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不靠谱的粤军（一） -- 梦秋

我们已经讲完了粤军最能打的几支部队，至于叶贺部和卢德铭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那是我军的事情。这些英雄的部队今天已成为现代化军队，为中国守御国门。描述他们的材料很多，我就不画蛇添足了。这里讲的是最后一支，也是不太能打的粤军部队，陈济棠部。

陈济棠部的起源是北伐军第四军留守广东部队，有两个师，即第十一师（陈济棠为师长）和第十三师（徐景唐为师长）。第四军的第十和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离开广东北伐后，留守部队编为第八路军，以李济深为总指挥。张发奎反出李济深门下，被两陈和桂军痛打了一顿后躲进江西。1928年初，李济深返回广东，第八路军重建，陈济棠借机夺了张发奎第四军番号，自己当上了军长，这就是第一支“新编第四军”。不过这支“新四军”存在时间并不长，不到一年时间即受命缩编，变成了暂编第一师，成了滚雪球般膨胀的第八路军的一部。

1929年3月李济深被扣押，不久“湘案”发生，桂系翻船，陈济棠趁机将依附于桂军的徐景唐第五军缴械吞并，从此掌握广东军权。1931年胡汉民被扣，陈济棠又把自己的对头陈铭枢排挤出广东，将其武装保安团缴械。至此陈济棠全部控制了粤军，八路军的牌子也不用了，改名为第一集团军，自任总司令，参谋长为张发奎处投奔而来的缪培南，旗下三个军军长分别是余汉谋、香翰屏和李扬敬。另外还有一个独立师，一个警卫旅，五个独立旅和八个独立团，另有海军和空军，拥兵15万，俨然跟北平的二十九军、山东的韩复榘一样，成为新生代大型军阀集团。

就这样陈济棠还嫌不够，偷偷跟张发奎勾搭，每个月单独给穷得叮当响的第四军两万元广东币，大约相当于一万六千大洋，用来收买人心。1931年之后的新桂系，因为实在没钱，只得拼命压缩军队，全部兵力最少时只有11个团而已，有阵子还有两个团被当工兵用，弄去四处修路。和寒酸的新桂系比，陈济棠那叫一个富得流油。

但是要说到打仗的事情上，伯南公的战斗力实在没什么好吹的。陈铭枢嘲笑他是“有名的败军之将”、“胆子小”。当初陈济棠击败千里返粤、疲态毕露的南昌起义部队，根本算不得什么胜利，更何况陈济棠自己也承认，汤坑一战虽然打垮了叶贺，自己五千余人的一个师也打得只剩一千七百多人。1928年老陈在梅县五华与张发奎的第四军大战，自己当猪队友，连累陈铭枢部。到了1933年“闽变”，十九路军解体，余部被陈济棠收编。这一下跟陈济棠对着干的粤军老军头一个都没了。但是你去收编人家残军，又算什么英雄。

老陈后来去打红军，战绩也没法看。老蒋江西剿共，北路以何应钦为总指挥，是主战场，南路以陈济棠为总指挥，磨洋工。其实他也不是没跟红军打过，1933年水口战役，老陈手下余汉谋20个团被人数居于劣势的红军击溃。事后老陈瞎吹说自己灭掉了三万红军，问题是打完了这一仗后粤军就当上缩头乌龟，坚决不派兵，显然给打出了心理障碍。水口之战对红军来说，算是一场遭遇战，缴获不大，也没啥牛可以吹。粤军采用添油战术，红军亦如此，结果双方损失都很大。这种打法对于红军来说是赢了战术，输了战略，林总私下说这是“狗屁胜仗”。后来红军长征开始时，老陈怕红军跑到广东，自己又不敢迎头顶上，在乐昌揩了一把油，干脆和红军达成协议，放他们过境。这人没打过像样的仗，跟总是想饮马长江的新桂系比又显得胸无大志，最后光靠着当年第四军的大旗，竟然盘踞广东，弄得各路神仙都说他是“福将”。

随着1932年张发奎第四军中央化，1933年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闽变”失败，十九路军成了孤魂野鬼，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摇身一变成了粤军正统，颇有一些在张发奎手下混不下去的粤军将领过来投他，当“南天王”的感觉真好得很。

