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谈谈欧盟 -- qdst2008

理论工作要面向实际*

（一九八八年三月十日）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进一步解放思想，面向实际，开创上海理论工作的新局面》的主要部分。

江泽民同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今天，我们召开上海市理论工作座谈会。这是继上海市文艺创作座谈会之后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是以实际行动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把党的理论建设摆到我们市委和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调动理论界同志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动脑筋，激励探索，充分发挥上海理论界学科齐全、人才众多的优势，促进上海的振兴。

下面，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理论指导

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是又一次革命。我们的实践已经证明，以改革总揽全局，整个经济生活就会出现微观搞活与宏观控制相互促进、速度与效益相互统一、稳定与发展相互推动的局面。而改革和建设又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指导。这是因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理论来自实践，是实践的总结，又是实践的指导。

我们党是懂得并且重视理论工作的这种重要性的。总结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什么时候思想上比较解放，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我们的事业就充满生机和活力，就能从胜利走向胜利；反之，什么时候思想路线不对头，理论上出现重大失误，我们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由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的基本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2）的精神枷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新的解放，开始在实践中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同全国理论界一样，我们上海广大理论工作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同我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理论工作者的这个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理论上的正本清源，推动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中的拨乱反正；第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促进了改革开放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第三，在开展两个文明建设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第四，在基础理论和学科建设方面也有开拓性建树。

理论工作在改革开放中所发挥的上述这些重要作用，充分表明我们上海的理论队伍，包括理论研究和理论教育、理论宣传队伍，是一支有实力、有活力、有战斗力的队伍，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可以信赖的队伍。而且，上海的理论队伍还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知识面宽、敏感性强、同上海党政领导关系比较融洽等特点。这就为我们携手共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当然，作为理论工作者自身，也应该如实地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主要是理论对实践的先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理论往往滞后于实践。总之，进一步搞好上海的理论工作，要求我们理论部门和各级党政领导都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尊重理论，尊重理论工作者，把我们的领导工作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第二个问题：当前理论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

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3）。当前，理论工作面临的严峻挑战主要有哪些方面呢?我感到，在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方面，上海面临的主要问题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深化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理论建设工作。

党的十三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这一理论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理论的重要的基础的组成部分，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来的，是从研究国情、探索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来的，是从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来的，是从全面改革、寻找最根本的理论支柱而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迅速地被人们所接受，显示了这一理论的生命力，但这决不意味着这方面研究工作的终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虽然已经提出，但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方面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阶段中各种社会矛盾及其演变发展的规律，以及现代化建设各个领域的具体规律，我们目前还处在知之不多、知之不深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紧紧跟踪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跟踪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分析新情况，研究新矛盾，进行长期的锲而不舍的有质量的深度研究。在这方面，我们要多些勇气，少些禁忌；要多搞一些开拓性研究，从自觉不自觉地以书本或外国模式作为立论的根据，转向以我国现实国情和上海市情作为研究的基础：要把着眼点从描述现实转到解决现实问题上来：要立足改革开放的实际，广征博采，发挥社会科学的能动性和实效性，对改革实践起到超前指导的作用。

为了便于同志们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想把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感受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供同志们开展研究时参考，同时也是向理论界的同志们求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问题上，我想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和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怎样把坚持党的优良传统同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统一起来，做到正确认识党风问题和正确解决党风问题。我认为，我们党的许多优良传统，即使在今天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形势下也仍然是要坚持和发扬的。比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干部的民主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等等。有些观念和做法，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了，则不应该固守，要适应新情况。但是，这又要考虑到政策许可和群众心理承受能力问题。

我们总的要求是，经济要繁荣，党政机关要廉洁。这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问题是，在实践中，在具体问题上，这两者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理论上怎么说清楚，要大家共同研究。

二是在所有制问题上，怎样正确处理搞活国营企业同发展乡镇企业的关系问题。国营企业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骨干力量，上海三百四十三家国营大中型企业，年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六十七。但是，国营企业在当前经济发展中恰恰普遍缺少活力，有的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究竟采取什么办法搞活，这涉及所有制理论问题。

三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在分配方式和分配政策上，怎样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关系的问题。现在，工人阶级作为主力军的积极性如何保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合理调节社会成员的收益分配，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乃至更为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理论方面，我也想提出一些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比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如何把我们党建设好，包括如何看待端正党风和搞活经济的关系，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怎样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怎样看待竞争意识和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党性有没有时代特征；怎样衡量新时期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共产党员可不可以先富起来。这些问题都与新时期党的建设密切相关，是不能回避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问题很值得研究。比如，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怎样处理民主和效率的关系，民主政治建设与商品经济发展有些什么内在联系。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教育问题同样很值得研究。比如，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应该根据什么样的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来教育青年学生，等等。总之，以现实国情为基础，以生产力标准为评价尺度，广泛开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对我们的学风是一种改造。而且，开展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又可以从多方面促进理论自身繁荣发展。我希望上海理论界的同志们振奋精神，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这方面被你说明的问题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

第二，围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开展卓有成效的理论研究、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

