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中国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 -- qq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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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30年的市场经济有两种

跟河友的讨论中，我提到了新中国始终存在着市场经济：

一种是本该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运作，结果产生了计划之外的运作或者易货交易。这种计划外的市场，产生的直接原因就是中央计划经济的编制和控制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直接原因是严重的物资短缺，使得即使计划部门编制了计划，计划内的物资有时仍然得不到保障。于是就产生了易货贸易，以手中有的物资，去找合适的买家换取自己急需的生产物资。但这种易货贸易一般规模较大，往往存在于地方与地方之间。这种易货贸易从建国初开始就存在，到一五计划结束时仍然存在，且长期存在。

另一种市场经济则是长期存在的集体企业、个体商业，以及社队企业，这些企业长期在计划经济之外运行，是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而且这部分经济比较分散，基本上都是货币贸易，而不是易货串货，而且是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自发调节。

这两种市场经济都长期存在，但有两个较大的发展高峰期，一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的时期，也就是大跃进时期，另一个是60年代末-1975年前后，即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

第一种市场经济的存在，其直接原因当然是中央政府制定计划经济的能力不足，以及新中国工业化初期极度的物资缺乏，物资保障能力不足，但这却并不是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计划部门制定计划的能力可以逐步提高，物资保障能力也可以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逐步改善。

那么这两种市场经济，尤其是第二种，为何能在号称实施了计划经济的新中国长期存在甚至得到呢？

其原因就在于主席是其背后的主要推手。

1953年，中国开始实行一五计划，全面移植苏联模式，建立起高度集权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一五计划取得了很大成效，但在一五计划末期也出现了所有制结构趋向单一和中央集权过多，国家对企业管理得过死等弊端。中央部门直接管的企业，由1953年的2800个增加到1957年的9300个，中央支配的财力占75%，地方占25%，中央政府各项权力在大幅度扩大，而地方政府的权力被不断削减。工业生产计划，财政收支，劳动人事，物质分配，物价，基础设施建设安排等权力，都集中到中央手中。地方和企业自主权过少，影响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也影响了经济机制的运转。

主席是最早认识到这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高度过度集权的弊端的领导人，他还认识到这种中央高度集权事实上演变为了中央各个行业部门的集权。

主席对这一弊端的认识和持续改造，是他在此后20年持续探索改造中国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

于是实现地方分权成为毛泽东改革苏联高度集权计划经济体制的重要切入点。从1956年开始，中央在主席的指示下开始着手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重点是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向地方下放权力。综合起来看，50年代后期的这次地方分权改革包括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内容，即计划管理权、企业管辖权、物资分配权、基本建设项目的审批权、投资管理权和信贷管理权、财政权和税收权、劳动管理权。这些权力向地方的下放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联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地方政府所掌握的经济管理权力大大增加。经过这次权力下放，原中央各部所属的企业和事业单位，88% 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中央直属企业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比重，从1957年的39.7%下降到1958年的13.8%。

然而，这场地方分权的改革尝试与当时的另一场运动—大跃进叠加在一起，并不成功。在大跃进的狂热氛围下，地方分权通过极其激进的方式得到实施。各级地方政府充分利用自己所获得的权力，在基建项目、经济指标、资源调拨等方面，大跃进地发展本地经济，最终导致了国家整体经济秩序的混乱。于是中央开始回收权力，60 年代初期负责具体工作的一线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批评了地方的分散主义，多次强调加强中央集权的决定性意义。在1962年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系统论证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性，力图扭转全党的认识。刘少奇批评了分散主义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危害，并系统论证了加强中央集权恢复经济的必要性。此后加强中央集权成为了政策取向。

但主席并没有停止他对于地方分权改革的思考，他认为为克服经济困难所实行的中央集权改革只是特殊条件下的临时性举措。

所以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主席又重启了地方分权的改革进程。

60年代重启的分权改革比50年代末在程度和规模上大大加强，这一方面是因为对苏联模式的中央集权发展模式的弊端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因为60年代面临严峻的外部安全形势。空前的外部安全压力迫使中国调整经济管理模式和产业布局，因此地方分权不仅具有经济层面的意义，同样关系到国家的政治和战略安全。正是在上述的两方面动力作用下，主席决心对于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再次进行大规模的改造。

三五计划重点解决了国家产业战略安全布局的问题，同时也改善了50年代以来中国产业地域布局严重不均衡的情况，另一方面，60年代末，大量的“条条”的权力和资源被下放到“块块”。

到了70年代，地方分权改革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主席关注的已不仅仅是管理权限的下放，这个时期他更强调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和自力更生，这些指导思想都地体现在“四五计划”的方案之中。

四五期间，除了经济进一步分散到地方，还更进一步地广泛地深入到农村，社队企业在这个期间再次兴起。自从人民公社化以来，社队企业的潮起潮落与地方分权改革几乎是完全同步的，1958年兴起，然后调整收缩，到1964年再次起步，到69年开始进入第二次高潮。

以浙江省为例，

1973年底，全省已兴办社队企业3万多个，其中社办企业4600余个，大队企业2.6万余个，从业人员近60万人；

1975年底，浙江已有83％的公社和47％以上的大队，办起了企业4.67万个，参加劳动力104.5万人；总收入12.8亿元，占全省人民公社三级总收入的比重为24.9％。

1976年全省社队企业增加到5.1万多家，从业人员124万人，企业总收入16.3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2.8亿元。

1977年，企业总数为5.56万家，从业人员140万人，企业总收入21.7亿元，其中工业产值17.5亿元。

1978年，全省社队企业总数达到7.4万家，从业人员190.14万人，企业总收入26.37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21.71亿元，分别比1975年增加58％、81.95％、106％和66.95％。

块块型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队企业的快速发展还和文革有着奇特的关系。三五计划和四五计划刚好与文化大革命时间重叠，文革在经济层面也产生了复杂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在主席所倡导的各个地区自力更生和独立组织的经济建设理念指导下，中国的经济进一步分散化。文革削弱了中国的中央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放松了中央的计划控制，使得中国块块型经济的发展趋势不断强化。这种各个地区之间自给自足政策的好处，有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管理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尽管文革所造成的政治冲击要远远高于大跃进运动，但是其对于经济的冲击则要小于大跃进。通过地方分权，在中央国家机关业已瘫痪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承担起了维护本地区经济建设的实质性作用。

文革对社队企业发展的奇特的推动作用还来源于文革N多罪状中的两个，一是文革高潮的两年城市经济受到较大冲击，原有的计划内经济体之间的协作关系被冲乱，社队企业于是趁虚而上，为城市经济部门配套服务，建立协作关系，另一个就是文革时期大量的城市人员下放农村，为农村带来了大量的人才，更带来了持续深入的城乡信息交流，这使得很多的社队企业得以建立，并将视野和业务从本地农村延伸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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