这个“南天王”当到1936年，胡汉民突然去世——他在跟别人下象棋，用脑过度当场脑溢血发作了。怎么看胡汉民的地位呢？他老人家是孙中山先生时代的顶级元老。当年孙先生用人，其基本干部有“上三”和“下三”之说。“上三”是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下三”是朱执信、邓铿（仲元）和古应芬，全是广东佬。

这“上三”“下三”六位，在1925年中山先生去世前后，朱执信、邓仲元和廖仲恺这三位已经非正常死亡。剩下的人中，关于古应芬，本人所阅信息不多，不做什么评论，不过古应芬在政治上应对陈济棠影响较大。六位当中还有两位，分别是汪、胡，与冉冉升起的蒋公时和时战。汪是个见权眼开的人，毫无节操。胡汉民倒是节操很不错，为人清廉，长期反共累教不改，余生四年除了反共，还致力于反蒋，依靠地方实力派对抗南京。但胡汉民领袖之才不足，公认心胸比较狭隘。还有，尽管有陈济棠给他提供地盘和资源，但胡汉民从来没有抓过枪杆子，或者说，枪杆子从来就不是他的。

1932年，胡汉民的一群政界粉丝，在广州把持着“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人称“西南两机关”。这俩是一个古怪的党政集合体。它本来是1931年年初胡汉民被老蒋扣押后，由两广地方实力派和KMT党内胡派大佬成立的广州“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执监委非常委员会”。广州和南京正在剑拔弩张之时，“九一八”一声炮响给宁粤双方送来了和解大补丸，两边妥协，胡汉民获释出国，后来回粤，原来的“国民政府”和“非常委员会”，也就降格成了“西南两机关”，不过两机关仍是KMT党内一大山头以及当时国内无数割据力量中实力最雄厚的机构，每天都琢磨着怎么反蒋，跟云贵川滇加上西北军冯基督旧部勾勾搭搭。凯申公当然视若眼中钉。

“西南两机关”的党派领袖自然是胡汉民，军事和行政领袖，则是这位踩着李济深张发奎陈铭枢上位的南天王陈济棠。胡汉民自从被老蒋扣押，出来之后做事情就小心许多。在西南两机关里，胡汉民虽然抓着党权，但是他自己也深知在伯南公的地盘里，党不能指挥枪，因而自己一心一意联络战友，对广东的情况干预不多。老陈得以放手做事儿。

陈济棠打仗不行，广东治理还不错。1930-1931财年广东全省财政收入5770万元（以银元计），到1935-1936财年翻了一番，达到1.175亿元。多年后邓爷爷接见伯南公之子，还连夸他爹“治粤有功”。当然这大约也是托了珠三角地理环境好、比较富裕的福，有钱就好办事。陈济棠甚至连空军都组建起来了，手里有上百架飞机，组了六个中队。新桂系也搞起来航校，架不住实在太穷，只有几十架破飞机，还天天摔。

这里不得不八卦一句，新桂系的破飞机大部分是从日本买回来的，跟着破飞机还引进了几十名日本航空教官。后来颇有些桂系老人在回忆录中作马后炮状痛骂此举，因为鬼子教官除了教人上天，还干着别的不可言说的勾当。不那么诛心地说，他们起码有搜集和刺探军事情报的使命。刺探战略情报最便捷的方式就是在天上飞，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1939年桂南会战，1944年桂柳会战，日军在广西的莽莽群山中如入无人之地，打得张发奎的第四战区四处亡命，当年这些鬼子教官大概是有贡献的。

话说胡汉民之死，改变了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关系。此时老共也从江西跑到陕北，凯申公平定贵州，把手伸进了四川，天下稍定。他老人家要四处削藩，自然不会错过老对手翘辫子这一大好时机，便派孙科过来，趁着吊唁机会提出要取消西南两机关，还要把第一集团军改为第四路军，军长和师长由南京任命。陈伯南一看南京方面气势汹汹，大概率是要倒霉到底了，于是联络李宗仁，打算两广一起造反。