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我们已经在实行对外开放这个基本国策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今后，我们必须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党的十三大以后不久，党中央就提出了加快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个战略，不只是地区性战略，而且是全国性战略。实施这一战略，是我们落实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建设和改革任务的一个重要环节。它使我们有可能利用国际市场，互通有无，调剂长短，走出一条平衡经济的新路子，改变过去那种只能按短线平衡而缩短长线、压低速度的老办法。近两个月来，我们遵照邓小平同志关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要放胆地干，加速步伐，千万不要贻误时机的指示（4），正在积极研究如何大进大出、加速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问题。

那么，在推动上海向外向型经济转变方面，有哪些紧迫而现实的课题亟待我们上海的理论工作者去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帮助决策部门果断地加以决策呢?在这方面，我也把自己在实践中碰到的一些问题提出来，向同志们求教，希望同志们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帮助我们改变“有理讲不清，有招拿不准的状况。我想到的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是优势和劣势的关系。作为代表我国先进生产力的沿海大城市，上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确有不少优势，像地理位置、外贸口岸、信息集散、工业门类配套齐全、科技文化实力较强、劳动力平均素质较高等优势。但是，上海也有不少劣势，明显的劣势至少有三条。其一，上海全民所有制企业比例过高，普遍活力不够。其二，上海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相当有效率”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在全国来说可算是最完备的。

在这种经济体制下，大进手续繁琐，大出关卡林立，许多事情要按国际竞争的惯例去做，一做就行不通。其三，上海企业的国际化程度普遍很低，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如何有效克服这些劣势，使上海的优势得到更充分的发挥，这是需要理论工作者潜心研究和回答的。

二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关系。有些同志提出，上海的外向型经济格局应该同沿海其他地区有所区别，要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结合起来。我也觉得应该结合。从目前实际条件出发，应该重点推动科技与乡镇企业、中小企业相结合，大量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及劳动密集与技术密集相结合的短、平、快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从长远看，我们还要力争有较多的高技术产品出口。

三是贸易创汇和非贸易创汇的关系。近年来，上海在扩大贸易创汇的同时，无形贸易创汇即非贸易创汇也出现了良好的开端。贸易创汇和非贸易创汇的关系应该如何把握，有哪些具体的方针政策问题需要加以研究，也要理论工作者来研究阐明。

四是国营外贸机构和非国营外贸机构的关系。广东等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劳动密集型产品一般是小批量、多样化和分散经营，这类产业很难由国家和统一的外贸机构来搞，必须有一个广泛的中间层次。我们上海许多出口企业普遍反映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最感头痛的是信息屏蔽，外贸的主要信息往往被一些外贸单位所垄断。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外贸体制改革入手，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一方面，要发展大批民间的外贸中介公司，并允许新的代理商和中间人在经济领域里活动，改变国营外贸机构独家经营的状况。

另一方面，要积极发展同国外企业（包括国际性财团）的联系，组建跨国公司，利用它们的销售渠道，扩大产品出口。

五是参与国际竞争和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关系。要参加国际大循环，要求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互相接通，并且在生产和经营管理的制度、方式等方面作相应的调整。要形成一个符合国际规范、有活力、高效率的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至于这是个什么样的机制，如何形成这样的机制，有哪些国际惯例，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目前我们在认识上还没有搞清楚。希望理论工作者对这个问题加以认真研究，并给予科学的说明。

六是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关系。我们说，沿海搞“两头在外”（5），也不是绝对的，适合于用内地资源的仍然要用。因此，上海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要继续加强与内地的横向联系。上海要充分发挥对内对外两个扇面辐射的作用。而要向外辐射，不搞内联是不行的。只有加强同各兄弟省区市的联合，上海才能不断增强开拓国际市场的力量。今后，上海很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即：对外开放，主要是提供有形产品；对内开放，主要是提供无形产品，把上海的技术、管理经验和生产能力更多地向内地转移、扩散。上海应该妥善处理好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关系，并解决好地区利益的平衡问题。这方面也有大量课题有待理论工作者去研究探索。

七是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关系。发展外向型经济，必然会大大扩展上海的开放度、涉外度，从而客观上必然会产生一个经济开放和文化开放的关系问题，面临物质文明建设怎样与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问题。

八是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关系。发展外向型经济，需要改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等，这都属于物的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加强人格再塑和文化氛围建设，这属于人的因素。在向外向型经济的战略转变中，如何重视人的因素，加强人格再塑和文化氛围建设，帮助人们形成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体系，尽快适应外向型经济条件下的新生活，也是我们理论工作者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九是战略研究和战术行动的关系。过去，我们的习惯思路老是花很多精力去研究一套完整的战略，然后再向中央要求配套的政策，上面不给政策就一个劲地等，等到上面给了政策再小心翼翼地去做。这种习惯思路常常贻误战机。因此，现在最要紧的不是坐而论，而是起而行。要在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尽快拿出大动作，走出新步子来。

十是发展外向型经济和配套改革的关系。为了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必须在外贸体制、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配套改革，凡是不适合外向型经济要求的规章制度都要抓紧改。没有这些条件，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就会落空。

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有理论问题，而大量的是实际问题。即便是实际问题，也可以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来加以研究。

