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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主义、乡镇企业与农村工业化

原载《财经科学》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吴一平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上海200439）

　　「内容提要」乡镇企业是中国所独有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1984～1994年乡镇企业以年均37.9％的速度增长，但1996年以后经济效益出现下滑。文章认为，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乡镇企业兴起的真正原因；宏观经济环境恶化导致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下降，改制并不适用于所有乡镇企业，中央政府强制推行该政策并未提高企业效益，相反导致了一部分乡镇企业的衰落。

　　「关键词」集体主义/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

　　一、引言

　　农村工业诞生于“人民公社”时期，当时被称为公社企业。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年底，毛泽东亲自编选并修改了《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这两份文献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的形成。1958年8月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人民公社化这一趋势，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正式开始。中央制定了推动农村工业发展的政策，决定每年由中央财政拨款10亿元，全力推动农村工业化。1959年中国农村已经建成约70万个社办企业，号称创造产值70亿元。[1]（P65）但由于其后几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广大农民对于集体生产缺乏信心，导致了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1961年中国经济进入调整期，公社以下设有大队和生产队，此后的农村工业改称为社队企业。1970～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以年均44％的速度增长，远超过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29％的年均增长速度。据统计，1978年中国社队企业共有150万个，企业工人有2800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5％，近30％的公社和大队收入来自社队企业。1984年中国撤除公社和大队建制，设立乡和村，农村工业因此被称为“乡镇企业”。1984-1994年乡镇企业以年均37.9％的速度增长。1996年乡镇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近1/3，同时它也解决了全国1/4的劳动人口就业问题。但在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1998年乡镇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实现利润额比1996年下降了53.21％，比1997年下降了25.51％。从1996年开始，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也一直在负增长。关于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国内外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地方政府的支持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地方政府控制着大量的核心经济资源，比如生产许可证的发放、土地的使用权和信贷额度的配给等，这些资源注入乡镇企业之后就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政府也能够从中得到丰厚的回报[2].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经济体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相对的，政府控制资源的能力在不断削弱，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乡镇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3].另一方面，集体所有制是乡镇企业的主要所有制形式，由此产生的预算软约束和企业家权责不对称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乡镇企业的发展[4].因此，乡镇企业的经济效益必然会下降。笔者并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笔者在文章中将要说明两个问题：第一，政府支持不能合理解释乡镇企业的兴起；第二，改制（私有化）并不适用于所有乡镇企业，强制推行该政策并未提高企业效益，相反导致了一部分乡镇企业的衰落。

　　二、乡镇企业兴起之谜的社会文化视角分析

　　国内外经济学者对于乡镇企业高速增长这一经济现象的解释是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但政府支持假说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虽然同样有政府的支持，但各个地方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差别很大，有些地方（安徽等）的乡镇企业发展滞后，而有些地方（江苏等）的乡镇企业呈高速增长的态势。并且三省政府对乡镇企业的支持力度并无多大差别，以1992年为例，江苏省大多数市、县成立了乡镇企业协调领导小组，采取现场办公、集中办公等形式，经常分析研究，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困难与问题，不少市、县为企业跑项目、找资金，为企业排忧解难。安徽省长傅锡寿关于“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乡镇企业，各行各业都要参与办乡镇企业”的指示精神得到贯彻，省政府从省财政拿出7000万元用作乡镇企业周转资金，各地市大多数成立了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挂帅，派出一批干部挂职来抓乡镇企业。各地都建立了发展乡镇企业目标责任制，制定激励办法，组织各部门对口服务乡镇企业，有的还直接帮助或合作办了一些乡镇企业。成都市的市级各部门大胆放权，积极为乡镇企业解决资金、能源、材料、通讯、交通、技术上的问题，各区、县的领导亲自抓乡镇企业。同样的政府支持力度但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差别很大，这表明政府支持并不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主动因，充其量只是一个间接支持因素。乡镇企业通过政府部门获取银行贷款被认为是政府支持的一个重要方面，下面笔者比较一下江苏和四川两省乡镇企业在兴起阶段获取银行贷款的差别。

