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眺望迦南——马丁.路德.金三部曲之三 -- 万年看客

约翰逊总统要在这一周发布国情咨文。他对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诉苦道：“我感觉到我脚下的冰层遍布裂缝，在国内舞台上也开始脚下打滑。”约翰逊原定在圣诞节当天暂停轰炸北越，之后又将停火时间延续到了1月9日，以此宣传美国将要与“一百多个政府”进行和解谈判的热切姿态。1月9日当天，美国向北越发起了全面攻击。这是美军第一次在采取军事行动之前向南越政府严格保密，以免这位仅仅在名义上共同担负反共大业的盟友走漏风声。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对于和平前景感到兴奋，其他美国人则刚刚开始震惊地意识到美国在某个遥远小国打了一场多么棘手的战争。约翰逊疯狂地在各方面争取空间。他告诉泰勒将军，越战开支估计将会使得下一次军事预算增加40%或者说两百亿美元。但是他在一月份的国情咨文当中仅仅介绍了这笔钱的一小部分。他对麦克乔治.邦迪说：“我只想公布还能说得过去的国防预算下限。”麦克纳马拉得知总统的态度之后表示附议：“您的想法完全正确，要不然的话绝对会破坏您的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约翰逊计划首先获得国内改革项目的拨款，然后再一次返回国会申请越战的补充资金。另一方面他也在利用战争的阴影来拖延刚刚起步的扶贫战争，使其在第三年的开支低于第二年的十七亿美元峰值。

一月初，总统把他的高级助手关起来，让他们撰写了一篇日后将会被称作“枪支与黄油”的演讲稿。这些写手们肩负着难度堪比点石成金的任务——他们要同时争取枪支与黄油两方阵营的支持，同时还不能承诺向任何一方追加预算或者流露出对于任何一方的偏爱。于是他们向约翰逊最信任的政府以外的朋友们广泛征集意见。在最高法院，艾毕.福塔斯大胆提议将整个越南冲突转交给联合国处理，并且承诺在三年内撤出美国军队。相比之下小说家约翰.斯坦贝克则提出了更加武德充沛的建议。二战期间斯坦贝克亲历了伦敦闪电战，依据这段经验，他建议针对北越地盘进行大规模且无规律的轰炸：“人们可以习惯任何事情，除了他们预期之外的事情。”斯坦贝克在小说里深切同情尘暴灾区流离失所的贫苦农民，以至于联邦调查局档案将他列为了安全风险。但是这一次他却针对越南的贫苦农民们提供了一套咄咄逼人的战略建议，还搭配了外行人设计的非常规武器：将明亮的甲基染料装进炸弹，用来轰炸北越的农田。他的理论是越南人肯定不会吃染成蓝色的大米。此外在正面战场上则应当主要依靠“凝固汽油弹”以及在他看来更适合近距离丛林作战的霰弹猎枪。斯坦贝克在1月7日给白宫的信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有谁能用点四五口径的枪械打中任何东西，除非他把枪口塞进对手的嘴里。”

1月12日凌晨四点钟，约翰逊总统否决了国情咨文的最新一稿。金牌写手理查德.古德温再次被召回白宫临时救急。冲着打字机一通疯狂输出之后，古德温在黎明时分瘫倒在了办公桌前动弹不得。白宫医生给他扎了一针强心剂，这才让他缓过劲来继续开工。自从古德温辞职离开总统班底之后，他的忠诚度就被打了个问号，一直不能在约翰逊总统面前露脸。尽管当天的椭圆办公室忙乱不堪，讲稿段落顺序一再调整，一条条新要求高喊着传达给了各位临时措辞写手——包括福塔斯法官与克拉克.克利福德——但是实际挑大梁的古德温却始终只是个边缘人。当晚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国情咨文融合了关于正义、战争与和平的原始激情。约翰逊敦促全社会进一步实现民权方面的突破，他提出的倡议分别登上了不同报纸的头版头条：他建议制定新的法律来“禁止住房销售或者租赁当中的种族歧视”，实现陪审团的种族融合，并且将谋杀或者恶意伤害民权工作者的行为定性为联邦罪行。本着同样的精神，他要求国会“积极而坚定地进行我们的反贫困战争”，“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建破败的城市；此外他还要求着手针对美国自然环境进行历史性的清洁净化：“在所有鲁莽破坏我们的自然遗产的行径当中，没有什么能比继续毒害我们的河流与空气更加可耻。”