新桂系自从在1931年跟陈济棠结盟，省内大体稳定，用瘦狗拉硬屎的斯巴达主义在广西大搞“三自三寓”运动，日子稍微好过了一点。李宗仁最怕陈济棠闹出什么幺蛾子，干脆常驻在广州甘当说客，免得伯南公造次。这一次陈济棠起事，嘴里说有广西造反更好，没广西老子也要干。李宗仁在回忆录里说，自己是拦也拦不住了，心下忖度，两广同气连枝，你要动手，我也只好跟着动。其实呢，广西这些年从伯南公那里拿了不少好处。起初是广东每个月给广西30万元（具体以什么名义给，什么时候给，我还没查到更多来源，大约是对口支援或者扶贫转向资金？），后来又增加到了100万元。这笔钱一年累加起来就不是小数了。陈济棠打算起来造反，为了把广西佬弄上船，又额外给了400万元当作新桂系的军费。面对这个无法拒绝的offer，徳邻公恐怕也不能嘴硬。白健生更是一句话道出真相：“跪着养猪，看钱分上。”

两广既然统一立场，下面就是该怎么做的问题。明反凯申公似乎也不太合适，不够理直气壮。一番讨论，两边决定：以“西南两机关”的名义通电，要求南京政府出兵抗日。你要是不出兵，劳资也要北上抗日，谁也别拦着，否则见佛杀佛，见鬼杀鬼！“两广事变”遂爆发，因为两广共同发出要KMT中央和政府抗日通电的那一天是6月1日，因此又称为“六一事变”。

介个“六一事变”与“六一儿童节”撞日，今天看起来很有些喜庆。而它的实际过程也相当儿戏。因为双方硬碰硬的战斗一仗都没打过。谈笑间，电报和银洋齐飞，广东佬的部队就灰飞烟灭了。

两广公开跟南京翻脸前，凯申公已经做足了功夫。事变发生，西边急调薛岳从四川回到贵州，东边调蒋鼎文到闽南，两侧夹击之余，还把湖南实力派拉到了南京一边。何键打仗的本事没几分，但墙头草的本事那绝对有富余。陈济棠和李宗仁在起事前跟这厮通了气，要他帮忙。老何拍胸脯说从我湖南北上绝对没问题。转过头来他就把这事儿密报给了凯申公。

两广这边呢，可管不了这么多，假戏反正要真做。于是姿态做足，誓师抗日，口号喊得震动岭南。两边部队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老陈借机扩军，成立两个新军，授予番号是新编第四军和新编第五军。“新四军”再度出山，效果却不太好。这边桂军刚进入湖南，中央军和湘军已陈兵黔东和湘南，打又打不过，后退又不敢，两边僵持。广东那厢，伯南公的空军半数以上飞机呼啦啦飞了南京——被凯申公私下买断了。接下来银弹攻势再度发威，7月14日陈济棠嫡系余汉谋带着第一军通电附蒋，第二军军长张达附议，副军长李汉魂出走香港，学关二爷“挂印封金”，发了个电报骂陈济棠搞割据，第三军李扬敬态度也十分消极。可怜当了五年的“南天王”，养兵十几万，最后整个是未发几枪，全部瓦解，比起十九路军悲壮的结局，真是窝囊太多了。7月18日，陈济棠出走香港。“两广事变”告终。最后的赢家除了凯申公，还有余汉谋和李汉魂，一前一后当上了广东绥靖主任和广东省长，恰如当年陈济棠和陈铭枢。

余汉谋反出家门，粤军瓦解，当然跟老余的人品有关，但也跟陈济棠御下不当有关。老陈疑心比较重，对手下进行严密监视。余汉谋跟他手下开派对，伯南公得知消息，便跑上门来露了个脸，意思就是你们在干啥我都清楚，这让他的亲信颇为反感。另外一个问题是经过九一八和长城抗战，人心思定，共御外侮。跟老蒋死磕的老共又被赶到陕北，1920年代的军阀混战场景不太可能再现了。陈伯南这是逆势而动，大家都不愿支持他。于是，当年广东新军、援闽粤军、建国粤军、第四军剩下的最后一点血脉、无煌煌战绩的第十一师和第十三师、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以及浮肿无能的第一集团军，至此也归附南京。党内割据势力“西南两机关”自此不复存在。当年依托“援闽粤军”兴起的广东实力派，随着陈济棠的部队开始中央化，逐渐淡出历史。当然，那时候的各派都没有想到，十几年后，另外一支血脉可以上溯到粤军的部队，代表着一股新生的力量解放了全中国。