　　从表1中我们可以发现，江苏和四川两省乡镇企业在起步阶段得到的银行贷款并无很大差距，甚至在最初的两年1978年和1979年，四川省乡镇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大大高于江苏省，大约相当于江苏省乡镇获得的银行贷款的两倍，这说明这一时期四川省乡镇企业获得的政府支持要大于江苏省乡镇企业。只是从1980年开始，江苏省乡镇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才高于四川省，统计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获得的银行贷款占其总资金比重不高，我们以1982年为例，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来源中的银行和信用社贷款比例只有19.2％，一直到1985年都在30％左右，[5]（P343）。这表明银行贷款并不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政府支持并不是乡镇企业兴起和迅速发展的主因。那么乡镇企业兴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是集体主义精神推动了乡镇企业发展。

　　1992年中国基本完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农户与农村集体签订了土地使用合同，遵循“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原则。随着家庭规模的不断扩大，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不可能提高，这种小农经济如何能提高广大农民的收入呢？或许很多人会说，农民可以到城市寻找工作机会！但从二十多年的发展情况看，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下，难以容纳每年1.5-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另外，中国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城市里受过相当教育的劳动力还有许多人处于失业状态，那么农民能有多少就业机会呢？为了避免市场经济的冲击，广大农民在农村集体的组织下参与市场竞争，而采用的组织形式就是乡镇企业。相对于单个农户而言，农村集体由于拥有资本、人力上的优势，因此在兴办企业方面容易得多。如何才能将分散的资本、人力联合起来呢？关键的因素是集体主义精神。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集体主义精神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制度因素。公社体制遗留的组织资源和村庄传统的组织资源、以及村落文化和社会心理基础的雄厚，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以精耕农业为主的小农经济国家，农民缺乏自我表现创新的能力，小农聚居的自然村落缺乏自我发展的机制。要将一盘散沙的农民纳入一个规范的制度之中，要使自由散漫的农民按严格的制度规范去行为，必需有一个制度安排。许成钢和魏兹曼[6]认为，正统的产权理论“遗漏”了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合作文化（或合作精神）在经济效率上的作用，因而正统理论可能是不完整的。中国文化里含有较高的合作精神，这种精神就是集体主义精神，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中的人们有较强的自我约束。但要使集体主义精神对广大农民产生作用，使他们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下行为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利高度集中的权威系统，这个权威系统就是中国共产党，农村集体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通过中国共产党这个核心所产生和延续的。没有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民产生的凝聚力，农民将如一盘散沙无法抵御市场经济的冲击。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近5万乡政府和80万村委会的组织和扶植下，农民建立了200万个具有工业性质的乡办和村办企业，为全国2.3亿农户提供了7000万个就业机会。[1]（P52）正是由于各个地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力量对比存在差距，（注：经年累月之后，一个农村往往能在日常生活及所赖以生计的细节处，积演成若干特有技术、特有方式、特有口味、特有方法、特有标准、及特有是非观念与社会价值等。这些特有之点融合起来，形成一个农村所特有的文化或文化形貌。见杨懋春：《近代中国农村社会之演变》，巨流图书公司，1980年，第20页。因此各个地区的集体主义精神必然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各地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不尽相同，下面笔者建立一个模型来说明集体主义精神是乡镇企业成功的制度因素。

　　假定一个乡镇企业有个员工，每个员工的劳动能力是相同的。企业中第个员工的行为假定是：

　　MAXe[，i]U[，i]=U[，i]（I[，i]，e[，i]），U[，II]＜0，u[，ee]＜0，e ∈[0，1]（1）

　　此处e[，i]，U[，i]，I[，i]分别是第i 个员工的努力、效用和收入。U[，II]和U[，ee]表示的二阶导数。努力是由劳动的数量和质量构成（可以将劳动数量理解为投入到生产中的劳动力，劳动质量可以理解为投入到生产中的人力资本）。当努力为0时，这意味着员工没有供给努力；当努力为1时，这意味着员工供给的努力最大。假定努力是同质的。

　　P[，i]是第i 个员工的劳动份额，h[，i]是第i 个员工的劳动量，Y 是企业的利润。

　　π表示企业管理者所实施的监督程度，当监督程度为0时，意味着没有监督；监督程度为1时，意味着完全监督。E 表示N 个员工提供的总努力，E[，π]和E[，ππ]表示E 的一阶和两阶导数。第i 个员工效用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假定企业的生产函数为：