当前，上海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别需要有创见的理论作指导。

综上所述，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研究也好，还是外向型经济的战略研究和对策研究也好，其实质是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对资本主义进行再认识，也是对当代世界、当代中国和上海进行再认识。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大而言之，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球籍”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究竟有没有优越性和吸引力的问题；对上海来说，关系到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我们要有这样的危机感。只有清醒地认识危机，才能激发起紧迫感、使命感、责任感。危机就是挑战。今天的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机会与挑战一起出现。抓住机会，战胜危机，迎接挑战，特别需要以理论为先导。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上海理论界的同志们寄予莫大的希望。以上讲的都是应用理论或政策方面的研究，这决不是说，凡是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没有直接关系的思想理论问题就可以不去认真深入地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决不能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如果说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是数学、物理、化学的话，那么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应该是各学科的基本理论和产生这些理论的哲学、历史、社会、文化背景。理论工作要取得巨大进步，这些研究都是不可缺少的。

第三个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繁荣和发展理论事业

当前，我们正面临着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新形势。解放思想，稳定经济，深化改革，其目的都是使我国生产力获得更大的解放。从当前上海的实际出发，应该着重在哪些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呢？最近，市委常委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我们感到：第一，要从老大自居的自满思想中解放出来；第二，要从埋怨畏难情绪中解放出来；第三，要从固步自封的保守思想中解放出来。以上这三种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加快上海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极大障碍，也是当前解放思想的重点所在。针对以上三种思想障碍，当前在经济发展方面要着重转变四个观念：一是从产品经济观念转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观念上来，二是从内向型经济观念转到外向型经济观念上来，三是从过去习惯于中央财政统收统支的观念转到地方财政包干的观念上来，四是从习惯于单纯的行政性管理转到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管理方法相结合上来。

我们做实际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从轻视理论、单纯依靠经验决策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充分认识理论工作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的重要地位，真正在头脑中把理论放到重要位置上。不但要注意强化自身的理论意识和理论思维，提高理论素养，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增强自觉性，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支持理论工作者的研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来说，则要从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中解放出来。现在，一部分理论工作者中还存在着轻视实际的倾向。有些同志认为，理论研究如果联系实际很紧密，就没有学术性，缺乏学术价值。这种情况值得研究。纯学术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对我们理论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是需要的，排斥或压抑任何一方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同时，也必须指出，现在也确有一部分同志对理论联系实际存在一定的顾虑，认为理论研究结合实际容易犯错误，因此一提研究现实问题，往往“心有余悸”，或者“心有预悸”。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但又是大可不必的。在理论研究中，应该抛开种种顾虑，鼓足探索的勇气，让理论放出耀眼的光芒来。

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离开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解放思想便无从谈起。在理论工作中发扬民主，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理论的繁荣创造良好的环境。理论只有在争鸣中才能获得生机和活力。历史已经证明，在理论研究中，搞所谓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必然是钳制人口，万马齐喑，窒息思想，其结果只能导致理论的枯萎。

因此，要贯彻“双百”方针，必须结束过去那种在理论研究中“定于一尊”的局面，破除封建意识，倡导学术民主和理论民主。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学术和理论面前同样人人平等。实践是判别理论是非的唯一标准。对一些重大的敏感的理论问题可不可以研究呢？我认为，理论研究不应该有禁区，应该让理论工作者畅所欲言、言无不尽。当然，理论研究与理论教育和宣传是有区别的。在宣传上，我们要慎重，要注意一定的范围，特别要注意社会效果。有些不宜公开的理论研究，可先在内部刊物上进行讨论。

正如允许改革实践有失误一样，我们同样也应该允许理论探索有失误。对理论探索中的失误，坚持不打棍子、不扣帽子、不装袋子，不把理论是非与政治立场相混淆。但是，我们对那些确实偏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同志，该提醒的要提醒，该打招呼的要打招呼，使他们更好地掌握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克服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

解放思想，繁荣理论，还必须尽可能为理论工作者创造有利的工作生活条件，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科研经费不足的问题，必须认真搞好理论队伍建设，必须大力加强全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的组织协调工作。我希望，广大理论工作者与我们共同努力，使上海的理论队伍真正成为一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能够自觉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并始终走在改革开放前列的队伍。

邓小平同志近几年来总是鼓励我们要勇于改革，勇于开拓，不要怕担风险。这是邓小平同志一贯的正确的主张。当着经济振兴的重大机遇到来的时候，很需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胆识和勇气。我们虽然面临着许多新的困难，但我们具有克服困难、排除各种障碍的勇气和力量。我们深信，只要始终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依靠广大理论工作者的辛勤劳动，下定决心，急起直追，深入专业，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知彼知己，力戒空谈，我们就一定能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新贡献，一定能为改革开放、振兴上海作出新贡献。

注释

（1）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

（2）“两个凡是”，指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提出的“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3）见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9页）。

（4）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三日，邓小平在一份关于加快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报告中批示：“完全赞成。特别是放胆地干，加速步我，千万不要始误时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8页）

（5）“两头在外”，指把生产经营过程的两头，即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都敏在国际市场。积极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