约翰逊承诺将会追求国内的目标，同时也要坚决捍卫海外的自由：“我相信，我们可以在为越南而战的同时继续建设伟大的社会。”他先后五次提到“残酷且痛苦的冲突”，还承认“今晚危险之杯已经斟满”，到头来越南问题占据了长达一小时的演讲的一半篇幅。约翰逊认为对于民族独立的普遍渴望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力量”，而且是自由世界瓦解共产主义的长期盟友，还赞扬民族主义“侵蚀了曾经铁板一块的斯大林帝国”。然而在这个核心问题上，军事紧迫性与财政现实主义压倒了模棱两可。约翰逊宣布1967年财政年度的越战开支仅仅将会增加58亿美元。此外他还声称谨慎的节流将会使得这一年的联邦预算总赤字从1130亿美元减少到18亿美元——“多年来最低的赤字之一”——同时消除小额国际贸易赤字。他告诉全国观众：“时代可能需要进一步的牺牲。如果需要，我们会做出牺牲。”约翰逊不仅为自己的承诺添加了许多限定条件与欺人虚言，还利用人们对于实现数字的赤裸渴望来扼制了怀疑：“让我们选择和平，以及随之而来的奇妙的和平功业。”

演讲当中反复涌现的激情调节了约翰逊心态当中的两个极端。一方面他心中满怀激昂奋进的国家梦想，另一方面他又抓心挠肺地想要赶紧驱使落地趴窝的轰炸机再度上天。约翰逊宣称战争是“对人类的犯罪”，是“大好年华的年轻人平白死去”——“战争意味着试图杀死一个你一无所知因此甚至谈不上憎恨的人。因此了解战争意味着了解这个世界上仍然存在着疯狂。”总统在众议院获得了五十九次喝彩。古德温的语言常常让人回想起塞尔玛的十字路口。“最后，我必须是那个命令我们的枪支对着——对着我心中内在欲望的拉扯开火的人，”约翰逊略带哽咽地说道。“因为我们有孩子要教，因为我们有病人要医治，有受苦人要解放。有穷人需要扶持，有城市需要建造，有一个世界需要改善。然而我们首先要做我们必须做的事。”

国情咨文演讲结束后，兴奋的总统难以入眠，于是点灯熬夜细细品读了新闻界对于国情咨文的评论。这无疑是一场胜利的演讲，新闻界声称演讲“令首都振奋不已”。但是午夜过后，约翰逊还是忍不住与新闻秘书比尔.莫耶斯通了很长时间的电话，因为总统听到消息称莫耶斯可能想要返回和平队重操旧业。“那么你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呢？”约翰逊以一种严肃且有些受伤的语气问道。他觉得莫耶斯“今天早上很生气，有点闷闷不乐”，“像一只气鼓鼓的鸽子”。白宫首席助理宣布自己全心全意拥护总统当天的演讲，但是约翰逊始终在试探莫耶斯是否心怀不满。话说到最后莫耶斯终于顶不住约翰逊惯常的滔滔不绝，提出了一条不满意见。不久前约翰逊斥责莫耶斯企图讨好白宫记者，鼓励记者怀疑白宫内部存在两面派。这条斥责在莫耶斯听起来宛如五雷轰顶，“就像一吨重的砖头砸在我头上一样。”他尴尬而又迅捷地抗议了一句，紧接着立刻宣称自己的忠诚如此坚决，以至于这份忠诚甚至削弱了他自己作为新闻秘书的声誉与工作效率。

约翰逊继续兜着圈子，既不肯直接指责莫耶斯不忠诚，也不肯就此放他一马。“我根本不在乎他妈的什么《华盛顿邮报》，”他轻声说，“前提是我要清楚我和你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将早已睡眠不足的莫耶斯继续纠缠了半个多小时，非得让对方详细说明自己心里有什么不满或者愿望。“你想换工作吗？你愿意吗？你是不是觉得当初同意留在白宫不是一笔好买卖？你想干别的吗？”

