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闲聊：另眼看WG中的周总理--一个普通人的祭奠 -- 起于青萍之末

【1975年7月1日这一天，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的客人。会见结束后，工作人员见杜修贤没有走，就赶快叫住他，为大家照一张合影。

　　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总理合影留念，但一直见总理精神不好，没有敢提。今天大家见周总理精神特别好，又看摄影记者走得迟，于是乔冠华就向周总理提了这个要求。没想到周恩来一口就答应了。

　　杜修贤知道总理有重病，不能让他多站立，于是迅速调整焦距，对好光圈，连着按了几张。拍摄完，大家三三两两地准备散开……猛然，大家被总理的声音震慑了，其实这不过是非常平缓的声音，却让大家惊恐万分：

“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谁也不相信这话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的，大家愣愣地望着总理那平静和蔼却郑重其事的面孔，说什么也反应不过来，万般谨慎的总理怎么会说这样的话？

　　霎时，大厅陷入沉寂，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惆怅!

　　工作人员都知道总理从不随便谈论有关自己命运的话题，历来都是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如果不是气愤之极，不是忍无可忍，他是绝不会讲这番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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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周总理的侄儿周尔鎏，曾经出版过一本书，叫【我的七爸周恩来】，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出版。此书披露了一些东西。

周尔鎏是周总理除弟弟周恩寿以外，唯一一个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亲人。在中央对外文委工作，南开大学英语系毕业。

其中一段话，表明周总理在1974年“处境险恶”。

【1974年，邓颖超曾和周尔鎏有一次特别的谈话。

“1974年春天，七爸不仅是重病缠身，同时他在政治上还处于一个危难的时刻，七妈避开周围耳目，单独嘱咐我配合他们作最坏的准备。”

周尔鎏感到，这次谈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七爸七妈对他的最后嘱咐。

这一次谈话，周尔鎏在书中形容为“特别的谈话”。

他在书中回忆，“1974年的这次谈话，七妈避开秘书和身边工作人员秘密地打电话约我个别见面。她用了很长的时间让我详尽地汇报‘文革’以来我的遭遇和表现，看来她对我的情况早就有所了解。”

周尔鎏向邓颖超谈到康生和江青后，邓颖超说道，“至于你提到康生，他称外事口的工作不仅是‘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少），甚至无限上纲为‘三降一灭’（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你说他将矛头除明显指向王稼祥同志外还指向七爸这是对的。‘四人帮’也是这样，我们没法跟别人讲，这次就要跟你讲彻底。江青她就是反你七爸的，看来是狼子野心，有点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总理已染重病在身，居然还受到这种恶毒的污蔑和攻击，你作为侄儿并且一度是外事口的干部，对你七爸非常了解，对这样极不公正合理的遭遇当时是会感到义愤的。其实不仅如此，这不幸的遭遇也可能会降临到你和你的家庭，这也是七爸让我再次特地召见你的原因之一，希望你预作[B最坏的][/B]准备……北京的形势如何，七爸的病情如何发展都很难说。”周尔鎏在书中回忆邓颖超的谈话。】

什么是“最坏的准备”？

叶群有个亲弟弟，在解放战争时期，就已经是我军的一个部队干部，好像是营级干部吧。后来他在战斗中牺牲。他的遗孀嫁给了他的一个战友。当时他的遗孀已经怀孕，后生下来一个遗腹子，也就是叶群的亲外甥。没有来往，叶群只是在文革时期，远远的观察过自己的这个外甥，算是见过一面。此外甥后来也参军了。

文革后期，林彪倒台以后，这个和叶群根本没见过面的外甥，也被隔离审查。厉害不？

周总理如果倒台，周尔鎏这个亲属铁定的会被捕。

所以，谈话后，周尔鎏回去把周总理和他的一些书信啊合影啊什么的，烧了很多。预做准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