　　F=F （K ，E （π），SK），F[，K]＞0，F[，KK]＜0，F[，E]＞0，F[，EE]＜0；F[，SK]＞0；F[，SKSK]＞0；（7）

　　F 具有连续一阶和两阶导数，F[，E]和F[，EE]表示F 的一阶和两阶导数。

　　企业利润为：

　　Y=F （K ，E （π），SK）-C（π，N ，SK）（8）

　　C[，π]＞0，C[，ππ]＞0；C[，N]＞0，C[，NN]＞0；C[，SK]＜0，C[，SKSK]＜0

　　C 是监督费用，SK社会资本，（注：社会资本是一种持久存在的，被人们公认的体制化体系，是一种不同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存在于社会结构的资源，包括权威体系、信任关系、规范、人际网、多功能组织等。丰富的社会资本促进了企业效率的实现。见刘丽娜，《乡土社会的理性和效率》，《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9年秋季号，第10-22页。这就是说社会资本具有降低经济组织内部交易费用的功能。）并且我们假定企业经理对F 、C 和E 拥有完全知识。由于是集体企业，经理的目标是选择适当的π以最大化每个员工的平均利润。（注：此时经理在将企业员工的努力程度假设为既定的情况下最大化自己的目标函数。）经理的目标函数是：

　　MAX （1/N ）[F（K ，E （π），SK）-C（π，N ，SK）（9）

　　（9）式最大化的一阶条件是：

　　F[，E]E[，π]-C[，π]=0（10）

　　对（10）式求π、SK的微分，可得：

　　（d π/dSK）=（C[，πSK]-E[，π]F[，SK]/E[，π][2]F[，EE]+F[，E]E[，ππ]-C[，ππ]）（11）

　　根据前面的条件可知（11）的分母为负，分子也为负，整个式子为正，并且分母恰好就是（9）式的二阶条件。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多的企业需要的监督程度低，减少了企业内部交易费用，有助于企业的发展；而社会资本少的企业需要的监督程度高，必然增加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这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各地乡镇企业发展的差异化，对于集体主义精神强的地区，其社会资本也多，（注：集体主义精神是形成乡村社区社会资本的重要途径之一。）企业发展迅速；而相反，集体主义精神弱的地区，其社会资本也少，企业发展缓慢。

　　四川和安徽是率先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两个省份，集体主义传统很快被打破。随着农村集体对土地控制力减弱，农民对个人承包的耕地享有更大的自主权，现金、牲畜、生产设施等集体财产也被农民分光，农民大部分都是出外务工，农村集体缺乏创办企业所必须的原始资本和劳动力，同时单个农户经济能力有限，那么这两个省份乡镇企业发展滞后也不足为怪了。威廉·伯德（William Byrd，1990）指出，在安徽，包产到户与乡镇企业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相关关系。“在界首，包产到户很快就使仅有的社办小企业陷入休闲状态”[7].缺乏集体主义精神对农村经济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后果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影响农村社区的稳定。1993年春夏之交，四川仁寿县发生的农民暴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与上述两省相反，江苏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步伐一直十分缓慢，基层政权并未将集体财产分配给农民，苏南有些地方甚至没有把口粮田分给农民。正是这些地区强有力的集体主义精神抵制住了包产到户政策，农村基层政权运用自己掌握的资源组织社区内的农民兴办乡镇企业，农民收入水平逐渐提高。并且即使在全国已经开始大面积推广私有化政策后，它仍然贯彻“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多种形式、因地制宜、自愿选择”的方针。江苏华西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依靠以人为本的道德规范对社区范围内一切人的行为进行约束，公共产权并未产生低效率，企业反而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发展壮大。这说明集体主义没有与市场机制发生冲突，相反两者成为互补性的功能体系。从表1可以看出，江苏的农村工业远比安徽和四川发达。

　　三、私有化与乡镇企业脱困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私有化”思潮传入中国，“要把社会主义经济改造成市场经济，中国必须实行根本性变革，即私有化”。[1]（P36）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出现效益下滑。国内外一些学者运用“预算软约束理论”和“模糊产权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解决乡镇企业效益下滑的唯一途径就是对乡镇企业进行改制——私有化。中国乡镇企业改制是一个由政府推行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未顾及广大农民的意愿。最早的一个文件是1994年3月31日由农业部发布的《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中央政府未考虑各地乡镇企业的实际情况，用统一的模式——私有化对其进行改造。截止2000年底，乡镇企业“改制”已基本结束，95％的乡镇集体企业已消失殆尽。乡镇企业私有化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企业职工大幅减少。据统计，1990年乡镇企业职工共有9614万人，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30％；而私有化结束后的2001年，乡镇企业职工共有1.31亿人，仅占当年农村劳动力的26.7％。[1]（P99-100、350）