“呃不，先生，”莫耶斯回答时反复叹气。“我认为没什么工作是我现在更应该做的。”

“祸害来自内部，”约翰逊警告他小心这条自相戕害的消息。“这条消息在外面根本没传开。这事不是共和党人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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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咨文过后，马丁.路德.金给约翰逊发了一封电报，赞扬总统对寻求和平的承诺，此外总统不肯让越战破坏来之不易的国内改革举措的决心也很“令人放心”。金表示：“您的所有这些努力都能得到我的祈祷与支持。”金还发了另一封电报祝贺德克.迪洛克获得晋升。这次晋升使得迪洛克成为了少数几个有可能接替胡佛继任联邦调查局局长的主管，也成为了调查局员工背后低声议论的对象。黑人长老们在深思熟虑之后建议道，要想缓和联邦调查局的苛刻敌意，唯一已知的有效方法就是奉承迎合。于是金在电文当中与迪洛克套起了近乎：“得知一位佐治亚州同乡被拔擢到联邦政府当中如此重要的位置，让我倍感自豪。”他提醒迪洛克，两人上次面对面接触的时候发现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州。当然金有意忽略了上次的会面场合是胡佛公开咒骂金是“这个国家最臭名昭著的骗子”之后火烧火燎的休战峰会。

联邦调查局总部一直在热切地营造公共领域的焦虑情绪。在全民焦虑的社会大环境下，伴随着战争的风声鹤唳毫不留情地吞噬了金的示好姿态。胡佛局长指责此时已经微不足道的美共“在反对美国的越南问题立场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迪洛克则在一次公开的芝加哥演讲当中将民权教士、反战抗议者以及传播虚假自由这一“恶性疾病”的“敲诈者、共产主义者、毒品贩子、肮脏的商人还有其他同类”混为一谈。他补充说：“我指的是那些傲慢且不守规矩的人，包括某些教育家。他们在公众集会上登上讲台，鼓动‘公民不服从’以及蔑视权威。”

1月14日，金在亚特兰大举行了支持朱利安.邦德的游行。也是在这一天，联邦调查局探员向加里.托马斯.罗支付了一万美元，还附有精心编排的信息声称这笔钱表达了胡佛局长本人的谢意。无论罗身为三K党线人与证人可能从司法部得到怎样的“最终报酬”，调查局都很乐意凑个份子。主办此事的探员事后向胡佛汇报称罗拿到钱之后“变得非常情绪化，他两眼放光，还让我亲自感谢您的体贴。” 罗在联邦调查局的收款凭条上签下名字，并且在同一天给胡佛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告别信，以此纪念“我与调查局的最后一项正式联系”。此后不久，他给约翰.多尔的家里打了第一通对方付费电话，让司法部产生了一丝不安。根据司法部长在去年十二月柳佐案审判之前的书面承诺，罗要求司法部对他负责到底。他提出的诉求包括替他偿还债务，帮他打发掉恼人的亲戚，以及保护他免遭兴许确实存在、又或许仅仅出于想象的来自三K党徒的安全威胁。多尔将这些诉求传达给了卡岑巴赫，于是司法部向联邦调查局求助。调查局官员对此装聋作哑，放下了坚实的失忆幕布。胡佛在迪洛克的一份备忘录上冷冷地写道。“我们对此无话可说。我们已经履行了对于罗的义务。”

