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程碧波：纹明，《几何原本》来自中国的证据及其在西方的错误传播 -- hwd99

因此，基督徒能否阅读异端书籍，并不是一个原则性的问题，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其因势利导。而且在政教分离的环境下，教会显然也不可能制定“禁书目录”，以阻止各类异端书籍的传播。——《可以阅读异端书籍吗？》

主要的古典文本，稳固地存在于课程中，信教和不信教的人都在读；但是其他文本的传承随着基督教一统天下就变得岌岌可危，因为大众在完成教育后，就不再有阅读异教书籍的兴趣。或曰教会曾正式对异教书籍实施审查，并予以焚毁。即便真的曾经有过这种政策，那也得过很长时间才能达到想要的效果；7世纪的埃及仍在读萨福的诗（P.Berol.5006)。焚毁异教书籍之事偶见载籍；据说363年至364年之间皇帝约维安（Jovian)曾烧了他的前任皇帝朱利安在安条克所建的一个图书馆（Suda，s.v.Iobianos)。但这只是孤立的报复事件：这种破坏的激情往往是针对基督徒叛教走向异端的作品，在4一5世纪曾有过几次焚烧异端书籍的仪式性篝火。

整个拜占庭时期，教会的态度基本保持不变。古典作家继续保持其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高层神职人员中的杰出成员历来都是古希腊文的优秀学者。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曾经有过图书审查制度。人文主义者佩特鲁斯・阿尔居欧尼乌斯（Petrus Alcyonius，1486—1527)的那个非常有名的说法——大意是教会当局造成了异教诗人文本的烧毁——并没有其他证据的支持；这个说法源于拜占庭流亡者德米特里・卡尔孔狄勒斯（DemetriusChalcondyles，1423—1511)的一个评论，没有理由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信息来源。所提到的作品有许多在黑暗世纪结束前极可能就已经因为其他原因亡佚了。拜占庭教会着意要毁掉的只是异端所写的书籍；例如1117年当大主教尼西亚的优斯德拉提乌斯（EustratiusofNicaea)在检查与亚美尼亚使徒教会的观点相反的言论的时候，发现圣西里尔（SaintSyril)的著作中似乎包含有异端倾向，而当圣西里尔的著作开始发行的时候，他向教会当局提出这一问题；教会当局下令，四十天之内所有的副本都必须送到圣索菲亚大教堂（SantaSophia)销毁。又如1140年牧首听说有一个修士的异端著作在流传；经搜检后，找到了三个副本，付之一炬。反过来讲，还没有发现教会针对某一篇古典文本采取极端措施的实例；即便深恶痛绝的叛教皇帝朱立安的著作也保存了下来。最接近图书审查的措施是在11世纪末出现的，当时哲学家约翰・伊塔卢斯(JohnItalos)极其热情地宣讲柏拉图，以致于教会当局发布了一条教令，要求所有信教的人，应当将他们对柏拉图的兴趣限定在其文体上，不要去理会对话录的哲学内容。——《抄工与学者》P52-3

在唐皮耶禁止的命题中，迪昂认为有两项对自由意志的束缚特别包含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本质。一个命题是“上帝无法沿直线推动天空，因为这样一来会留下真空”；另一个命题是“第一因不可能创造出多重世界”。迪昂把唐皮耶针对这两个异端命题的禁令夸大成为一个意义深远的论题：

　　艾蒂安・唐皮耶及其委员会在强烈谴责这些命题时宣布，为了服从教会的教导，并且不违反上帝的全能，必须拒斥亚里士多德主义物理学。这样一来，他们暗中要求创造一种能被基督徒的理性所接受的新物理学。我们将会看到，14世纪巴黎大学那些最杰出的人物都在朝着构建这种新物理学而努力，从而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基础。——《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P343

