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沙岳麓山洪范《禹碑》蝌蚪文符解读思路 -- 张新泉

一、

杨慎释读《禹碑》，既有文字文化研究之个人兴趣使然，也有当时复杂政治因素考量掺杂，并不单纯。

嘉靖年间，流放云南多年的杨慎，花了一番心思解读《禹碑》。不久后，大明朝很多地方就都掀起一场翻刻岣嵝禹碑的浪潮。流风所及，海外蕃属附庸之朝鲜、日本，也都多有引入、效仿。

明代各地及朝鲜、日本翻刻复制变造的《禹碑》、《岣嵝碑》....，摹刻形制大都与最早版本岳麓《禹碑》有明显差异。基本不再按九行九列(最左第一行五列）排列字符，而是参考借鉴采用了杨慎的解读文字后，按照更符合阅读习惯的形制重新排列。

换言之，明代嘉靖年间很多地方官僚、学者卷入参与的这场翻刻复制浪潮，大多彼此心照不宣地默默为长期流放的杨慎“站了一次队”。

《禹碑》现在已能确定主要内容就是古版《洪范》等等文本之文眼，杨慎的解读完全是因科考八股文习惯而做地牵强附会。为杨慎站台的明代各地翻刻禹碑，也都被杨慎所误导。都是以讹传讹，甚至可以说是都变成了一场不伦不类闹剧笑话的参与者。

那么，杨慎的解读错误，究竟是失误，还是主观故意呢？

这又关涉几个问题。

杨慎之前，是否有人正确解读过《禹碑》？

比如，宋代王安石变法派这些人。现在最早的《禹碑》就是他们临摹刻制的，王安石变法纲领就是《洪范传》。他们刻录的版本，其形制明显与《洪范》文本相关。要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禹碑》与《洪范》的关联，似乎很难说得过去。

当然，要让他们一个个的字符讲清楚，一个符文为何是这个字而不是那个，恐怕他们也办不到。毕竟，这东西就是个孤本，宋代时，甲骨文还没出土。中间断档太多了。

同样，杨慎即便略知禹碑与《洪范》关联，他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吗？

杨慎即便能解决一二，但他还有时间吗？

最后，杨慎和宋代、汉代的儒士，知道禹碑与《洪范》关联后，他们当时敢公之于众吗？

这就转回到那个难解之谜了，禹碑与《洪范》、《尚书》的关系，为什么一千年乃至两千多年来一直要被人们隐藏掩盖埋没？

杨慎与禹碑关联年表：

嘉靖三年，四朝元老二朝首辅杨廷和“致仕。”同年，杨慎(杨廷和子）发起二百余朝臣抗谏，掀起大议礼政潮。杨慎被流放云南，“永不叙用”。

嘉靖八年，杨廷和去世。

嘉靖十三年，长沙兵备道张素(张碧泉)将拓印《禹碑》带给杨慎。同年，帮嘉靖打赢大议礼政争的宠臣，杨氏政敌首辅张璁多次请辞。

杨慎这时已流放十年，年已五十。

嘉靖十五年，杨慎“解读”《禹碑》，并作序文、诗，广寄友人。各地开始摹刻禹碑。

二、

东晋时梅赜献书，但所献书却成了所谓伪古文《尚书》，最后，伪古文《尚书》长期都成为了官方定本。

明代，杨慎解读禹碑后，各地从此广为翻刻。且翻刻禹碑大多参考了杨慎之释读，改变了宋代禹碑原来之排列形制，误导后人甚多。

两者之情形，颇有一些相似可类比之处。

以杨慎之解读“有误”而论，既疑似并非其本人主观故意误导，又难逃掺入诸多个人政治因素考量之嫌疑。

以此类推，当年梅赜献书“作伪”之真实情形，也许亦如是然。既并非全然本人主观故意（他吃太饱撑的？），但显然也有个人或古文《尚书》学派政治因素考量掺入其中。

当然，梅赜献书、伪古文《尚书》与东晋时又一位孔安国不无关联，这背后涉及的秘密，可能性又更复杂了。

杨慎之解读，除了试图与嘉靖帝、大议礼后当权派开新战场较劲，检阅当年集体挨打屁股的队伍，重新吹一次集合号。但他应该与孔家人没有太大关联，也就与传国传世秘宝无关系。他的解读，大概率不是主观上故意误导，以进一步掩盖传国传世秘宝。虽然他父亲是四朝学士三朝辅臣二朝首辅，甚至还在四十多天时间没有皇帝的空窗期里当了"代理皇帝"，他们父子俩应该知道天下间所有"秘密"。

给禹碑蝌蚪文字造成了实质误导、掩盖，但杨慎这次甚至已不是杨家人的第一次了。

隋文帝杨坚之时，就改汉南岳天柱山为今南岳衡阳衡山。这次改封，也将汉代文史资料中金册玉牒、禹碑与蝌蚪文字三者之间的关联，不经意地掩盖了。后世人已很难想到蝌蚪文字与金册玉牒之间的联系。

杨慎的解读，更彻底斩断了蝌蚪文字与《洪范》《尚书》文本之关联。因为他的示范，五六百年来解读禹碑都是在按八股文拼凑习惯，强行佶屈聱牙，牵强怪字附会僻文。

杨家人里还有一位才子，也与"碑文"发生过关联。汉末三国时的杨修，比曹操更快地猜出了"绝妙好辞″，谜语碑文的谜底。他这份"猜字"过于敏捷的特殊才华，或许也是一条最终必定被曹家人宁杀错不放过的理由。

《尚书》专案组正式成员固然不得善终，候选成员，也会受到另类对待，提升危险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