联邦调查局就这样推卸掉了罗的未来与过去，全都扔给政府的律师们去操心。在接下来十年，罗凭借假身份在加州担任了一名代理法警，期间劣迹斑斑，令司法部大为头痛。例如有一次他去巡查某栋建筑，一位黑人门卫要求他在登记簿上签名，结果他当场发飙，用枪托猛击对方头部并且威胁要开枪杀人。一份评估报告总结道：“罗显然具有某种超级侦探情结。在酒精的影响下，他很容易向几乎所有愿意听的人展示他的身份证件、警徽与佩枪。”水门事件爆发之后，随之而来的情报丑闻调查再一次让罗的名字浮出了水面。调查人员指控联邦调查局早在柳佐谋杀案之前就已经收到了三K党暴力事件的预先通知。这一消息甚至惊到了卡岑巴赫，他一直以为罗只是在那场旨在杀人害命的伏击当中“吓坏了”才成为了线人。1979年，时任司法部长格里芬.贝尔（Griffin Bell）任命了一个特别工作组，专门调查联邦调查局如何通过罗在1960年至1965年期间的阿拉巴马州三K党系列犯罪当中成为了共谋。有些罪行臭名昭著，更多的罪行则不为人知。尽管卷宗记录已经陈旧，尽管调查遭到了多方阻挠，但是专案组的律师们还是得出了十分不利于调查局的结论。比方说，早在三K党与伯明翰警方达成协议、预备殴打自由乘车者的前几天，罗就警告了联邦调查局，但是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纵容了这次袭击，甚至还眼看着罗本人成为了“少数几个最凶狠的暴力参与者之一”。即便如此，司法部的律师们依然在疏忽过失诉讼当中顽强地为联邦调查局辩护。他们打输了几场小额官司，例如自由乘车者詹姆斯.佩克获得了两万五千美元赔偿——他的伤口需要缝合五十七针；老年贵格会成员沃尔特.博格曼获得了三万五千美元赔偿——他在伯明翰汽车站被人打晕之后再也没能离开轮椅。然后他们又打赢了一场索赔数额远远更高的大额官司。1983年，美国地区法官查尔斯.乔伊纳（Charles Joiner）裁定，尽管联邦调查局确实事先批准了罗参加杀害维奥拉.柳佐的三K党活动，但是最终结果依然“不能让政府承担责任”，由此驳回了柳佐遗属提出的两百万美元索赔。得理不饶人的司法部随后提出反诉，要求柳佐遗属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如此难看的行径激起了一片舆论哗然，这才迫使司法部放弃了如此过分的主张。另一方面，因为担忧安全问题，司法部再次将罗纳入了证人保护计划，直到他在1998年顶着托马斯.摩尔的假名寂寂无闻地死去。

这一切后患在1966年都还潜藏在水面以下。眼下迪洛克向胡佛建议，卡岑巴赫那封毫无防备的信“给了联邦调查局一个摆脱责任的极好机会”，可以让调查局一劳永逸地甩掉罗这个棘手包袱。与此同时，调查局还在阻挠国会针对其侵犯隐私的行为进行调查。胡佛派出迪洛克与调查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密苏里州的爱德华.朗参议员（Edward Long）私下见面，并且辩称尽管拉斯维加斯发生了窃听丑闻，以至于朗考虑要举行关于窃听政策的听证会，但是他依然应该免除联邦调查局出席听证会的责任。毕竟，这次遭到窃听的对象都是些黑帮匪徒的同伙。事后迪洛克向胡佛汇报时声称自己当时如此主张：“如果您觉得仅仅因为这些流氓忙着从事谋杀、敲诈以及彻头彻尾的虐待时遭到了窃听，他们的公民权利就受到了侵犯，这似乎有点可笑。”迪洛克确信尽管朗口口声声宣称国会有责任了解事实，但是实际上他却抱有不可告人的动机：“朗参议员完全厌恶（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他将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肯尼迪参议员。”尽管胡佛同样非常鄙视罗伯特，但是他依然抵制住了顺水推舟的诱惑，而是决定当务之急在于扎稳己方的阵脚。首先他开始着手消除联邦调查局几十年来恣意窃听留下的把柄，派遣迪洛克连续三天游说卡岑巴赫，利用司法部长想要避免公开指责的愿望促使他与调查局保持一致。这番游说很有效果，司法部长在1月20日星期四晚些时候批准了一封给朗参议员的正式信函，信中认为本次调查不仅威胁到了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履职能力，而且也毫无意义，因为窃听行为建立在联邦调查局与两党司法部长历年来达成的“谅解”之上。