陈济棠出走，两广事变的中心就移到广西，新桂系眼看要挨锤。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伯南倒台对广西和南京是双赢。刚一开始老蒋也没真打算解决桂军，怕一口吞下消化不良。陈济棠倒台，8月份老蒋开始认真思考武力解决广西问题。此时，陕西、华北异动，连伪蒙军都蠢蠢欲动，想要挑拨地方实力派搞“自治”。老蒋本来已经起了动用飞机轰炸、先吓唬一下新桂系的念头，哪想连炸弹都不用扔，飞机飞了一圈，南宁顿时物价飞涨，钞票贬值，李白黄自己赶快怂了，加上有程潜、朱培德和居正居中调解，两边开始坐下来谈判。最后以白崇禧答应就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不久后改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广西接受法币，实行全国统一币制而告终。

凯申公仗着自己有钱，以1：2的比例回笼广西货币。1935年广西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285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和赌饷就分别有1100万元和400万元，然后军费支出就占了1900万元。这点收入打仗根本不够用。“两广事变”中，新桂系将手上两个军扩成四个军，钱不凑手。这会儿陈济棠给了400万元，新桂系以此作为准备金，发了2000万元的债券当军费，桂币币值瞬间跌去三成，全省大通胀已是箭在弦上。凯申公这个极为优惠的汇率，让这一干穷鬼乐得两眼放光，于是两边妥协，大家又开始其乐融融了。

至于伯南公留下的这些粤军部队，在余汉谋领导下，打仗的本事可说不上好看。余汉谋本人也实在过于无能。这一位喝酒爱出洋相。同僚们的回忆里都说他“逢酒必醉，酒醉必哭”，就是个醉猫，颇有点看不起的意思。老余以出卖陈济棠换来了广东绥靖主任的官儿，后来在抗日战争期间当了第七战区（广东）司令，但对1938年丢失广州负有重要责任，广州人骂他“余汉无谋”一点也没冤枉他。不过在抗战中，一些广东将领打仗还是不错的，薛岳的战绩尚可，其他一些粤军将领打得也不难看，如1937年底的南京保卫战，邓龙光的83军突围而出，是整个南京守卫部队中成建制突围的唯一一个军级单位，在这里也可以看到一些广东佬的本事。比起成群结队投敌的西北军和东北军，老粤军部队投敌的非常少，骨头还比较硬。

粤军故事基本说完了，就剩个结局。这一群粤军将领从骨子里相当不服老蒋，1949年之后各个领袖当中，只有早期粤军领袖梁鸿楷和陈济棠跟去了台湾，许崇智跑去了香港。陈铭枢系在粤军三个山头中最倾向我共，由李济深带头，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一干大人物都到了北京。陈铭枢学佛入戏太深，对我共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常常做出些写信给图书管理员讨论佛学和赞同他辞去国家领导人职务的天真蠢事，结果不得不做了若干次检讨并被戴上若干顶帽子。总算他在1965年去世了，没有摊上后来那十年。但是他的好友蒋光鼐在那十年初期被狂热分子抄了家，郁郁去世，不免染上了我中华千年历史的一丝悲光。

当然也有不太愿意投共但是不得不投的，比如在豫东战役里被解放军俘虏的区寿年。不去北京的人里，有在高兴圩一战被彭总吓尿的十九路军老将沈光汉，还有最后一位打出十九路军大旗的翁照垣，都去了香港。跟李济深比较紧的徐景唐，在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与李宗仁联手，被陈济棠灭掉。他本人参加了“闽变”，但后来没到北京，也在香港了了余生。十九路军将领在闽变后凋零得厉害，毛维寿病逝，张炎被桂军杀害，谭启秀本来要跟蔡廷锴走了，但1949年年底病逝于广州。

