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张其昀《思想领导与精神动员》讨论之一 -- 包子1971

电影《战争未了》的讨论之三：日常秩序的甭坏、“社会良心”无人问津、“社会共识”的存与亡（一组对话）

A:

片中的主角乌纳穆诺热爱他的”秩序-日常状态”，他不关心国内形势，被共和政府除名，也对他几无影响，只要还能和自己的两位朋友——一个思想左倾的青年和一个保守的新教徒(天主教保守党眼中的异端)——每天到咖啡馆里喝点咖啡抽根烟高谈阔论，哪怕天塌下来都不要紧。

而本片的内容，恰恰是阶级日常的崩坏:

他的两位朋友相继”失踪”，因为其思想和宗教信仰——按主角的想法，这些本该罪不至死。他本人先后被互相敌对的两个政权革职又官复原职，共和国政府怀疑他的消极忠诚(即在原则底线上支持共和国政府），法西斯叛军呼吁他表现出积极忠诚（即主动帮助叛军清除敌人），而他觉得任何形式的忠诚仪式都不重要，至少，他这样的“文豪”不需要完成什么仪式去证明自己。

直到他的自信被打的粉碎……

B:

他也关心时局，而且是强烈反对共和国政府的。但他满足于精神上的反对姿态。

A:

因为他觉得身为“社会良心”，精神上的反对就够了，无需亲自动手。

B:

在阶级社会的日常中，他是主流公认的“社会良知”，被默认拥有逾越具体政权的超脱地位。对他来说，“我是否忠诚于马德里内阁或佛朗哥大元帅，不是你们该问的！”

A:

他用知识分子惯用的推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回绝掉了市长夫人寻找”失踪”丈夫的请求，可是当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他的朋友身上时，他发现自己身为一个体面人，竟无能为力。

他年轻时刚正不阿，对君主制的直面抨击给他带来了流亡和尊敬，包括对自己能力的不切实际的幻想——片子最后的演说并不如旧日功效一般，是射向国王的子弹，反倒险些让演讲者自己吃了枪子。

这也体现在他对法西斯的态度转变中。最初，他给法西斯改稿子，因为他认为这是一项纯粹技术性质的工作;他给法西斯捐款，因为捐款是(有钱的)好人-体面人应该做的;而后，他面对法西斯的拉拢(清洗委员会主席的头衔)，先是无视鄙夷而回避，最终不得不“欣然”接受。归根结底，他发现了自己的无力——无力挽回那个让他充满舒适感的“日常”秩序，只好先苟全性命~

B:

片子最后的演说并不如旧日功效一般，是犹如射向国王的子弹

——

1936年的西班牙社会已经高度分裂为革命和反革命阵营，双方势不两立。社会的状态不再是漫漫的“转折前夜”，而是充分展现了一场宏大的革命危机。

在或许长达数十年的“前夜”阶段，阶级立场不同的人们，全都处于有产者的管理下，在某些话题上，反倒可能拥有共同感受，也就是主流秩序喜欢说的“社会共识”，即使这个“共识”往往只是情感上的短暂共鸣。

比如说，当奥运冠军戴着某位革命领袖的像章走上领奖台，不同阶级的人群都可能一拍大腿，感到痛快。再比如说，面对乌合麒麟的讽刺作品，当澳洲总理气急败坏一脸丑态，不同阶级的人群也大有可能会心一笑……

当阶级之间爆发直接的战争，这样的“会心一笑”就必然从社会意识中普遍消失……

A:

没错，革命危机到来后，就不存在那么多"社会共识"了。因为原本的"共识"无非是建立在大多数人闭嘴的前提上。所谓“闭嘴”，就是劳动大众习惯于服从现实秩序，从而本能地回避阶级对立的社会本质。而所谓“会心一笑”，既是阶级之间、也是阶级内部维持表面平和的精神润滑剂。

而且，“闭嘴”不仅等于嘴巴闭上。脑子也要闭上。这两者是相互影响的：一旦人无法随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思想也就无法再随意，乃至于失去。"闭嘴"和"听话"往往成对出现……

当原本沉默的声音发了出来，和之前盛行的调调不同，有产者豢养的肉喇叭便说"这是社会共识的撕裂"……

B:

阶级社会的日常中，有才华的文人能找到社会良心/思想仲裁的位置，即“敲钟人”、“吹哨人”（也可能被笑骂为“叼飞盘的”）。社会高度分裂后，你不是这边的就是那边的。职业文人的超阶级力量来源——社会对“共同意识”的认可——不存在了。

所以说，影片里男主的最后讲演挺可笑的，指责叛军“只能压服、不能说服”。但在统治阶级获胜后，“共同意识”又出现了，也就再次需要扮演“社会良知”的文人，去“说服”社会大众服从秩序。于是乌纳穆诺的那次演说成了战后主流舆论——尤其在民主化以后——大肆吹捧的“黄钟大吕”……

A: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喜欢鼓吹"真理无需人来运作"，例如"自由市场是真理，你人为禁止只会自取灭亡"，试图麻痹群众，认为某种理念("真理")的力量是自然存在的，而且比群众的力量更大。乌纳穆诺的那次演说，就被后来的主流秩序包装成了类似的“真理”，或者你形容的“黄钟大吕”。当然，乌纳穆诺的同道们能够“说服”大众的前提，是佛朗哥的飞机大炮和集中营有效地消灭了革命的工人阶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