将信函稿件交给联邦调查局之后，卡岑巴赫心里始终七上八下。周五早些时候他告诉迪洛克，昨晚他辗转反侧半天之后觉得信文还是需要修改，因为调查局与历任司法部长相互谅解的说辞可能会激怒罗伯特.肯尼迪，而且卡岑巴赫在参议院里还有若干提案需要罗伯特的支持。但是迪洛克根本没给他留下吃后悔药的机会。事后迪洛克报告称：“我告诉司法部长我非常抱歉，但是这封信昨晚就已经寄出去了，毫无疑问今天上午或者下午早些时候就会送到朗参议员手中。”迪洛克还毫不留情地报告说，他主动提出可以让联邦调查局从朗那里把信要回来，卡岑巴赫当即拒绝了这项提议，并且坦率地表达了自己对于罗伯特的担心。通过这套娴熟的官僚主义组合拳——一方面耐心地培养远期优势，同时又搭配上娴熟的文书工作——联邦调查局官员不仅无中生有地凭空变出了一座抵御窃听指控的防御工事，还将卡岑巴赫也砌进了工事里面。

尽管如此，胡佛还是谨慎地暂停了新的窃听器的部署，“不管朗打算做什么”，从而在约翰逊总统禁止侵入性监视以来的动荡政治气氛当中尽量减少曝光。在同一个星期五，胡佛接到下属汇报，说是刚刚针对金安装了一批新窃听器，胡佛随即作出了尖锐的反应：“立即撤除此类监听手段。”这个周末金打算在纽约的美国酒店举办派对，联邦调查局的技术人员在酒店客房里偷偷安装了不少于十六个窃听器，试图截获任何不规矩的谈话内容。这一疯狂且不成功的尝试标志着联邦调查局内部纪律的神秘失误，根源或许在于调查局上层意见尚未统一，又或许探员们意识到针对金的窃听器监听即将告终，想要最后再过把瘾。总之政府的电子耳接下来只得完全通过卡岑巴赫与罗伯特.肯尼迪授权的大量电话窃听来刺探金生命当中的最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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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星期天，金再次来到纽约历史悠久的河滨教堂布道。这一天标志着越南战场上的四旬节休战期结束。《纽约时报》当天早晨的跨版面反战广告警告说，“接下来的日子很可能决定这场残酷的血腥战争将会结束还是升级。” 广告页面包含了数百个签名，其中也有金的名字。这些签名人都是来自世界各地各种宗教与教派的教士，包括神学家卡尔.巴特、赫歇尔与吉特森拉比、丹尼尔.贝里根神父、德国的马丁.尼莫勒，以及从瑞典到塔斯马尼亚的主教们。他们的呼吁——“他们是我们的兄弟，我们却要杀他们！”——指责交战双方以暴力来证明诚意的决心令人震惊。曾经写过关于佛教非暴力自焚理论的释一行通过奉行和平主义的和解团契分发了一份文件，表达了越南方面的反战观点：“无助的越南村民既不能逃跑也不能自卫，一方的轰炸与另一方的恐怖令他们瑟瑟发抖。”广告呼吁南越与北越政府在停战的前提下恢复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并就统一问题举行公民投票。释一行在反战广告上的落款是“一位越南佛教徒……为谨慎起见，他的名字被隐去”。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统治越南的各种专制政权将会迫使释一行流亡国外。在此期间他写道，外国军事干预的升级只会加强胡志明爱国抵抗的声誉，这一点反过来又将破坏西方人在越南争取政治效忠的最终目标。因此每一次发动暴力，“他们都在越发破坏他们试图建立的东西”。他指责说一百万南越平民已经流落进了难民营，每天全靠四美分的津贴过活，而且这笔钱肯定还会被南越官员贪污掉一大部分。