　　理论界认为，乡镇企业自身产权界定不清及预算约束软化必然会导致经济效益下滑，对其进行改制是十分必要的。乡镇企业产权主体是所在社区全体人民，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其产权还是清晰的。乡镇企业并没有像国有企业那样可以得到国家的无限支持，乡镇企业所受到的竞争压力要大于国有企业，因此它的预算约束相对硬化。1996年以来，乡镇企业效益确有下滑，但情况并不严重。据统计，90％以上的企业仍保持盈利，亏损面保持在7％以内。对于乡镇企业效益出现下滑这个问题，必须注意两点：第一，市场竞争加剧对于乡镇企业发展必然会产生不利影响，这是导致其效益下滑的原因之一；第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抑制了出口，1994年乡镇企业外贸依存度为9.47％，1995年达到9.82％，但到了1997年下降至7.37％，（见表2）这对于乡镇企业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当前中国正在强制推行的改制政策破坏了集体主义对农民的凝聚力，那么乡镇企业衰落的趋势更加快了。因此，是否所有的乡镇企业必须进行改制就是个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我们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式去要求所有的企业。改制完成后，乡镇企业发展速度由1996年的20.99％降至2001年的8.10％，农民纯收入增长率由1996年的22.07％降至2001年的5.01％。江苏省改制前（1993年前）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保持在60％以上，利润的年增长率保持在70％以上；而改制后这两项指标下滑十分厉害，截止到2000年它们分别是10.6％和19.6％。（见表3）这些数据对于我们考虑乡镇企业改制问题应该有些启示吧！

　　四、农村工业化的实现途径——乡镇企业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业人口不断增加的双重作用导致农业生产率下降，低生产率使得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很少，这必然会影响农村社区的稳定。农民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只有通过工业化来消除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而农民所要做的正是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走农村工业化的道路。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经验事实告诉我们，乡镇企业是推动农村工业化的主力军。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首先，它改变了农村的产业结构，农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68.6％降至1993年的36.71％，而工业产值比重由1978年的19.46％升至1993年的56.79％。[8]（P287）其次，它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乡镇企业职工一般来自所在社区，工人的劳动技能通过“干中学”获得提高，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最后，它提高了农民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57元升至1995年的1577.74元，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已构成农户收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993年中国乡镇企业的工资开支共计1323.90亿元，大约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口（91333.5万）人均145元。[8]（P287）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从1994年开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但是从1997年起又逐步扩大。2001年居民的人均收入几乎是农村居民的3倍。2002年全国的基尼系数相对于1995年上升了大概两个百分点。如果把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就必须重视乡镇企业的发展，通过乡镇企业来推动农村工业化，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这是新时期农村经济工作的重心。

　　五、结束语

　　同样有政府的支持但各地区乡镇企业发展差别很大，这说明政府支持并不是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主动因。笔者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该现象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毛泽东倡导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所形成的集体主义精神是乡镇企业兴起乃至成功的重要制度因素，接着运用一个模型对上面的假说进行了讨论，并且用江苏、安徽和四川三省为例加以论证。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即集体主义精神的强弱与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乡镇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的真正原因是外部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同时中国正在强制推行的改制政策（私有化）破坏了集体主义对农民的凝聚力，这更加速了乡镇企业衰落的趋势。既然乡镇企业改制的理论前提不成立，那么改制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中国正在全国强制推行的改制政策（私有化）破坏了集体主义对农民的凝聚力，集体主义精神不复存在，这导致了具有传统合作精神地区的乡镇企业的衰落。对于乡镇企业不应采取一个统一的改革模式，应遵循事物的多样性原则，因地、时、物而异。乡镇企业对于推动农村工业化、改变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应成为今后发展农村经济所采用的一种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

• 我个人觉得你们应该指出城市工业和美国机械化农场主的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