么沦为新兴地主的代理人。要么成为利益集团代理人而推动社会走向一定程度的固化。物质的搬运按照划分的比例完成。但是为了解决上升通道问题不断增加的中层部门最终吃掉大部分财政，而造成物质搬运体系难以为继，在国内国外都屡见不鲜。

第三种，既要打击新兴地主阶级，又要抵制世家侵袭。这就要完全依赖和相信基层组织。目标是消除中间阶层。而这样的依赖必须靠不断迭代的数字化管理来完成。但面对万亿级别的资本尤其是业已羽翼丰满的地产资本，国家级别数字管理模型可以轻易被这些集团模拟并进行反推，想要驾驭难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