布道之后金飞回亚特兰大处理一场围绕着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内部冲突。威廉姆斯在周六深夜的伯明翰因为酒后驾驶的罪名而遭到逮捕，刚刚被保释出来就在一次关于选民登记目标的公开会议上大放厥词。他冲着阿拉巴马州人际关系委员会当中的少数跨种族中坚分子（其中很有几个犹太人）喊道：“你们休想犹太了我们！”领导大会的助手们努力遏制着他的口无遮拦，特别是考虑到联邦调查局的偷车调查尚未解决。安德鲁.杨私下里劝说道：“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个性的力量。我相信你不是故意要虐待和羞辱别人，但很多时候你就是这样做的。”尽管如此，威廉姆斯还是责备他的对手詹姆斯.贝弗尔把金“偷”到了芝加哥。他决心通过新近注册成为黑人民主党人的惊人人数让阿拉巴马州民权阵营夺回民权运动的焦点地位，因此转过脸来就斥责非学委项目主管们全都抱有被他称作“无知的黑人民族主义”的想法，换句话说就是想要在选定的县区组织独立党派。鉴于一个人不能同时加入两个党派，这一做法必然会与他的选民注册项目抢人头。他还指责斯托克利.卡迈克尔只会用歪门邪道剥削佃农。他喊道：“在阿拉巴马州没有一个黑人，包括我们自己，对政治有一丁点了解！”卡迈克尔反驳称威廉姆斯正在把黑人选民赶进一个以“白人至上”为官方口号的政党。弗朗西斯.沃尔特观察了几场激烈的谈判，他觉得关于政党效忠的问题“令人烦恼”，还认为卡迈克尔虽然缺乏说服力，但却闯劲十足。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会责怪任何人抵制何西阿的教条式自大狂。”

周日下午，沃尔特独自驾车前往阿拉巴马州的威尔科克斯县参加一场弥撒大会，为五月初选当中的首次投票者制定策略。他在卡姆登郊外的41号公路上遇到了一群明显情绪激动的黑人，手持锯短霰弹枪的警察拦阻着他们，不让他们靠近一辆扔在路旁的汽车。就在刚才，民权运动支持者大卫.科尔森（David Colson）正准备将车开进本次弥撒大会举办地点安提阿教堂的停车场，后面一辆车突然撞了他的保险杠。他下车想看个究竟，结果后车司机掏出一把点三二手枪，在他的右耳后侧开枪打死了他，然后当着科尔森夫人的面开走了科尔森的车，全然不顾车里还坐着科尔森夫人的小儿子以及三位娘家亲戚。治安官P.C.“鲁米”金肯斯（P.C. "Lummie"Jenkins）宣布枪手是当地农民J.T.里弗斯（J.T.Reaves），此人已经向警方投降，这才让人群稍微平静下来。目击者喃喃自语道里弗斯似乎精神错乱，一路上撞过好几辆其他汽车，科尔森是第一个敢于像普通事故当中的驾驶员那样下车查看的黑人。从遥远城市赶来的记者们写到，“窗外的血迹还未干涸，（领导大会助理丹尼尔.）哈雷尔牧师（Daniel Harrell）和弗兰克.史密斯牧师念诵了简短悼词之后，会议继续进行。”沃尔特当晚写道：“教堂里哭声不止，恐惧无处不在。我很害怕。”尽管有人请求不要让恐怖得逞，但是依然没有人愿意在五月的初选中参加竞选。

也是在这一天，金来到了威尔科克斯县以北一百英里的伯明翰。他接受了员工的建议，决定避免与非学委项目在地处偏僻的黑土带县区展开竞争，因为这些地区的黑人早已不堪重负，终日面临着遭到驱逐的威胁与沦落到帐篷避难所的黯淡前景，威尔考克斯县的最新谋杀案更是激起了根深蒂固的恐惧，在这样的环境里与非学委来回拉锯殊为不智。他这次来到伯明翰并未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检阅何西阿.威廉姆斯的工作成果。周一早上，法院驳回了针对威廉姆斯的酒后驾驶指控。被告席上的威廉姆斯当即一跃而起庆祝这项个人胜利，这一判决随即成为了全国新闻。结案过后不久，民权阵营翘首期盼的联邦登记员终于纷纷抵达了伯明翰。此前一个月，威廉姆斯奋力组织了好几场游行，以戏剧化的方式彰显伯明翰选民登记的缓慢步伐，并且招致了凶狠的殴打，这番苦劳终于换来了联邦政府的回应。二十三名新的登记员——其中九名是黑人——根据《投票权法案》的取代性授权在伯明翰上岗。金带领一支小型欢迎队伍迎接了这批客人，威廉姆斯则在欢迎仪式上邀请当地白人同样充分利用新来登记员提供的便利。他郑重地宣称，“登记的选民越多，我们的政府就会越好。”金的助手们对于威廉姆斯这次奇迹般的脱身大惑不解，有人认为是天意保佑，也有人认为全靠他那发疯一般的胆量。在这些助手们的陪同下，金巡视了自发的选民集会。据《纽约时报》报道，他宣称自己的任务是“使该州的整体政治结构民主化”。联邦登记员分队一直工作到星期一晚上，上任第一天就处理了一千多人的登记申请。司法部长卡岑巴赫的认证令使得伯明翰成为了全美国第三十七个——阿拉巴马州的第十一个——联邦登记员管辖区。而且在所有这些管辖区当中，伯明翰还是第一个城市地区。

