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新中国发展历程简述 -- 铁骑边塞

解放初期土改合作化

其实要想明了个人际遇，只有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加以观察，融入时代的大背景的中进行审视，才会变得清晰明白。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并见证着人类历史上波及人口规模最为广泛，变化最为迅疾的高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亲历着从数千年个体劳动的农业文明向现代协作的大规模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这一伟大变革并非源于偶然，而是人谋，是通过对政治制度，经济结构，社会组织形态，文化意识的深刻改造，从而激发出无比强大的力量，以排山倒海之势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极大地推进经济基础的变革。

这一变化迅疾，影响深刻的历史巨变，深深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的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催生了社会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并不可避免地促使思想观念的多元变化。个人选择同时也变的宽广起来

我想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根据个人的理解做简单的脉络梳理，只是个人才疏学浅，不足错漏和臆测在所难免，你如果没兴趣可一笑置之；有兴趣看的话，如有不同看法观点，还请示教，对错漏臆测之处加以斧正。

下面先从党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入手谈起。类似的决议在党的历史上还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另一个是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建国前党的历史三个决议没有任何歧义，现实中也没什么争议。有区别的是二0二一年年《决议》和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前三十年历史的表述。

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虽有相当肯定，但是否定也是突出的，尤其是对“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尤其是对“文革十年”的概述占决议的极大篇幅，进行了彻底坚决地否定，可以说是《决议》的重心，看上去不想总结错误经验，更像是对主席追责问罪。一九八一年决议的出台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那时改开甫一开始，需要海外华裔商人的支持，而他们国内亲属在反右和文革中受冲击较大。文革中受冲击和被打倒的老干部主导了中央领导层，，他们心有怨气怨恨，决议是在他们的主导下推出的，其中有现实的需要，有情绪的左右，也有揽功推责成分，更有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历史应该拉长距离去看方能清晰，所以后来邓小平对一九八一年《决议》评价说：“当时的《决议》有很大的唯心和违心“。

反观二0二一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建国后的前三十年进行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其历史地位和贡献与建国前的二十八年奋斗成就相当，也和改革开放后的成就相当。而对反右，大跃进和文革十年不仅不分篇表述，相反的却整体纳入一个极小段落，统共几百字而已，寥寥数笔带过，而且这几笔也是从一九八一年《决议》中照抄而来。这也明确说明目前中央的态度，面对如此反差，所以在二0二一年《决议》公布后，专门解释曰：原先通过的决议仍然适用。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立伊始，首先是在新解放区建立政权，进行土改，消除匪患，恢复治安，恢复经济。其重中之重既“土改“，新解放区土改大都进行的顺利迅速，只有广东，广西，福建三省进展缓慢，后来在中央的督促下，广西陶铸，福建叶飞也都很快赶上来，完成了”土改“，仅剩下广东一地仍然进展迟缓。当时叶剑英以中南局华南分局书记的身份主政广东，方方辅之，在广东推行”和平土改“，后来又调陶铸去广东，由于陶铸手脚受缚，工作难以推进，对于广东土改的怠慢，引起中南局的极大不满，中南局党委在《中南日报》刊文对广东”土改“政策提出批评，叶剑英看到后很生气，认为是不给他留面子，对此中南局常委邓子恢答复：正是给你留面子，才在《中南日报》刊文批评，如果不给你留面子的话就在《人民日报》刊发了。

毛泽东曾对新区土改工作批判当时广东、广西还有福建，是三个乌龟，1952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邓子恢、叶剑英、方方、陶铸等相关人员，议题是解决广东的“地方主义”。毛泽东说，现在福建，广西不是乌龟了，就剩下一个广东乌龟，会议上叶剑英作了检讨，方方受到降职处分。会后广东由陶铸，赵紫阳主持工作，另派大批干部南下广东，广东省从省到乡一级一把手全由南下干部担任，消除了地方主义障碍，使“土改“得以顺利进行。广东的”地方主义“有侨乡的因素，可福建同样也是侨乡，最大的因素其实是”宗族势力“，有言道建筑是”活着的历史“，我们可以从广州留存的广东76县陈姓合姓祠”陈家祠“，一直到韶关始兴隘子的围屋窥其一斑。

与南方新区紧锣密鼓的“土改“相对应，北方老解放区开始了组织起来的合作化之路。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提交了《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指出山西老区农村因经济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增长，导致互助组发生涣散解体及向富农方向发展，而不是向着现代化与集体化方向发展的问题。省委主张以“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进步因素动摇、削弱，直至否定农民的私有基础，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引导老区互助组向前迈进。而华北局的薄一波和刘澜涛，中央的刘少奇先后对山西省委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和否定。

就在山西省委的意见受到华北局和刘少奇的批评之际，毛泽东针对华北局尤其是农业集体化要以国家工业化和使用机器耕种为条件的意见指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从根本上肯定和支持了山西省委的意见。

一九五二年底新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完全恢复并有所发展，全国土改已经完成，土匪和反动会道门子基本被肃清，抗美援朝战争也已稳定，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大幕拉开，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在工业化建设方面，“一五“期间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随工业建设的铺开，工人人数剧增，一九五三年不可避免地引发粮食的严重紧张。原因有三，一是工业建设使城镇人口急剧增长，一九五三年全国城镇人口达7826万，比一九五二年增加663万，比一九四九年增加2061万。二是农民消费粮食速度加快，一九四九年农村人均消费粮食370斤，一九五二年增加到440斤。三是国家无法收购到足够的粮食，原因是私商贩运，农民存量防灾和屯粮惜售。

