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谈谈欧盟 -- qdst2008

关于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p198)

（一九九二年六月九日）

*这是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深刻领会和全面落实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精神，把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搞得更快更好》的一部分。

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而建立新经济体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要正确认识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是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更加重视和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历史经验说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实现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不可逾越的阶段。充分发展的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充分发育的完善的市场机制。那种认为市场作用多了，就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担心，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正确的。一九九○年底，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

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

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谈话中把这个问题讲得更简明、更深刻了。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

关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恩格斯在他晚年就已开始察觉到了这个问题。一八九一年，他在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时指出，资本主义托拉斯的出现，标志着生产的无计划性没有了。他说，纲领草案中所说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修改”（3）。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也曾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发展，一般垄断转变为国家垄断（4），从而“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5）。列宁又说：“关于资本主义问题的提法，不估计到托拉斯的作用，却说‘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无计划性’，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6）我引用恩格斯和列宁的这些话，是想引起同志们进一步注意，注意加强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变化情况的研究，以利于分清哪些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哪些不属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点。

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凯恩斯主义（7）出现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也就是明显加强了对经济的宏观控制。凯恩斯强调对全社会进行总需求管理，特别是利用财政政策来调节总需求，这对挽救三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的大萧条起了重要作用。此外，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8）还强调通过累进式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馈赠税进行收入再分配的调节。这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除了各企业内部加强了计划性，在宏观层次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计划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例如，日本先后制定了九个经济发展计划，法国也连续制定了十个经济发展计划。这些都说明，不少资本主义国家是很注意对经济活动进行计划控制的。因此，我们同志的思想不能再停留在过去的概念上了，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当然，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

关于“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通过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应该说我们有了更深切的体会。我们把市场机制引入经济生活，给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增添了生机和活力，对加快经济发展起了显著作用。过去，我们往往只看到市场的自发性方面所带来的一些消极作用，而很少看到市场对激励企业竞争、推动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特别是看不到市场也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方式，看不到它对优化资源配置所起的促进作用。这显然是一种认识上的片面性。大量事实表明，市场是配置资源和提供激励的有效方式，它通过竞争和价格杠杆把稀缺物资配置到能创造最好效益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带来压力和动力。

而且，市场对各种信号的反应也是灵敏迅速的。正因为有这些优点，所以市场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已为社会主义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过去对市场的片面认识和偏见正在被抛弃。当然，我们强调充分看到市场的优点，并不是说市场是全面的、万能的。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

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对计划和市场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党的十二大时，讲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党的十三大时，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提出了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我这里讲的是党的正式文件中的一些提法，至于学术界、理论界在讨论中的不同意见、不同提法就更多了。最近，经过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谈话，在对计划和市场、建立新经济体制问题的认识上又有了一些新的提法。大体上有这么几种：

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发展变化，包括出现不同意见、不同观点的讨论，这是正常的，说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特别是对一些重大问题，往往总是要经过反复认识和反复讨论，并通过实践不断总结提高，才能得到比较科学的认识。

现在，可以这样讲，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总结国内外经验，我们对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实践上的认识，已经比较成熟了，在全党也进一步统一了，完全可以进入加快实施的阶段了。

上述这几种提法，究竟哪一种更切合我国的经济实际，更易于为大多数同志所接受，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还可以继续研究，眼下不必忙于作出定论。不过，我想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都赞同的有关经济体制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于进一步统一全党同志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而且，前面已讲到资本主义经济也并不是无计划。所以，我觉得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可以为大多数干部群众所接受的。虽然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但也与中央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大家基本上是赞成的。当然，这还不是定论。不管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最后确定哪一种提法，都需要阐明我国社会主义的新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我认为，主要特征应该有这样几个：一是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二是在分配制度上，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防止两极分化；三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上，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合理调节社会分配。

要加快新经济体制的建立，当前必须抓紧解决好几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切实实行政企职责分开。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组织协调、提供服务和检查监督，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保证经济总量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与布局的协调。

政府部门不得再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具体事务，一定要使微观经济放开搞活，同时搞好必要的宏观调控。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孤立地实现。

二是抓紧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真正推动企业走上市场，使它们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成为真正的法人实体，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达到责权利相统一。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转换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进一步探索和选择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的过程，这些形式应该是多种多样和正确有效的。

这就需要在实践中继续大胆试验，取得成功经验后，就加以实行和推广。国家直接经营形式（一部分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须由国家垄断的企业）、承包经营形式、股份经营形式、租赁经营形式等，都可以区别不同国有企业的情况，在不同范围内有选择地加以实行，并不断总结经验，使它们逐步完善起来。不管采取哪种经营形式，目的都是把国有企业真正搞活搞好，使它们不断提高竞争能力和增强发展后劲。

三是适应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要求，切实更新计划观念，转变计划管理职能和方式，使计划能够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变化。同时，要更多地运用经济政策和经济杠杆引导和调控市场健康发展。

四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市场，建立统一的完备的社会主义市场。这就要求我们的主管部门和有关方面，必须共同配合，一方面努力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在继续发展商品市场特别是生产资料市场的同时，积极培育包括股票和债券等有价证券的金融市场，发展技术市场、劳务市场、信息市场、房地产市场；另一方面努力健全和严格执行市场管理制度，以利于形成和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

五是加强经济法规和经济运行所必需的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既要加强和完善“硬件”的基础设施，如通讯、计算机网络、银行、交通等；又要健全和完善“软件”的基础设施，如规范的会计、审计、统计、税收等，以保证社会经济活动能够有秩序地运行。

注释

（1）见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2）见邓小平《在武吕、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3）见恩格斯《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新的译文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8页）

（4）参见列宁《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5）见列宁《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原文是：“现在资本主义正直接向它更高的、有计划的形式转变。”（《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6页）

（6）见列宁《为维护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讲话》（《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5-436页）。

（7）凯恩斯主义，是以凯恩斯为创始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八八三——一九四六），英国经济学家。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三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他提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观点，认为只要国家采取适当政策，调节经济，增加有效需求，就可以消除危机，解决失业问题。他主张，国家必须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以增加投资，刺激消费。一九三六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出版，标志着凯恩斯主义形成。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英美等国的经济政策，对现代改良主义的理论和现代庸俗政治经济学，都有很大影响。

（8）后凯恩斯主义，即现代凯恩斯主义。一九四六年凯恩斯去世以后，他的追随者坚持凯恩斯的基本思想，并在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方面作出了许多补充和调整。凯恩斯追随者由于理论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不同而分成了不同流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以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为首的新剑桥学派和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首的新古典综合派。前者又称“凯恩斯左派”，后者又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