这一周在华盛顿，同样是在约翰.多尔的民权部门的法律倡议下，卡岑巴赫悄悄地批准了一项努力，禁止226座根据合同关押联邦囚犯的州监狱与地方监狱施行种族隔离；他推荐康斯坦丝.贝克.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成为第一位担任联邦法官的黑人妇女，部分原因在于她经手了多起对于推进克莱姆森大学与密西西比大学的种族融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他还与约翰逊总统一起在白宫为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美国住房与家庭融资局局长罗伯特.韦弗（Robert Weaver）举行了就职宣誓仪式，韦弗就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内阁成员，领导新成立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总统在私下里向罗伊.威尔金斯吐槽道，韦弗这人太喜欢出差，在他看来这是 “黑人在政府内部的主要缺点”。（总统半开玩笑地声称：“他们刚刚宣誓就会搞到一张飞机票。”威尔金斯也同意，“他们确实总爱到处跑。”）威尔金斯、克拉伦斯.米切尔和惠特尼.杨还提出了更严肃的抱怨，认为白宫并没有向在越战问题上与政府保持一致的民权团体给予特别奖励。副总统汉弗莱在一份为他们张目的备忘录当中注意到了他们默默无闻的顽强精神，并且质问道：“既然非学委组一直在最无耻地攻击总统和政府，为什么还要对所有民权领袖都一视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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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晚上，约翰逊和麦克纳马拉各自带上妻子溜进白宫剧院观看了最新出品的詹姆斯.邦德系列谍战动作片《007之霹雳弹》。经过这番短暂休整之后，两人再次面对了水深火热之间的两难决策：暂停轰炸北越的时限已经延长到了三十天，如今无论是继续延长时限还是恢复空袭都很困难。1月24日星期一，麦克纳马拉忧郁地表示，根据今年计划的部队部署，他估计将会出现“更高水平的军事对峙”，美国人的伤亡将达到每月一千人。他同意中央情报局的评估，即无论投放多少炮弹都无法削减胡志明小道上的军队与物资流动，因此也谈不上威胁到敌方的战争努力，因此他赞成重新发动空中轰炸，因为他对外交解决的希望已经破灭。私下里，麦克纳马拉向约翰逊推荐了对于当前局面的历史性解释。北越对于美方的求和意向之所以漠不关心得令人惊诧，哪怕面临毁灭也无动于衷，或许是因为他们学到了历史教训。从越共的立场看来，他们在1954年差一点就赢得了一场可怕的长期战争，但是却遭受了来自全世界的求和压力，就连他们的共产主义盟友也不肯支持他们，以至于让他们在日内瓦谈判当中失去了一半国土。那以后他们就铁了心永远不会重蹈覆辙。星期一晚上在白宫内阁会议室，麦克纳马拉催促在星期五之前重新启动滚雷行动。他说：“其实我还想更早一些。政治迟缓可能会造成损害。”