面对粮食严重紧张，毛泽东要求陈云负责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拿出具体办法，陈云提出“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配售”的方案（既后来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十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根据《决议》规定，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市场管理和中央统一管理四部分。

为了保证统购统销政策的顺利贯彻执行，需要政治组织的保证和农村基层经济结构的保障，这样合作化就成为必然。同时对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大国来说，粮食等主要农产品是当时国家仅有的轻工业主要原材料，国家发展工业的积累完全依赖于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和轻工业，这也是世界上任何实现工业化国家完成原始积累的必由之路。这样通过发展各种合作社走向农业集体化，是实现农业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在毛泽东看来，将地主的土地收归农民所有，这仅仅是第一步，还是没有改变农业的一家一户的分散的个体生产的性质，生产力还是受到束缚。而集体化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粮食等农作物产量的增加，能为加快国家工业化提供更多积累。

对此高层的认识是不同的，刘少奇主张发张供销合作社，反对农村的社会社会主义改造，上面已经提到刘少奇对山西省委的批评和否定，他认为农业生产互助组织不能发展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集体化道路应该是依靠城市，依赖强大的工业，应该先机械化后集体化，甚至提出四个达不到“农民觉悟程度达不到，生产力水平达不到，机械化水平达不到，社会发展水平达不到”。

一味发展供销合作社会把粮食流通领域的利润留在商人手中，这对工业化发展之初资金极度匮乏的当时中国来说是不能容忍的。最终毛泽东主导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紧接着“土改”的完成轰轰烈烈展开。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做出两个决议，开展全国性的农业合作社运动。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提出改造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步骤，方法等意见。同时在会上对工作保守的邓子恢提出批评：“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开始，毛泽东亲自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形成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

对粮食等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一九五六年完成的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三个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者加在一起，并称为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只有刻不容缓快速发展，尽快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加紧追赶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只有动员起一切力量照着一个方向努力。

反右，人民公社，大跃进和庐山会议。

随着新中国科学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在深刻总结古今中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毛主席水到渠成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将其确立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的重要指导方针。1956年4月2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专门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八个问题中的第五个提了出来，明确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

1956年前后，国内一些社会矛盾表现得尖锐起来，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事件。对政府批评的意见，对现实不满的言论，也多起来了。原来带领群众共同战斗的共产党在自己执政以后却与群众发生了矛盾，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毛泽东认为这一类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是党内不断滋长的官僚主义，执政党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解决这个矛盾，共产党“不能靠威势吃饭”，“不能以力服人”，更不能“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唯一的办法就是让群众说话，让群众来监督，批评执政党，帮助执政党克服缺点。群众，也包括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政治组织，即民主党派；而且，由于这个群体有文化，影响力大，所以“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应引起特别的注意。这些思想经过中共八大（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到八届二中全会（1956年11月10日至15日）期间的酝酿，形成了具体的方针和部署，沿袭中共的传统，提出了整风的任务。与历史上四二年整风有所不同的是，这次整风，毛泽东要采取开门整风的方针。

“1957年4月是党中央和毛主席加紧部署整风的一个月，甚至可以说，在这个月内，几乎每天都在研究和谈论整风问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07页)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的整风指示，全党整风开始。初期进展健康顺利，党衷心欢迎党外人士和党员群众的善意批评和建议。

以下是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关于整风反右的表述：“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而一九二一年《决议》对“反右”表述仅仅一句话：“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

我认为一九八一年《决议》对“反右”的定性是准确的。二零二一年《决议》对此仅仅沿用上个《决议》的一句话，是因为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上相比而言“反右”太微不足道。这里我再谈谈反右斗争严重扩大化中知识分子本身的问题。知识分子轻视劳动，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轻狂挑剔的性格缺陷和毛病也是根深蒂固的。秦始皇开始也是很想使用儒生的，只是在极度失望后转而“焚书坑儒”。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曾孙汉宣帝对儒生有个精准评论。时太子刘奭（汉元帝）对宣帝曰“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闻之色变”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遂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

延安文艺界人士多是在全国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抗日救国热情，以美术、舞蹈、音乐、戏剧、小说等形式，热情讴歌抗日根据地的对敌斗争，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但是，延安文艺界也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作风不正的情况。一些人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不足，对群众缺乏了解，缺乏深厚的感情，轻视实践，脱离群众；一些人有较严重的唯心论、教条主义，满足于空想、空谈；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艺术高于政治，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因此，一些文艺作品脱离群众、脱离根据地现实，不能适应抗战的需要。此外，在文艺界内部，还存在着一些长期积累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现象，包括宗派主义的问题。

讲个延安时期的事。作家萧军到延安后自命不凡，口出狂言“老子是天下第六（前面有马恩列斯毛）“，”一支笔顶五个师“。朱德在一次会议上就批评道”你是世界第一也罢，第二也好，但不是你自己自封的，需要人民群众认可才算“。中共是在艰苦残酷的农村环境中发展壮大的，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行，进城后很多干部和知识分子不对眼也是难免。在开门整风中很多人不是诚恳提出批评意见建议，口无遮拦触怒相当多干部群众的情况也不会少，成为反右扩大化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比如章伯钧的老友梁漱溟在1985年11月11日称章当时是“忘乎所以”。所以薄一波在总结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教训时指出：“我们对右派的情况没有一个确实可靠的估计，而基本上是跟着群众运动走，整出多少算多少。”(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6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