　　然而，从19世纪中叶开始，关于科学与宗教的讨论渐渐呈现出我们熟悉的样貌。不仅如此，它们的关系越来越被描述为一种冲突。此外，当历史视角被引入时，人们认为宗教和科学是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特征，历史的进程可以通过它们持久的冲突关系来理解。于是，与现代科学观念的出现相伴随，这种新近出现的观念被扭曲地投射到过去。这相当于为了巩固新近出现的边界而构建一种历史。

　　这种“冲突神话”的发明现已成为科学史家的常识，但它值得一讲再讲。该神话的两位首席设计师是约翰·威廉·德雷珀（John William Draper，1811－1882）和安德鲁·迪克森·怀特（AndrewDicksonWhite，1832－1918）。德雷珀是美国化学家和业余历史学家，他在1875年出版了有创意的《宗教与科学冲突史》（Historyofthe Conflictbetween Religionand Science）。怀特是康奈尔大学首任校长，他紧随其后撰写了两卷本的《基督教世界科学与神学战争史》（History of the Warfare of Science with Theology in Christendom，1897）。在此期间，德雷珀和怀特罗列或构造了现在流行的大多数冲突神话，表明宗教对科学产生了公认致命的影响——中世纪基督教不支持科学，教会禁止人体解剖，教皇加里斯都三世（CallixtusIII）革除了哈雷彗星的教籍，古代和中世纪的思想家相信地球是平的，日心说因为使人从宇宙中心降级而遭到抵制，伽利略遭到宗教裁判所拷问和监禁，教会反对接种疫苗和麻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遭到宗教人士的普遍抵制，等等。这些情节中有许多纯属捏造——地球是平的这一神话也许是最过分的例子。其他一些情节则有不可否认的历史基础，但其构造方式会使当初的历史人物感到莫名其妙。例如，伽利略毫无疑问受到了宗教裁判所的审讯，并且被迫宣布放弃哥白尼的假说。但把这作为科学与宗教冲突的例子来引证是误解了当时的背景。首先，天主教会赞成当时的科学共识，它基于现有的证据认为地球静止于宇宙的中心。就此而言，将这一情节称为科学内部（或者更严格地说是天文学与自然哲学内部）的冲突、而不是科学与宗教的冲突也许要更好。第二，最早利用伽利略事件为宣传服务的是新教徒，他们试图以此来败坏天主教徒的名声，因此，这件事最初在宗教内部的冲突中发挥了作用。与此相关的是，哥白尼最早提出假说比伽利略受审大约早八十年，因此，新教改革的背景是理解教皇为什么在这个特定时间采取措施的一个关键。最后，即使可以将它构造为科学与宗教的冲突，对伽利略的谴责也并非天主教会对待自然研究的典型态度，因为在当时，教会是天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支持者。

　　但这些之所以是神话，不仅因为它们在历史上是可疑的，而且也因为它们履行了神话的一个传统功能，那就是使某种对现实的特定看法和社会习惯有了合法性。难怪科学史家虽已作了大量努力，这些神话仍然挥之不去。与此同时，这些神话也有助于巩固宗教的边界，在支撑现代科学的身份方面，宗教扮演了负面角色。于是，德雷珀和怀特都坚称，科学和宗教是西方的历史和思维方式中持久的对立方。德雷珀告诉我们，“科学史讲述的是这两种竞争力量的冲突”。怀特也类似地谈到了“人类思想演进过程中两个时代——神学时代和科学时代——之间的冲突”。在德雷珀和怀特看来，各门科学中间缺少一种内在的统一原则，这一点可以通过宣扬一种否定定义来弥补，这种定义通过科学不是什么或者它在反对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宗教——来理解科学。这类似于那种克敌制胜的老办法，即通过共同聚焦于一个外部的敌人来团结一个民怨沸腾的国家。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在《1984》中虚构的大洋国持续发动的战争对于该国的完整至关重要，科学与宗教之间发动的虚构的历史战争也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需要，即巩固新的科学边界和加强内部的凝聚力。——《科学与宗教的领地》P2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