约翰逊还想继续拖延两天。他反驳说：“我认为恢复轰炸将会消耗大量的政治资本。”反对战争的人们将会谴责政府重蹈覆辙，支持战争的人们将会声称自我设限既危险又愚蠢。

周二晚上，约翰逊召集了二十位来自两党的国会领导人，让他们承诺严格保密，然后进一步讨论了暂停轰炸的问题。参议员曼斯菲尔德与富尔布赖特基本上主张《纽约时报》的和平建议——发动国际力量，再次抬出《日内瓦协议》为依据，敦促越南全境进行公民投票，同时将美军在越南的军事存在拉回到“飞地”内部，从而减少伤亡。其他所有人都拒绝了这个想法，认为这是一个必将失败的被动方案。共和党领导人埃弗雷特.德克森和杰拉尔德.福特认为轰炸是获胜的唯一选择。拉塞尔参议员哀叹道，暂停轰炸将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美国士兵的伤亡，因为暂停轰炸期间北越军队可以更加自由地调动，从而杀死更多美国士兵——“这是因为我们关心和平而造成的伤亡。”拉塞尔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令人沮丧的经历。我也不想进入那种地方，但是我们已经进去了。”他恳求约翰逊进行报复性轰炸：“我们在二战当中也杀过平民，没有人反对。我宁愿杀了他们，也不愿让美国的小伙子们送命。”在场领导人当中唯一的女性、俄亥俄州的弗朗西丝.博尔顿（Frances Bolton）警告总统，暂停轰炸标志着懦弱。身为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高级成员的博尔顿质问总统：“难道我们不能战斗吗？不要让他们以为我们不肯战斗。”

约翰逊大声朗读了布鲁斯.卡顿（Bruce Catton）的南北战争历史著作《永不后撤》（Never Call Retreat），这本书是他刚刚从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那里借来的，书页间夹着一张手写纸条：“回顾一下另一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以及他曾经面临的一些相同问题和情况，也许能给您带来些许安慰。”罗伯特推荐的这本书描写了另一位战时总统身处激情冲突与意见分歧当中无可比拟的孤独处境。约翰逊读了几个段落之后告诉在座的各位参议员，自己现在很能感受到当年林肯自称“那个名叫亚伯拉罕.林肯的倒霉蛋”的时候内心究竟多么悲苦。周三上午，他打电话给福塔斯大法官发泄了一通。至今依然有人顽固坚称，只要找到某些被忽视的词语或者谈判策略，就足以打开一扇明智的妥协之门。对此约翰逊怒斥道：“问题根本不在于沟通。我们理解他们，他们也理解我们。”他沉痛地描述了北越发出的“响亮而清晰”的信息。“正在河内、北京以及其他所有地方之间来回奔波”的北越外交官们传达了一贯且明确的目的：“杀死南越的每一个美国士兵”，即使需要“二三十年”才能做到这一点。北越方面正在坚定地警告美国人，“要么离开要么被杀。”

约翰逊的独白突然扭转了方向，声称枪口也瞄准了自己的后背。他向福塔斯转述了前一天晚上国会领导人传达给他的信息：“‘你要么战斗，要么逃跑。如果你逃跑，我们将会普遍谴责你，历史将会谴责你，我们将会鄙视你。’”他说他的将军们指责他为了讨好敌人而束缚他们的手脚，“然后艾森豪威尔昨天还从加州给我打电话，问我们什么时候动手？”

福塔斯几乎没有插嘴的机会，因为总统的忿恨话头又绕回了已经持续三十三天的轰炸暂停。“还有——呃——呃——他们要试着给我定罪，还要弹劾我，”约翰逊气得结巴了起来，“罪名是将二十万人投入战争……”

“是的。”

“……然后又不给他们提供支持。这就是我今天早上的大问题。我不知道我还能再等多久，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在等什么？”

“嗯，没错，”福塔斯说。

“他们已经大声把答案告诉了我。”

“是的。”

“那你让我——我还能怎么——我现在就是犹豫着要不要按下那个按钮，告诉全世界‘他又要动手了’。”

结束了与福塔斯的通话之后，约翰逊总统又在电视讲话上宣布了一项酝酿已久的重大举措：“1966年可以成为美国城市的重生之年。”他向国会发出的“模范城市”倡议试图在六十个大都市地区测试城市系统的改造蓝图，从公园学校到下水道都是改造对象。他警告说：“如果我们变成两个民族，变成郊区的富人一族和城市的穷人一族，双方彼此充满不信任和恐惧，如果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与政策，那么我们就废掉了未来的每一代美国人。”新闻媒体普遍赞扬了这项全面试验，因为——或者说尽管——这个项目的开销相当低廉，在六年内只需26亿美元。《华盛顿邮报》计算出在整个项目的第一个预算年度——也就是1967年——只需投资五百万美元，白宫的助手们争先恐后地献上充满希望的颂词，以此消除一种“极其不公平”但是持续存在的猜测，即越战已经掐断了约翰逊的崇高社会改革计划的嫩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