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写在上海转折时：WG和动态清零 -- 审度

一般看到这种无限道德拔高的货，我远远躲开；审度大哥你勤于思考，可是在疫情这事上犯糊涂，我就教教你，my pleasure。

首先从最简单的思维实验开始。我说的二十万是按新加坡新冠死亡率折合成我国人口。新加坡实际死亡率还要比这个高一点，但多数是Delta造成的。所以对O记的致死率，我折中了些。好，就说二十万，你问我：

为什么认为那些人应该死？

那么如果这个数字变成二万，二千，二百，二十呢。你是不是还要问，为什么这二十人该死？如果O记在中国总共致死二十人，我们是否也要付出如此重大代价动态清零？如果你的回答是否定，那人命关天呢？道德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如果新冠毒性低到致死二十人，我们不可能继续锁国。所以，你这种“为什么那些人该死”的论调，无限进行道德拔高，尽显圣（gang）母（jing）风采，实则毫无意义。

然后我们再看另一个实例吧。中国每十万人中，有22人因交通事故死亡，折合成全部人口，大概十四亿人中有三十万的最终死因会是交通事故，这个数字与按新加坡水平估测的O记死亡数在一个数量级。现在封城的上海，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趋于零。将来放开之后，肯定又有人死于车祸。那我们为什么不取消机动车呢？人命关天啊。按你的说法，这三十万死于交通事故的，

为什么那些人应该死？本是可以避免的啊！？

更不用说，我们也有能力对流感清零啊，流感传染力不如O记，能闷死O记为什么不闷死流感？我们为什么对流感“躺平”？为什么死于流感的人就应该死，你的道德感呢？

好了，思维实验结束，我讲点稍微复杂点的，其实也很好理解。执行动态清零，虽然挽救了一些新冠患者的生命，但会有其他牺牲的。武汉上海这种情况比较极端，大家都看到例子，姑且不提。我要说的，是中国的二亿“自由职业者”。他（她）们是谁？是大量的农民工，和各种短工。他们的收入，很多在疫情期间大受影响，餐饮业，服务业，等等。而他们的经济基础薄弱，收入一断，可能他们得了大病的父母，就无法支撑继续治疗，可能提前死去。我说的是一种少数情况，但在巨大人口基数上，各种各样的少数情况会造成多少死亡？我依稀记得美国有个研究，记错了欢迎指正：经济增长每减少一个百分点，美国当年就会多死四万人。类似的观点，马前卒的睡前消息在2020年疫情初期就表达过。我国服务业都困顿成这样了，多少破产倒闭，要影响多少家庭。可能，审度大哥感受不到吧。虽然，这些经济困难导致的提前死亡就那么普通地发生，淹没在各种死亡中，但是，

为什么那些人应该死？

再说一个，2021年新生儿断崖式下跌。主要原因应该不是疫情，但是低收入者的收入受到反复封城、打击商业的影响，会不会也导致了一部分出生率的下跌，比如，在减少的大几百万新生儿中占100万？那么，

为什么那些婴儿不应该出生？

所以，政策的制定永远是利弊权衡；无限道德拔高非蠢即坏。

审度大哥可能觉得我不够明确表达自己真实观点，这儿就一次给您说清楚。首先，我支持这一轮动态清零，因为中国对放开没准备好：疫苗第三针覆盖太少，一些老人连二针还没打；特效药也没有备好；医疗资源分配不尽合理，很多地方没有合适的分级诊疗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放开，我们达不到新加坡的水平，死亡有可能会达到香港水平，即因O记损失超过千分之一的人口约150万，而且集中在短期发生，发生医疗挤兑，次生灾害导致更多人口死亡。

但是，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支持动态清零。这次伤元气伤民气的清零结束后，赶紧努力补齐原来工作的不足，做好准备，逐步放开。这里多说一句，为什么我国这些准备工作不尽如人意？因为对成功经验产生路径依赖是普遍真理。而我们，对清零产生了路径依赖。

最后再说个问题，一些人担心，开弓没有回头箭，万一再出现厉害变种，悔之晚矣。我这样认为，其一，变种出传染力高的病毒是大概率事件，而变种出毒性传染性双高的病毒是小概率事件。历史经验，比如1918大流感，以及这次的O记，都证明此点。但小概率也是有可能，说不定人类就这么背运。到那时，再次展示我国制度优越性的时候又来了，全国人民一起努力，承受些损失和痛苦，花6个星期闷死病毒，再次取得对其他国家的生产贸易优势。这时道德圣（gang）人（jing）们又要说了，在厉害变种肆虐初期死掉的人，

为什么那些人应该死？

道理早讲过，我们对这种言论绕道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