张发奎一系比较分化。凯申公在1949年年初任命张发奎出任海南特别行政区主席，他本人拒绝就职。没多久凯申公第三度下野，“代总统李宗仁”任命张发奎当陆军总司令。这个职位的权限很小，只能管训练。老张以“名”为重，竟然接受了。没多久解放军如潮涌而来，把向华公一个大浪打到了香港。老蒋和老共都邀请他到自己这一边。张发奎自己不投共也不投蒋。用他的话说，是“反共但不支持蒋”，所以在香港终了余生，缪培南也跟着去了，两人在香港还经常串门聊天。

即使到了香港，向华公还没忘记往政治圈里插一脚，跟着一群失意老政客搞第三势力。这里面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既有陈铭枢系的翁照垣、国党汪精卫“改组派”元老顾孟余，还有我共前领导人张国焘，美国人也扯在里面不消停，四处打探情报。这群日薄西山的老家伙每天在那里开会办杂志闲聊，然后随着大陆局势日渐稳定，这才慢慢消停。

张发奎部队是粤军各山头里中央化最早的部队，手下将领在凯申公微操下作战的机会较多，加上跟陈诚的关系密切，因而有一批将领跟着去了台湾。薛岳性残暴，到1949年还在杀我共的人，不仅差点搅黄了当年吴奇伟搞的“粤东起义”，还杀掉了参与起义的第四军老将廖鸣鸥。他不去台湾简直是不可能的。由薛伯陵领着，邓龙光、黄镇球、朱晖日、韩汉英和欧震都去了。李汉魂虽然也去了台湾，1980年代后也算是大陆的常客，游走双方牵线搭桥。当年跟着向华公发动“驱李运动”的黄琪翔，在运动失败后投入李济深陈铭枢旗下，参加了“闽变”。这一派大多后来到了北京，黄琪翔也不例外，和戴戟、吴奇伟一起投了共。

陈济棠系则基本没有投共将领。他老人家自两广事变后下台再也没有机会指挥军队，而是在国民政府中出任农林部长，只有到了1949年南京政府摇摇欲坠之时，才获准主政广东（当时只剩下了海南一隅）。没有多久，余汉谋和薛岳二人就过来架空了他的军权。失望之余老陈只好去了台湾，1954年11月去世。

陈济棠旗下将领余汉谋、叶肇和李扬敬都去了台湾，香翰屏则留在香港。其实以政治号召力论，在1936年粤军彻底瓦解后，陈济棠远不及他的老对头李济深陈铭枢和张发奎，这可能是因为他一路收编陈铭枢和张发奎部下，这些部下最终没跟他走在一起，弄得他相当孤单。张发奎和薛岳在国军中还维持着影响力，李济深陈铭枢在政界也还能组织起反对势力。解放战争后期，陈铭枢干脆回到杭州上海四处策反，活跃得很。而伯南公下台后，其实日子过得有点孤单。

我共对粤桂两系将领的最后选择颇为满意。先总理周公有一次在接见当年北伐旧将时说，当年北伐军起兵时的八个军，有四个军的军长先后到了北京。这四个人分别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潜、第七军李宗仁和第八军唐生智。桂系旧将黄绍竑也到了北京，黄旭初夏威之流则到了香港，除了李品仙和脑袋犯晕的白崇禧，最终没有什么人附蒋。两广在历史选择上，还是有自己独特的立场和眼光。

说起来，两广是个兼有培养理想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兼有之地。往高处里想，大约也代表着中华文明在救亡时代的某种新生力量，但历史大潮扬清激浊，终于将各种力量分化，粤军也不免这一命运。百年以降再看这一支力量，不免有一种“人间一股英雄气在纵横驰骋”的印象。在写作中，当年大潮余音在耳，各路诸侯音容笑貌历历在目。然而百川异源，终归于海。历史曾是冰川，是瀑布，是激流，今天早已突破险川， 归入了中华文明这一深邃浩瀚的大洋，唯留一曲高歌，声声绕梁。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